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学君，内蒙古人，北京华安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副教授，把这些信息集中在一个内蒙古人身上，似乎是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内蒙古人给我们的印象是粗犷，搞旅游这样的文化产业似乎有点个别，更不可想象的是，安总的旅行社每年直接外联的国际游客达10万人次以上，并且没有投诉，2005年获得了北京市旅游局的奖励。蒙古族表扬一个人才能杰出时，常常用一个的专用词----雄鹰，安学君就是草原上的雄鹰，当你与他交谈起来时，你会感受他炙热的民族情怀，深刻的专业背景，听了他嘹亮、雄浑的男高音，欣赏了他豪迈奔放的舞蹈，你又不能不为他的多才多艺所折服。
    安学君总经理，出身于干部家庭，北京二外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出国进修，继而从事旅行社经营管理。2000年起开始关注投资家乡的建设和发展，捐资150万建设希望小学，联系并落实了美国一家慈善机构对包钢医院、锡盟医院的投资，每年有批美国医生自费到包头，免费为病人做手术，安学君还联系投资了上亿元的国家森林公园项目。谈到这些，安学君脸上常常洋溢着满意的笑容。以下是记者采访的手记。
    记者：你如何看待家乡情怀的？
    安：我有一种感觉，总觉得草原在呼唤着我，不管我的生活、事业做的怎样，我都始终不忘这个家乡。
    记者：你认为人生阅历中最难忘的是哪一段？
    安：我记得第一次锡察盟合并以后，当时在盖大楼时，我是我爸爸带过去的唯一一个小孩，剩下的家属全都在宝昌，在太仆寺旗。当时我的印象是晚上住在贝子庙里，就是现在锡林浩特市那个贝子庙里，大人们都在加班加点开会，就放我一个小孩子在庙里边，外面有狼叫，里面阴森森的，特别害怕。
    记者：那时候你几岁？你父母的情况怎么样？
    安：那时我5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爸爸就给抓起来了，那时他是锡盟的计委主任，妈妈是工业局的局长，父母都是被抓到监狱里边，两个人的工资停发，我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被赶出盟委大院，赶到市边一个小仓库里，没有窗户，当时我们家是5个孩子，我上面有个姐姐，还有七十多岁的姥姥，因为我父母的事，吓得心脏病直犯。那个时期日子过的很苦，特别是精神上的压力，无形中就是黑帮子弟，走资派、内人党子弟，到什么地方都受歧视，到学校遭歧视，到社会受议论，还不时有人拷问你，让你交代，让你与父母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弟弟妹妹还很小，生活需要我来照理。记得有一年过年下大雪，我的大弟弟发高烧，我背着他踏着积雪上医院，30块钱的住院押金都没有，当时的感触特别深，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跟以前认识的人去借，这些人也都拒之门外，不敢接触，生怕受牵连。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靠砸石头、扛大包、干体力活，挣一些钱，养活自己和弟弟妹妹。1970年我爸爸出狱，已经是奄奄一息，什么也不知道，因为胸部里面全是脓。我们赶快送到当地医院，医院治不了，搭了个车就到了北京，在北京做了手术，整个把肺部该切都切了。手术合部用的是针刺麻醉，就是针灸麻醉，因为他脑子已经受了伤，心脏又不好，不能用一点药物麻醉。手术下来，医生说，你爸爸真是一条汉子。我妈妈那时眼睛也被打瞎了，一直从文化大革命那时候就是瞎子。所以这些年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基本上没有靠父母，我父亲去世早，我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校当老师，我妹妹也是考上了医学院，现在是包头市的卫生局局长、党委书记。我姐姐那么多年就代替了我妈妈，让我们这些弟弟妹妹都上学，最后到了1979年，在年龄很大的情况下，靠着毅力，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后来到内蒙古大学教中文，小弟弟也是自己考上内蒙古林学院，后来留校当老师，又到了加拿大。
    记者：经过这样的磨难，你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愿望？
    安：锡盟给我的印象就是儿童少年时代的印象，一个很好的地方，非常美好，1973年我离开锡林浩特，一直到1980年、1981年、1982年，连续三年都回去。1980年我是二外联合国培训中心负责人，联合国在国内投资了很多项目，为了顺利执行这些项目，让地方的同志过语言关，就办了个语言培训中心。通过与联合国官员的接触，我力推我的家乡，讲怎么怎么美，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这个民族，看能不能给家乡带来什么贡献。后来连续三年我都带他们去，在草原上骑马，到牧民家里面做客，他们对内蒙古的印象特别好。
    记者：通常人们对在自己磨难过的地方，都有一种依恋、报答的心理，功成名就之后希望衣锦还乡，不知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否有这种心理？
    安：我觉得这个非常复杂，你说的这种心理都有，一方面给家乡人民看看，我出来了，我现在成长了，但是我没有忘记这块土地，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记者：衣锦还乡是一个人人心中都有的心愿，但要想完成，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比如要有一些经济实力。
    安：我觉得，报答家乡不一定要拿多少多少钱，怎样怎样的。你知道我是搞外语的，1985年我就认识美国一些做心脏手术的人士，他们属于美国一个慈善教会组织，1988年他们在福州第一医院建立第一个点，南京第一医院是第二个点，延吉医院的半个医院全是他们捐赠的，后来与包钢医院、锡盟医院建立起了联系。每年这些美国医生自费来到中国，免费为病人做心脏手术，无偿地给内蒙捐赠了几千万的医疗设备。在手术室里我要做翻译，手术完了我还要做翻译。第一次带美国医生回内蒙，不小心把两条腿、两个膝盖给摔伤了，拄着拐杖做翻译。手术完了再住院，又赶上了非典，为这件事我整整治疗了三年，身体了落下了毛病，但是一想起这是给家乡做事，这些全都不以为然了。
    记者：做这些事情你认为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安：最大的收获是为当地的父老乡亲服务，比如锡盟医院，这个医院靠近牧区，可以最直接为牧民服务，完成了这件事心里很高兴。每年这些美国医生都要来，20人左右，我都要亲自陪。又比如2000年5月26日，我在北京搞了一台晚会，为达茂旗满都拉苏木捐资建了一个希望小学，150万元，当时我有了这个想法，就和在北京的内蒙古同胞，比如纳森、斯琴塔娜、德德玛、腾格尔等讲，他们都支持我，都为草原的发展献爱心，这是我非常感动的。
记者：你从教师到总经理，这样的角色转换，有什么想法吗？为什么不做教师？
安：因为我在澳大利亚进修的时候，除了学习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以外，还有一个是旅游管理，我就想用我学到的东西，搞一个旅游企业，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总结出旅游管理的经验。
    记者：你搞旅行社经营管理有什么体会？
    安：总的体会就是旅行社经营管理要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旅游是个朝阳产业，投资少、见效快，旅行社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培育市场，巩固市场。就像是大家一起卖馒头，产品都一样，市场不一定是你的，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到日本松下的时候，他的总裁的一段话给我很大的教益。那是70年代的事，我陪同一个副部级代表团到英国、日本考察，日本的丰田、松下、三洋都去了，当时我问松下的总裁，你的产品700刚上市，为什么在下个月就推出了701这个产品，他说在同类产品中，同行业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你没有自己的品牌，没有自己的淘汰自己产品的勇气，就永远在市场竞争中没有自己的份额。我的产品700上市，别的公司比如索尼就会推出比700功能更多、价格更低的产品。旅游产品与工业产品道理一样，大家都做一个线路，几天之后价格就降到成本线以下，你做不做，你做就赔钱，不做就要创新。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针对不同的客源层，开发出了许多新的产品，比如残疾人旅游团，虽然服务很多，环节很多，但是收费也较高，效益也较好。
    记者：你怎么看待内蒙古的旅游？
    安：内蒙古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特别是民俗、民族特色这一块，我们旅行社的产品中包括内蒙古的线路，这不仅仅是我的家乡的原因。但是内蒙古旅游产品缺乏包装，一个是整体的包装，整个线路的包装，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另外一个是怎么解决淡季的问题，内蒙古冬季比较长，有几个月的时间，要想办法把冬季的产品开发出来，连成一条线，既有民族风情、草原特色，还有参与性。要实现从走马观花到下马采花的转变，不实现这个转变，就不会有大批的客人到内蒙去。
    记者：你怎么评价你的旅行社在行业中的地位？
    安：我认为我们的旅行社做得非常棒，我们用了10多年的时间，开发巩固了自己独特的市场，每年的海外客人都有10多万，没有一起投诉，这在全国上万旅行社中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尤其是让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口味的人都满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方面，我认为信誉和质量比什么都重要，我宁愿赔钱也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比如我们的客人从北京到西安、再到成都，突然民航没有了航班，也不讲什么理由，客人知道不是我们的责任，但还是要找我们的。我们就要把这种事情考虑好。安排好一些替代的活动，既不影响他的线路，又让他满意，按时回国，多住房子、多用餐、多用车、多浏览的费用我们都要扛起来。
记者：旅行社经营管理的快乐和烦恼有哪些？
    安：由于旅行社的工作，我到了全国各地，世界上很多地方我都去了，我也接触了很多人，包括医生、律师、军人、牧师、商人，各行各业的都有，使自己得到了一种满足，这种满足是单一教学、做别的行业所不能够达到的。我们的烦恼是淡季没有客人，旺季客人多了，没有房子和机票。[page] 
    记者：你怎么看待财富和名望？
    安：有些东西不是钱能买来的，有些事不是拿钱就可以来做的。我觉得做一件事，把他做出名气，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可能更好，财富是永远没有满足尽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