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可是要选代表了。”

　　李顺达严肃地对我说：“申纪兰同志，你一定要听党委的，西沟需要你。”

　　这天，山西省委三届八次会议上选举党的十一大代表，当念到“同意李顺达的举手”时，全会场那么多人，没一个人举手，只有我一个人举着手，大家都转过来看我。

　　会下，就有代表问我：“申主任，你怎还敢举手哩？”

　　我说：“党培养了老李，老李培养了我，老李是个好人，带头干过来的。我了解老李，不管你举不举手，我是要举手哩，住了法院也心甘。”

　　1983年7月，李顺达去世了。他是心脏病发作走的。

　　我接到通知，和西沟党支部、村委会的一班人，连夜赶到了太原。

　　从太原取回了李顺达的一半骨灰，我让人取出那块在西沟放了十几年的柏木打了一口棺材，把顺达哥安葬在了西沟背后长满绿树的山坳中。在十几年前，西沟建接待站时，发现一块好的柏木，顺达哥当场指着这块柏木对在场的人说：“这木头留着，将来谁对西沟的功劳最大就给谁。”

　　他就是对西沟贡献最大的人。

　　我毕生都感激李顺达，他让我在西沟这个集体中得到成长，培养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我的引路人。西沟的今天是他带着大家一点点干出来的，没有李顺达，就没有西沟的今天，没有西沟，就没有我申纪兰的今天，这就是吃水不要忘了打井人。

　　我真要把西沟富起来，李顺达带领大家改变了这个穷面貌，我再给它创环境，让大家得到实惠，这才是我一生最好的一点东西。

　　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1973年，在山西省妇女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省妇联主任。

　　省委很快给我准备了一套住房，我没有要，把原先住的宿舍腾出来，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张床，就住在办公室。

　　接着，人事部门的人来找我，要为我办转户口。因为我这个主任现在还是个农民呢，户口不转，我的许多国家干部的待遇就不好落实。

　　一听说是要给我转户口，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户口一转，我就再也不能算是西沟人了。我从西沟才走到北京，出了国，和毛主席握了手。现在让我离开西沟，我这个劳模还算是劳模吗？

　　人事部门的人左一趟右一趟来催我，我不知道咋办，就向妇联告了假，决定回西沟一趟，我也想给自己找个答案来。

　　我没有坐副主任为我安排的那辆单位的吉普车，我回西沟是私事，公车我不能用。我搭了长途汽车先到长治，再转车到平顺，然后步行回了西沟。

　　离家将近半年了，走时地还没种，可眼下庄稼都快能收割了。满山的树，满沟的庄稼；站在村口，我眼泪都落下来了。

　　听说我回来了，大半个村的人都跑来看我，我在西沟住了几天，主意就定下来，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自己离不开西沟。

　　回到太原后，我就向省委提出我要回西沟的要求，请省委批准。

　　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话。

　　我有些激动地说：“我的户口在西沟，我的级别是农民。我向周总理保证过，要把西沟的荒山都绿化了。离开西沟，我还怎绿化荒山？我是太阳底下晒出来的，不是办公室里坐出来的。这里已有这么多干部，我不想再添人，给国家增加负担了。你非叫我坐不行，把我也弄病了，工作也就弄塌了。”

　　省委最后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同意了我回西沟的申请，人可以回到西沟，但职务仍然是省妇联主任，仍要主持省妇联的工作。

　　我就向省委提出六个请求，就是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我在西沟劳动，这些都不需要。省妇联的日常工作可由一位副主任主持，除非需要我做的事，我就来，没事我就在西沟劳动。

　　省委全部都同意了，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西沟，有事就去妇联开会，没事就在西沟参加劳动。这年我在西沟也挣了一百个劳动日，不过挣的也全花在来回西沟和太原的路费上了。

　　1983年，我从妇联卸任，彻底回到西沟，李琳就从太原赶到西沟来看我，我正在地里担肥，他找到地里，握着我的手说他很担心我有失落感。

　　我说：“李书记啊，你了解我，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不是那办公室里坐的人，还是西沟好！”

　　李琳说：“我看你是跟西沟绑在一起了。现在地都分了，你还想做甚？”

　　我说：“李书记，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

　　我一句话把李琳说得眼里流了泪，他说：“纪兰，你能把自己变成现在这样，不容易啊。”

　　说着话，想到以前，我们俩都哭了。

　　我1929年出生，在三个旧农村生活过，那时的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家里有个男人吧，谁来找来，问有人没有，本来我就是个人，我就说没有，不在家。一个家，男人不在就没人了，你们想想我们多难呀。我在西沟争取同工同酬，是解放妇女的半边天呀。我也是真正遇到了好时候，要是没有共产党，也解放不了。

　　还有一句话，家里男人不在了，就是刚生下个孩子，是个男的，他就能落户，我们这个女的落不了户。我在西沟和妇女们一起争取同工同酬，后来记工就记上申纪兰，我劳动了还能给男人记上工？

　　转转折折的，这都是封建思想的斗争，看不起妇女，妇女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在政治上受压制，在经济上受损伤。劳动，不承认你是个劳动人；在家里，你不算个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妇女的地位，我就得出这个结论。

　　解放妇女是个世界问题，我不是说我做了多大的事，我是走到这一步心里可不容易呀，我就为女人撑腰做主，走出家门，参加社会；走出家门，参加劳动；走出家门，建设社会主义。我这个也不是光为了争功，也是为国家添斤添两。

　　从建国到现在，有六十多年，共产党领导这么大一个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不容易，我这六十年跟着党走也不容易。我是个没知识水平的人，劳动给了我巨大的荣誉，党培养了我，李顺达带着我，西沟百姓支持我，我走到了今天。共产党这些年是摸着走，把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带向富强，多难呀！没有了公社，我在西沟领着大家致富办企业，一摔一个跟头，多难呀！

　　有记者问过我：“你这一生要用两个字来说，是什么？”

　　我说：“忠诚。”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农家女儿，当选了农业合作社副社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全国劳模，当了全国妇联执委，出席了世界妇女大会，还受到了毛主席接见，被周总理请到家里做客。

　　在这条路上，就像薄老说的风风雨雨，我这个腿疼也是个教育，不疼了就赶紧走，疼起来我慢点走。哎，走走它就不疼了，我想这个越走越好，我这个老了，还得走。

　　（选编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忠诚——申纪兰60年工作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