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叶挺（右一）在汉口为新四军筹款、筹枪，中间为郭沫若。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决定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叶挺，与文士郭沫若在广州由结识至相交。 1926年6月，郭沫若出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则与叶挺一文一武共同参战于北伐战争中。

    1927年，南昌起义军东征失败后，郭沫若去日本避难，叶挺则与张太雷等人发动广州起义，成立广州革命公社，不久失败。叶挺去欧洲考察。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郭沫若回到上海，而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出任主管宣传抗日的第三厅厅长，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从事抗战工作。叶挺也是在郭沫若回国不久，以无党派将军接受蒋介石的任命，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中将军长。从此之后，一武一文的叶挺与郭沫若，再次同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并肩战斗在同一条战线上，挚友情，爱国情，融于一体。

    当叶挺即将率领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叶军长特请他的知心挚友郭沫若，将《论语》里的名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居室中堂，永为自勉。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叶挺被扣押，于1月14日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郭沫若得悉消息，即以悲愤之情，题写两语：“风雨今宵添热泪”；“怅望江南余隐痛”。为挚友的罹难，深表悲痛。而在上饶囚室里的叶挺，继愤怒抗议之余，更是大义凛然不改“匹夫不可夺志”的初衷，英勇不屈，置生死于度外。从狱中给挚友郭沫若发信，替他安排后事，嘱托先行题写墓碑：“他日我死了，墓碑愿至友郭沫若君题写——历史悲角叶挺之墓。 ”

    叶挺身在囚室，虽然不能率军杀敌上战场，却仍然以无限深情，时刻关怀郭沫若能用一支大笔，横扫千军，高扬战旗斗敌寇。 1942年11月26日郭沫若五十寿诞时，叶挺身在重庆渣滓洞囚室，利用香烟罐上的圆纸片，亲手做成一枚“文虎章”，在背面上书写“寿比萧伯纳，功追高尔基”十个大字。然后让夫人李秀文女士亲自送到郭沫若家中。郭沫若接过如此特殊意义的寿礼，禁不住涌出热泪，久久不能停止。

    时过不几日，郭沫若接到叶挺在重庆渣滓洞囚室写给他的明志诗作，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写于1942年11月21日的《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

    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将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捧读过后，郭沫若当即奋笔写下钦敬赞语：“我敬仰叶挺，他有峻烈的正义感，使他对横逆永不屈服。他的诗是用生命和血写成的。 ”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4日，叶挺重获自由，回到了重庆中共代表团的驻地，郭沫若便于当日晚，前去看望他的老友叶挺将军。叶挺一见郭沫若即豪情地说：“沫若，记得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现在是一切都兑现了。 ”事实确真是如此，蒋介石曾几次会见叶挺谈话，要任命叶挺为国民党军的战区司令长官，也算是升官加“重用”。可是叶挺却都是冷冷地回答说：“若是放我出去，我还是要去当新四军军长。 ”

    遗憾的是，1946年4月8日，因飞机失事，叶挺将军一家四口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中共领导人遇难。正在重庆的郭沫若，痛彻心脾，放声痛哭。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一直深深怀念志趣相谐，性情投合，结局悲壮，长眠于延安烈士陵园的挚友叶挺将军。 1961年12月，郭沫若去广东视察时，特地前往肇庆，去到当年叶挺独立团团部的阅江楼，回顾1926年时相见于这座楼里的往事，缅怀遇难已15周年的挚友叶挺将军。即情赋诗，概述北伐名将叶挺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