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3年，日军对盐城、阜宁一带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部进行反“扫荡”。由于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骑马行军指挥作战很不方便，于是就改乘自行车。而这个自行车的“驾驶员”，就是时任新四军三师司令部通信参谋的王扶之。

    说到自行车，那还是1939年在河北的红子店、温塘战斗中，部队缴获了一辆自行车。那时候自行车是个洋玩意儿，没人会骑，王扶之很好奇，就想试着学学看。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扶之不但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还可以在自行车上拿大顶，双手撒把骑和倒背着骑。

    从此，部队无论向哪里开进，黄克诚师长总是以自行车代步，并经常坐在自行车上听取汇报，了解敌情，制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行动。这辆自行车的特殊功能被大家形象地比喻为“自行车上的指挥部”，而王扶之作为一名熟练的“驾驶员”，随时保障着这个“指挥部”转战南北。

    1943年春，新四军三师师部只带一个特务营在转移途中，于阜宁境内的芦堡外旧黄河堤附近同日军遭遇。特务营随即依托河堤与敌展开十分激烈的战斗，并多次与日寇拼起刺刀。部队伤亡较大，河堤临时防线随时有被敌突破的危险。师指挥所就设在距河堤不足200米的芦堡村内。特务营营长陈金保、政委黄励华请求师指挥所立即转移，可是黄克诚师长就是不肯走，他说：“师指一撤就会动摇军心，不能撤。”在坚持指挥了一段时间后，黄克诚师长才在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勉强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同撤出战斗。转移途中，他坐在自行车上发布命令，调单家港附近的第八旅二十二团一个营增援特务营。就这样，黄克诚在自行车上指挥了6次大规模的反“扫荡”战斗。

    198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同志到新疆检查边防建设，见到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扶之时还深情地询问：“王扶之呀，还记得你用自行车驮着黄老的事吗？那时你的自行车上可带着三师的‘指挥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