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义英：那年南京的冬天冷极了。村里都在传日本人要来。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在村口杀了两个人就跑回家报信儿，第二天天没亮，爸爸就带我和弟弟去姑奶奶家逃难。后来爸爸和叔叔还是被抓走了，我那时候还喊“爸爸，你带我们出来，就不带我们回去了吗？”记得当时他说，“爸爸很快会回来的，照顾好弟弟”。这是他最后的话。

    姑奶奶带我们在山上躲了一夜，再见到爸爸时，他身上都是血、刺刀孔，我的两个叔叔还有我堂哥，身子都硬掉了。

    新京报：剩下孤儿寡母。

    艾义英：妈妈和几个婶子带着我们逃命，逃的过程中，当时12岁的堂姐还被日本兵糟蹋了，就是一群魔鬼。

    大家都躲在山上，不敢回村。那时我妈怀着孕，在山上生下了我另一个妹妹。可妹妹生下来根本养不了，我们自己都难得有东西吃，当时妈妈哭着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把妹妹丢在山上了。

    那时候最怕下雨，妈妈就举着一把破伞，搂着我们姐弟三个，哆哆嗦嗦等天亮。

    新京报：什么时候觉得没那么紧张了？

    艾义英：躲到了大概1938年的3月份，很多村民陆续回村，好像当时日本兵说是不杀人了。我爸爸是1938年的3月份才下葬的，妈妈就去求族里的长辈，长辈们给了几块草席，后来找人在山上挖了坑，才把爸爸安葬。

    之后妈妈就带着我们种田，没劳动力，妈妈就说种多少吃多少，都是她一个人在撑，那时候她才29岁。

    新京报：她对苦难的感受会更深刻。

    艾义英：妈妈77岁过世的，爸爸被害后她一直没改嫁，她生病时反复跟我和弟弟妹妹说，“一定要找副棺材殓起你爸的尸骨，把我们葬在一起。”

    公祭

    纪念一个国家的伤痛

    新京报：有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之后，每年都会去那里吗？

    艾义英：我是2011年听人说起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征集幸存者，就自己坐车到了纪念馆，想问问具体情况，没想到在纪念馆的哭墙上，第六个就是我爸爸的名字（艾姓按照拼音排在前面）。

    之后每年清明还有12月13号，我都会买一些鲜花，去那里祭奠，我的家人在那里，无数人的家人也在那里，不光是一面写满名字的墙，也是我们过去经历的（历史）。

    新京报：国家层面的纪念意味着什么？

    艾义英：我9岁就没了父亲，当时他说他很快会回来，这话我一直记得。每年去纪念馆，也都会念叨念叨这个事。国家的事情我不懂，这次我在日本，对方告诉我说，每年广岛、长崎原子弹袭击纪念日，日本都会举行重大的祭奠活动。那些老百姓也可怜，但是就遭受的程度来说，77年前南京城里城外那些百姓，不是要痛苦千万倍吗？但我们却迟迟没有公祭日。

    新京报：所以能经历这次公祭也是一种安慰？

    艾义英：活到现在，有机会把过去遭受的苦难讲出来，对我们这些幸存者，确实有个情绪的出口。这些天我总会想起妈妈，太多像她一样的人，其实什么也没有等到。相对她们我是幸运的，好歹等到了。

    新京报：公祭日当天有什么安排吗？

    艾义英：往年会去哭墙给家人献束花，但是这次从日本回来，听纪念馆的人讲，公祭当天好多领导人要来，也是国家首次弄这种仪式，估计会有很多人。想了想那天我就不去了。但是我们南京每年都有那个鸣笛声，等鸣笛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会在心里纪念我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