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访。第一个国家的招待会，问题都安排好了，诸如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怎么发展两国关系之类。而第二个国家是开放提问。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就都来了，招待会上的问题有些尖锐。“后来邓小平跟我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

    一次，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饭吃，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让翻译吃点东西”。

    1986年陪同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由于交谈甚欢，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goodbye”。这是翻译高志凯印象中，邓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他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并附在邓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再见”——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邓小平扭过头来，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再见”。场面十分有趣。

    邓小平说的是“四川普通话”，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了，但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实际上，在每一次接到任务之前，我们都会做大量准备工作。”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介绍，首先是各种背景知识的准备，如来访元首的背景、国家的背景、来访的目的，中方的基本立场等。另外一项，则是词汇的准备。而且，“台前”看上去只有翻译一个人，其实这些内容都是背后团队一起准备的。

    还在翻译室的时候，张维为和同事陪领导人出访或是会见外宾归来，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实战中不太好翻译的地方。“比如李先念说过的‘甜酸苦辣都尝过’，怎样翻译更好更规范？”一般的做法，他们会把这些东西交给翻译室的老审校，由他们最终确定具体的译法。所谓“标准答案”出来后，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

    （《新湘评论》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