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姐妹3人很替母亲争气，学习成绩都很好，就是没钱交学费，母亲拿着父亲以前写给她的信给学校领导看，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将你们接到一块过好日子……凭着这些信，我们姐妹被评上乙等助学金。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劳动，我们生活没有来源，如果没有这些助学金，我们初中都读不起。

    1965年，母亲死在了农村。

    几个月后，父亲周镐被政府追认为烈士。但母亲没有等到这个消息，离开这个世界时还睁着眼睛。1971年，政府给我们姐妹3人送来了烈士证和光荣烈属牌。

    母亲去世前，把她珍藏多年的父亲遗物交给了我。母亲除了把父亲的黄埔同学通讯录及军统证件埋在地下以外，其余的都保存了下来。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流泪了，感叹父亲的命运与不易，更感叹母亲一生的悲苦和对父亲的挚爱。

    遗物有大量的信件、照片，还有《辞源》、日记本、通讯录、领带、衣服、皮包、印章、印章盒、印泥盒、老虎钳、砚台、报纸、父亲专用的“治平用笺”信纸及“周镐缄”信封等。

   “文革”以后，我们姐妹3人把这些文物分批捐赠给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砚台是蒋介石赠送给父亲的，“文革”期间，因为害怕，我用起子与锤头把“蒋中正”三个字凿掉了。印章也不是一般的石头，是珍贵的红玉石。那张《复兴日报》，是父亲在南京接收期间将汪伪的《中报》变更的，报纸刊登了父亲亲自起草的《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布告》。这张报纸是母亲从南京带回来的，这份报纸只刊出了3天就夭折了，是报纸类的绝品。那13封信是父亲对母亲带泪情感的倾诉。信里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我现在因厌恶官海的生涯，深愿早日得到胜利。我们‘坐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种自在生涯，多么痛快、自在。我前两年的话，约你抗战胜利了，回家的诺言，到今天，愈想愈是对了，人生数十年的光景，何必如此奔波劳苦呢？……什么功名利禄，我都看得淡然了。初呀（母亲名字），苦吧，待着吧，抗战的胜利就在目前了，这样我们也对得住国家民族的、个人的心地，也可告慰了。这上面的话，是灰心吗？颓废吗？我都不承认的，完全是为着生涯的辛苦十余年来，无片刻的休养，一个人精力是有限的，且社会的人士也太坏了，又何必与人争此功名利禄呢……”

    屈指算来，我的好父亲周镐离开我们已经60多个年头了。

    （文/周慧励 口述 孙月红 沈量 整理。本文作者孙月红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史料研究科科长；沈量为南京市政协教卫文体（文史）委员会办公室调研员。本文曾收录于南京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内部刊物《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