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理论自觉与大胆实践。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改革开放理论、“一国两制”构想等理论成果，同时他又提倡大胆实践。

    第二，尊重群众，实事求是。邓小平非常尊重群众，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进行农村改革并办特区。他在工作中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赢得了群众的支持。

    第三，大局意识与战略思维。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强调大局意识，善于从战略上思考问题，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经济体制的探索，到时代主题的转化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第四，辩证思维与思想解放。邓小平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措施，创造性地提出了祖国统一的构想。

    第五，注重制度，身体力行。邓小平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领导制定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制度，如换届、退休、领导任期等。有了制度之后如何推行也是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采取了“疏导”的方法，只有想办法引导人们自发地遵守制度，制度才能真正落地，同时他身体力行，坚决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第六，乐观豁达，坚韧不拔。邓小平具有坚定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品质，他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但是会采取灵活的策略。他能够正确地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并且工作生活态度乐观，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传统文化中的乡规民约、社会自治与共识凝聚

    苏志宏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对我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方面要求我们在发掘、梳理和提炼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和弘扬的资源基础上，进行创新型发展转换，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有的文化根基和历久弥新的精神源泉；第二个方面则强调价值观要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扎根，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公民内心认同、行为归属的准则和规范，就必须通过乡规民约的制度化形式，将其具有时代特色的价值理念渗透进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之中，使其成为当代中国公民自觉自愿遵循的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

    中国的乡规民约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的《吕氏乡约》，提倡者为吕大均，陕西蓝田人，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由民间自行约定的行为规范，后世学者王守仁、朱熹、梁漱溟都深受其影响并进行了自己的实践，朱熹还有专门的考证。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专设《吕范诸儒学案》，记载了《吕氏乡约》相关的内容。这种于生活实践中相与为约、砥砺互勉、共同进步的道德素质培育模式，一直延续到现代，并以特殊的时代色彩体现于延安整风所型塑的“思想改造”运动之中。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观认同和相关教育资源——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发展过程，孕育了政府与地方对话协商的社会治理机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间纠纷协商调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