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档案和其他各种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贯彻的体现。这将有助于纠正人们以往对一些党史人物的片面的和模式化的认识，使人们真正了解这些党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近年来，学界关于党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择其有重要研究新进展的若干人作以介绍。

　　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以往学界对朱德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军事思想。近年来，学界对朱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研究者认为，朱德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善于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灵活具体地处理好军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者指出，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朱德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将其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正确评估农民的觉悟程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建立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

　　李大钊日本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站不住脚

　　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过去对他的研究多从政治的视角。近年来，李大钊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二是对一些成说的争鸣。关于李大钊研究视角的转换，现在研究者更倾向于把他作为现代文化名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的视角，对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比如对他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研究者提出，仅将此两文定位在欢呼十月革命的角度是狭隘的，要把它们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价值。对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两文，有研究者主张这两文所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学习俄罗斯文明，而是从学理层面，对1918年2月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发表的一种政治见解，意在告诫当局:不要因一时的短见而上日本的当，派兵干涉俄国。

　　争鸣的另一个热点，是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引起的，即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争论。石川认为，《晨报》主笔陈溥贤才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的。同时，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质疑。国内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萧超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李大钊是第一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虽然还需要再认识，但就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还是可信的，石川的质疑并不能站住脚。

　　董必武“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

　　董必武作为在国外学过法律专业的一位党的领导人，建国后主管政法工作，其法治思想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在研究中受到更多的重视。研究者普遍认为，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思想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在法学思想和法治建设方面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