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翻看家中老相册，看到这张由父亲拍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武汉汉口惠济路16号旧居的照片（见图1）时，心情难以平复，那别墅式小楼是那么的熟悉。今年2月5日，恰逢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七十六周年，睹物思人，把记忆又拉回到了那段峥嵘岁月。

图1：1952年夏，母亲（后排左一）与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邓子恢亲属在汉口惠济路16号居所合影。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已经基本解放的形势，除在东北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以外，分别在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个大区成立军政委员会。1950年2月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中南地方政府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随之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即告结束。林彪为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卜盛光等73人为委员，其中党外人士占1/3以上，体现了中共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方针。在成立大会上，林彪致开幕词，邓子恢作《中原临时人民政府近一年来的施政报告》。副主席叶剑英因在广东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岛战役的作战方针和战役计划未能到会，应邀参加大会的来宾共达一千四百余人。半年之后，林彪因病休假，邓子恢代理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并代理中南局第一书记），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当时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和武汉、广州六省二市，人口一亿四千万，在军事和经济上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50年2月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图为林彪（右2）、邓子恢（右3）、程潜（右4）、张难先（右5）在成立大会上。

    据悉，20世纪30年代初，在武汉汉口惠济路（原杜韦利路）16号建有三幢别墅小楼（1号别墅、2号别墅、4号别墅），分别为美国人和美侨所建，抗战时期被国民党励志社所占用。解放后，这三幢楼被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的住所，为对外保密，分别用代号称为“16号”、“18号”、“附18号”。据父亲生前回忆，邓子恢一家原住在杨森花园，后搬到16号寓所（见图2，林彪曾在此短暂住过）。1953年1月，邓子恢调离武汉赴中央工作后，此寓所被改造为武汉市委招待所，同年2月，毛泽东主席来武汉视察时，就曾在这里下榻。18号楼原本是留给罗荣桓（中南局第二书记，因有病未到任）的，后由他人居住。  

图2：汉口惠济路16号邓子恢居所（至今还保存完好）

    从1950年至1953年，年轻的父母亲（父亲时任邓子恢秘书）也曾住在这栋小楼里，陪伴邓老及家人度过了紧张而繁忙的三年光景。当时中南地区刚获解放，百业待兴。作为中南地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邓老工作异常繁忙，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过度的辛劳，这期间邓老患上了肺炎、肝炎，医生曾建议他暂时停止工作，异地疗养，但都被邓老谢绝，带病坚持工作。有时，邓老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让父亲通知有关人员来到家中开会议事。那一段时间，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几份重要报告和文件，就是邓老躺在藤椅子上口授给父亲写就的。

    1951年9月23日，正在外地的邓子恢接到母亲病故的噩耗。母亲虽是继母，但他对母亲怀有尊敬和感激之情。从1921年他25岁时父亲去世之日起，母亲就承担了全家的养育重任，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之下，母亲头顶“共匪”家属的帽子，东躲西藏地养育和保护弟妹和儿女。全国解放后，母亲来到武汉与儿子团聚，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去世了。邓子恢悲痛万分，连夜赶回武汉，为母亲料理丧事。当毛泽东主席得知后，于9月25日深夜致电邓子恢：“向你的病故的老母致悼之意……”

    1953年1月，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关于改变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机构与任务的决定》，撤销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南行政委员会，原中南军政委员会的部分职能划归中南行政委员会，军政职权划归省政府和军区机关。

    短短的三年，在时光隧道中只不过是流星一闪。如今，曾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作的老同志健在的已经寥寥无几了，这段历史或许已被许多人所淡忘，但它在新中国的发展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见证了邓子恢为中南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的感人场景。    

    星移斗转，小楼依在。七十六年过去了，今天的祖国已繁荣强盛，但在它的背后，我们永远不能忘怀还有多少像邓子恢、父亲那一代人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国家的建设事业奉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借此落笔记录之，旨在去还原可歌可泣、温故知新的那段历史，更是对革命前辈们的崇敬与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