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势发生了严重变化，反动当局对进步文化事业的压迫日益加剧，神州国光社声明废约，其他各书店也都不敢承印。于是，鲁迅就从自己拮据的生活费里挤出一千大洋，假托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闲书屋”的名义印了三部书，那就是《毁灭》、《铁流》、《士敏土之图》。这里所说的“三闲”指的就是鲁迅（《铁流》的编校者）、瞿秋白（《铁流》俄文版长篇序言的译者）和曹靖华（《铁流》的译者）。《铁流》中译本的问世，确实凝聚了他们三位前驱者的心血，由于他们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使这部作品“在岩石似的重压下”，“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随着《铁流》在读者中的传播，它在社会上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效应。著名作家孙犁写道：“中国大革命前后的一代青年学生，常常因为喜好文学，接近了革命。他们从苏联的革命文学作品里，受到激动，怀着反抗的意志，走上征途……那一时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要算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和法捷耶夫的《毁灭》”。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也说过：“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一类的书不知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类书的。它成了激励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了……”等等，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对曹老这阶段的译介工作曾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临终前几天抱病写完的《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中，称曹老“对于原语的学力的充足和译文之可靠，是在读书界中早有定论”。同时指出，那时翻译界有不少人士趋附时风，名噪一时，而曹老“并不一哄而起”，“当时好像落后”，“后来却成为中坚”。鲁迅特别赞许曹老“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着”的实地劳作的精神。他写道，曹老“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排挤，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地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
曹老翻译工作的第二个阶段，是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其中高潮是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他被西北大学解聘后，从陕西抵达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热情地推荐他到中苏文化协会工作。抗战期间，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曹老在中苏文化协会虽说有一份工作，但不领薪俸，而稿费收入又极不稳定，一家人生活十分窘困。那时，曹师母要给人家拆洗衣被、编织毛衣，以补贴家用；他自己还需要在住所旁开荒种菜。然而，曹老不向困难低头，埋头苦干，斗志弥坚。这时期，他担任《苏联文艺丛书》主编，后来还编了一套《苏联抗战文艺连丛》。与前一阶段相比，曹老不仅自己继续不断地翻译出一部部新作，如小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虹》、《保卫察里津》、《油船“德宾特”号》，剧本《侵略》、《望穿秋水》等，同时还要团结文艺界进步的力量，如著名作家、翻译家茅盾、戈宝权、张铁弦、彭慧等共同战斗。因此，他工作的范围扩大了，工作的责任也加重了，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紧密结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借取苏联反法西斯文艺作品的热情和火焰去照亮、鼓舞中国读者献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战斗。曹老不愧为文化战线上英勇奋斗、功绩卓著的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举行国共和谈，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亲临中苏文化协会参观，了解苏联文学作品出版的情况，并在他的临时住所桂园约见了曹老。
“梅香”“菊幽”，独具风格的散文家
20世纪60年代起，曹老在文艺百花园中开拓耕耘，在散文创作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许多人赞叹，昔日翻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如今再创辉煌，成了深受读者喜爱的散文家。1962年他的第一部散文集《花》问世，接着《春城飞花》（1973）、《飞花集》（1978）、《曹靖华散文选》（1983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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