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领受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日记，我们可以领略他们读书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学风，甚至是读书的方法。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郁传统士子的痕迹，所谓“读书破万卷”、“开卷有益”、“读书明道”、“学以致用”等，都是传统精华的延续；至于读书的经验之谈，他们认为读书是人生必需的功课，并将读书化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读书的方法，则是积少成多，由博返约，以及解决好泛读与精读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强调读书须联系实际，将自己实践的直接经验和读书所得的间接经验进行有机的结合，等等。

　　徐特立：与其马虎读十本书，不如老实读一本书

　　徐特立青年时就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壮年时他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当时可买25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它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当然，当他读通了书之后，他也破产了。这是他罕见的读书境界，由此他购置了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如《十三经注疏》、《读史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就在“破产读书计划”的第八年（1905年，时徐28岁），果然家里的经济提前濒于破产了，不过，徐特立也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有许多塾学和学校争相聘请他去执教。

　　徐特立读书，注重实效，他认为与其马马虎虎读十本书，不如用读十本书的时间老老实实去读一本书。他的读书，与其为人的厚道、稳重相称。

　　谢觉哉：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

　　谢觉哉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的一生，笔者曾阅读过他的日记，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60岁寿辰时，董必武在贺寿诗中称其“屡有文章警海内”，而其读书的经验之谈则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诀。此外，读书也要有虚怀若谷的态度，谢老曾说：“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当然，读书还须有恒心，他说：“所谓攻书，就是读书要用心，把不懂的弄懂，不清楚的搞清楚，而且要把书中不对的地方识别出来，明白它为什么不对。”他还认为读书的好处是：“脑子越用越灵。想，似乎是耽误时间，想通了，解决了问题，在时间上又很合算。”这是对古人“心之官则思”的一种合理的解释，因为脑子不用就会变得迟钝，特别是老年人，长期不用脑子，就会有得老年痴呆症的可能。

　　谢觉哉读书，讲究贵在用心、贵在消化，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反对“囫囵吞枣”式的读书，并认为读书可以养心，反之则会轻浮急躁。他还将读书与人格相联系，认为读书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出一些正气、庄严与崇高，也会自然地产生对知识的敬畏态度，而这都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素养。延安时期，谢觉哉在日记中系统反省了此前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他特别警惕那些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套一套的“读书种子”，认为他们学风错误，夸夸其谈，是“左得可爱”的一些人，而这些人的主观、教条积习深入骨髓，是“爱护自己的错误比爱护自己的头还要紧”，因而对中国革命危险甚大。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党内是非常难得的，后来毛泽东也指出党内“左”倾错误的产生，有社会、国际根源，也有政治根源和主观根源，其中即有党内理论水平的异常薄弱，从而使得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能够有市场。也是在延安时期，谢觉哉觉察到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异样，意识到领导干部在面对权力时，如果没有由读书带来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敬畏和谨慎，就会缺失忧患和勤政的执政理论。这种由读书和反思带来的思想高度，至今还是让人崇仰不已。

　　董必武：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

　　参加过党的一大的董必武也是党内的饱学之士，他一生博览群书，耄耋之年仍“此身不惯闲无着”、“老去愈知学不足”。他在《八十初度》诗中说：“蹲点未能知老至，观书有得觉思清。”这是他酷爱读书的真实写照。

　　董必武秀才出身，又是留洋学生，还有丰富的革命经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集一身，于是他总能站在历史长河的前列。因为有着丰富的阅历，他格外重视读书，如他总结辛亥革命“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悲剧，就非常注重党的自身建设，尤其重视理论学习；如在苏区和延安，他曾负责主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中央党校”，期间都曾举办过各种训练班，主持机关干部的学习，并亲自授课。

　　董老也是党内著名的诗家，在他的许多诗词中，往往提及有关读书的内容，比如《七十自寿》中：“革命重理论，马恩指出早”；以及“未因迟暮衰颓感，毛选诸篇读尚勤”；在《八六初度》中：“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等等，可谓读书勤勉。

　　林伯渠：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

　　林伯渠谙通旧学，早年又在日本攻读过经济学和法学等，知识领域非常广泛。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意思是将读书视为修养心性、成熟心智的一剂良药，因此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他还自勉：“读书之道，博学详说；经世之才，遍采广询。自度智慧精神，终恐有所不逮。惟当谨守绳墨，不敢以浮夸导子弟。”年纪大了之后，他又认为：“知识愈多，愈觉学问之不足。”这都是十分可贵的读书精神。

　　林老读书，首先是出于全党的事业。1941年，他在《自传》中说自己“虽无特殊才干，但能把握住大的方向”，这“方向”，就是党的使命。在延安时，他在给朱德的诗中自谦：“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又在六十寿辰时就读书的问题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毛泽东回答说：“讲到底，我觉得还是三个问题。像你我这样的老党员，也还要在立场、观点、方法三个方面去努力。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正是那个“方向”的应有之义。1956年，林老在八大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只有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够成熟地运用它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才算有了可靠的保证。”这是他发自肺腑的体会，而历史证明了它的无比正确性。

    吴玉章：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

　　吴玉章在“五老”中又兼了一层教育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职）、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的身份，于是他的读书更是带有专业和学者的特点。不过，最初他也是为中华崛起和革命事业而读书的。后来他曾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到苏联去，看了许多宝贵的书，并到劳动大学学习。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实在不够，同时明白了看书要仔细思考，还要和自己的生活行事结合起来，加以反省。”这是他读书的厚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