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区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在诸多党史纪念馆中占据特殊地位。

　　昨天，中共四大纪念馆迎来开馆第100天。众多市民冒雨前来参观，了解四大前后的中共党史与虹口区的“红色印记”。据馆方统计，100天来，纪念馆吸引客流达2.73万人，团队526批。

　　此前很长时间，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召开的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唯有四大没有建立正式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填补了这段空白，江泽民同志为此欣然题写馆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则称，中共四大纪念馆“是上海人民献给党的一份厚礼，是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又一历史性地标”。

　　除了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共四大纪念馆更在尝试补述一段曾经易被忽视、地位特殊却至关重要的历史。

　　从“宣传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川公路东宝兴路间的一栋石库门内 （即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召开。包括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在内的20人，以一种“静悄悄”的状态讨论着这个尚很年轻的政党的未来走向。

　　12天的会期内，四大产生了11个议决案，修改了党章，发表了两个“宣言”。由于种种原因，除这些文件外，四大本身留下的历史资料少之又少，一份完全准确的与会者名单都难以考证；当年的会址则在上世纪30年代毁于炮火，半个世纪后才大致确认。这令人们长期对其知之甚少。

　　但在多年从事四大研究的虹口区委党校副教授张家禾看来，四大的地位绝不可轻易覆盖。“这是大革命到来前最后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奠定了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两块最重要基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直接为大革命的到来作好准备。”张家禾说，“光凭这些，四大便拥有与任何一次党代会都不同的特殊价值。”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里，多个展板醒目标示出这些变化：从一大到四大的3年零6个月时间，中共党员数量从50多人增长至900余人；而从四大到五大的2年零3个月，党员数量从不足1000人一下飙升至5.8万人，增幅达前一段的数倍之多。张家禾指出，正是四大使党完成了从“宣传小团体”到群众性政党的历史性进程，使之有能力在4亿人口的大国掀起大革命高潮。

　　“支部”、“书记”等今天党建领域的基本概念，亦由中共四大开始固定。张家禾说，四大明确并影响至今的不仅是党的基层组织基本框架，更有集体领导的核心制度和群众工作这一基本任务。对今天而言，重温这些突破将别具意义。

　　让参观者“以史解史”

　　包括四大在内，虹口区域内见证了中共历史上多次重要事件。 （下转第7版）（上接第1版）呈现这些特别的“红色渊源”，亦成为虹口区近年用力尤深的文化工程。

　　中共四大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2006年，虹口区出资租借多伦路215号，筹建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开放五年吸引参观者5万余人次。但相对狭小的展陈空间多少对陈列馆形成制约。经多方努力，2011年6月24日，新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动工开建，并于今年9月7日建成开放。新馆面积达3180平方米。

　　虹口区委党校校长李作言坦陈，关于四大的史料少，使纪念馆布展难度也加大。

　　纪念馆特意将展厅的叙述拉长到中共一大至1927年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为止，既弥补了四大本身材料稀缺的缺憾，亦通过时间跨度更长的“四大前后史”让参观者得以“以史解史”，明悉中共四大的历史方位及其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一座老石库门改建的 “场景再现”展区，以精心布局让人遥想当年。石库门一楼展示了根据历史记载模拟的四大召开地的外观模型；二楼则模拟成四大会场的格局——3张八仙桌拼成的长桌，20多张凳子，一块写有英文教学例句的黑板。

　　据中共四大代表李逸的回忆，当时为做掩护，代表们将设在石库门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模样。一旦楼下有异动，“望风”的阿姨就会拉响一个铃铛，听到铃声的代表们便拿出英文课本作听课状，参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则扮演成“外教”……这样的故事，每天都会被讲述无数遍。

　　更具深度的党性教育

　　李作言与虹口区文史馆副馆长何瑛均在四大纪念馆向参观者讲解过四大的前前后后。而在他们之外，这个专业的党史宣传基地，更活跃着一批非专业的讲解员。

　　昨天上午，消防虹口支队的战士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前广场举行了一场升旗仪式。作为四大纪念馆的共建单位之一，其中不少消防战士也在馆内举过小喇叭，作为志愿者担任解说。

　　“在这里讲一遍，对党史的理解会深很多，受到的教育也会深很多。”消防虹口支队虹口中队副政治指导员戴佳玮介绍，部队里的不少“90后”战士都曾到这里“讲故事”，并由此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最近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很多人联系党史思考问题，便格外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