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城村是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一个普通的村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2012年认定的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简称台城特支）就诞生在这里。

    1923年8月，在安平县台城村，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弓仲韬，带领两名刚刚入党的农民党员，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此后，在党领导下，这个农村党支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着坚强的战斗堡垒作用。

    走出封建家庭的弓仲韬

    从明朝初年到清朝末年，安平县台城村说起大户人家，首屈一指的要算弓家。到清朝后期，弓家家族最鼎盛时曾拥有土地4000多亩，常年雇佣的管家、长工、仆役数十人。清朝光绪十二年（1886年），弓仲韬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弓仲韬有两个弟弟，都在外求学，其父弓堪常年久居关外，家中的事情就交给了弓仲韬打理，他成了掌管全家事务的“少东家”。阅历渐多眼界渐宽的他，厌倦了封建大家庭等级森严贵贱有别的习气，更无意沉溺于家庭的繁琐事务，总想摆脱时下这种违心的地主生活，心中积累下无法排遣的苦闷和彷徨。

    转眼间，弓仲韬已年近30岁。此时，一个转变弓仲韬一生命运的机遇悄然降临。弓仲韬有一个堂兄名叫弓镇，曾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读书。那年春节，弓镇回家过年，二人相谈甚欢。弓仲韬将自己的苦闷倾诉给弓镇。弓镇说，大丈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岂能安于陇亩，你也去报考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吧。弓仲韬一听，这正符合自己走出封建家门的愿望。

    于是，在1916年的中秋时节，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新生报名处，来了一位年龄偏大的新生——弓仲韬。

    从燕赵平原闭塞偏僻的乡间，一下子跻身于冠盖云集、名流荟萃的京城，进入新型的大学学习新知识，感受到各种思潮风云际会的碰撞激荡，弓仲韬久久沉闷的心，忽然间豁亮了许多，思想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三年求学期间，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直至1919年五四运动全面爆发，使多年积贫积弱的中国面貌为之一变。此时的弓仲韬，面对校园以外风起云涌的民主与科学运动，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他亲身参加了五四游行示威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痛打卖国贼的场面，望着赵家楼滚滚而起的浓烟，弓仲韬和所有参与者一样，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痛快酣畅。

    五四运动后，全国民众精神振奋，一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进步刊物、编辑进步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仅在这一年中就创办刊物400多种。在各家学说竞相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学说广为人知，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弓仲韬通过学习进步书籍，思想有了很大的飞跃。

    李大钊介绍他入党

    1919年，弓仲韬大学毕业，到北京天桥沙滩小学任教。教课之余，他博览群书。离任职的学校仅有一里之遥的北大图书馆藏书丰厚，可是只对校内的学生和教职工开放，外面的人难以进入。碰巧弓仲韬的一位保定籍老乡在这读书，于是他就借用老乡的证件进了北大图书馆，一来二去与图书馆管理员熟了，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弓仲韬并不十分在意那些泛黄的线装书，却对欧美近代有关的民主自由书籍具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的文章更是情有独钟，一旦借到，便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李大钊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常到阅览室查看。他身着灰布长衫，椭圆脸，留板寸头，浓密漆黑的八字胡，鼻梁上架金丝眼镜，深邃的目光仔细地扫描着每个角落。

    阅览室东北角一个30多岁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引起了李大钊特别的注意，此人是图书馆的常客。李大钊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两人你有言来我有语，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

    自那次见面过后，弓仲韬经常和李大钊见面，从中受益不少，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走势也加深了了解。

    随着与李大钊先生的接触和读书范围的扩大，弓仲韬的思想不断升华，逐渐完成了由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向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在那期间，他还受李大钊先生的派遣，多次到天桥一带的下层劳动人民中间宣传革命思想，鼓动人民向黑暗的旧社会宣战，与封建把头、资本家、军阀官僚进行坚决的斗争。

    李大钊看他进步很快，1923年4月，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大钊向新党员弓仲韬讲了党的性质、组织纪律、保守秘密等有关事项，叮嘱他务必树立为劳动阶级奋斗的雄心壮志，肩负起创建崭新国家的重任。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个党刚刚建立，革命征途尚任重道远，需要长期作战。目前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非常强大，像所有主子都十分忌讳奴隶们的反抗一样，各路军阀政客们虽然勾心斗角，但是一旦对付起共产党来，都是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必欲捕之杀之而后快，眼下白色恐怖无处不在，我们要格外小心谨慎，机密从事，绝不能让反动派抓住把柄。”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弓仲韬开始走上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回老家建立党组织

    1923年4月，李大钊对弓仲韬讲：“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在书斋里不行，只在城里也不行，需要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你家在农村，就回老家建立党组织，发动群众吧。”

    随后，弓仲韬辞去教师工作，放弃了城市生活，弓仲韬秘密回到了老家安平县台城村。他卖掉了自家的20多亩地，开办了“平民夜校”，建起了专门为农民办事的群众组织——农会。学员们多为村里的青壮年，还有些无钱上学的贫家少年，平时常有二三十人上课，高峰时达到50多人，三间并不宽敞的教舍里挤得满满的。1923年8月，弓仲韬介绍台城村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弓凤洲、弓成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经李大钊同志批准，1923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台城村“平民夜校”里，弓仲韬主持召开台城村共产党党员会议。由弓仲韬、弓凤洲、弓成山三人组成的中共安平县台城特支自此成立，支部设在弓仲韬家里。弓仲韬任书记，受中共北京区委直接领导。

    中共台城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它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安平人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革命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输送大批人才

    受台城特支的影响，安平县一大批优秀儿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5年台城村弓濯之入党，1926年夏担任共青团三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积极在饶阳、深泽等地的青年中发展党员。1938年2月受安平县委指派，领导肃宁县广大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使肃宁县很快成为抗日模范县。

    弓仲韬的三个堂妹均在弓仲韬影响下投身革命。大妹弓惠诚和丈夫王子益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人解放后成为重要领导干部。在革命最低潮时，他们千方百计逃过敌人追捕，颠沛流离，后来终于找到了党，王子益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工作。二妹弓蕴武在家乡参加革命，入了党，抗战时在冀中战斗，爱人是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一次战斗后，由于音信不通，双方都被告知对方已经牺牲，二人万分悲痛。后来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若干年后，他们才知道对方还活在世上。

    三妹弓彤轩从小就追随哥哥闹革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台城村第一个报名参军抗日的女子。抗战时期，弓彤轩在冀中区党委工作时与常德善结为革命伴侣。常德善原籍山东枣庄（后划归江苏徐州），是红二方面军的老红军，长征中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随贺龙到冀中，后被任命为冀中八分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多次重创敌军。1942年，日寇进行“五一”大扫荡时，弓彤轩即将临产，因无法跟随部队行动，被送回娘家，并生下了孩子。有一天，常德善带部队转移到安平附近，抽空匆匆回家看了一眼还在月子里的母子俩，这是父子俩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面。

    1942年6月9日，常德善带领部队本已跳出敌人包围圈，但为了掩护群众，又杀入险地，在肃宁县雪村一带遭敌人层层包围，负伤后，拒绝战友们救助，用机枪掩护同志们突围，最终身中27弹，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群众掩埋了烈士的遗体。日寇知道后，把常德善的遗体挖了出来，砍下头颅放在笼子里，挂在河间县城门上，弓彤轩听到丈夫牺牲的噩耗后痛不欲生。直到晚年，每次提起此事老人家仍悲痛难抑。贺龙对常德善的牺牲十分痛惜，曾题词：“常德善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军队的坚强干部”“功勋卓著，业绩永存”。

    1930年初，安平县任庄村共产党员李子逊、李子寿受县委的安排在蠡县的布里高小教书并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员丁浩川，在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了布里高小党支部，书记李子逊、组织委员李子寿、宣传委员丁浩川。李子逊、李子寿又先后发展蔡书林、蔡畔林、蔡汝林、崔炳南等人入党，这些党员为轰轰烈烈的高蠡暴动准备了人才，为高阳县党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个家庭做出巨大牺牲

    弓仲韬整个家庭付出了巨大牺牲。他的父母本应过着富足安稳的生活，但受弓仲韬的牵连，经常遭到各路敌人威逼、打骂，被反复折磨而去世。为避敌人耳目，不能白天出殡，只能偷偷在夜间安葬。

    弓仲韬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在8岁时被敌人投毒害死。大女儿弓浦从小在家乡跟着他闹革命，1926年在北京上学时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军警开枪镇压。弓浦被打伤，回到家乡治疗，其间被选为中心县委妇女委员，后伤重不治而亡。

    大女儿牺牲后，弓仲韬让小女儿继续参加革命。1925年，在弓仲韬家建立了台城女团支部，支部书记由女儿弓乃如担任。之后又发展弓沔、安菊、毕改、弓庆足等加入共青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