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此链接查看：李慎明、张顺洪：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兼论国共两党抗战中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上）

    三、从国共两党在两个不同战场上的不同作用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这一要求十分重要。

    从整体上说，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充分肯定的。对此，毛泽东早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作了明确、科学的阐发。他说：“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其中所说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就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成熟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推动、组织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才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这既是被剥削被压迫半殖民地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本质上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胜利。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民族坚决抗战”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本质上反映了不同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相对立。全民族坚决抗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团结全民族的、以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唯物史观为思想基础的彻底的救国路线。而国民党先期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抗战路线，其本质则是对外乞求西方资本主义救援，对内依靠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镇压人民并以唯心史观为思想基础的亡国路线。

    近几年来，一些出版物特别是网络、微信，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提出强烈质疑，又罔顾事实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进行“颂扬”,认为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究竟谁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让我们从以下事实和数据看看国共两党在不同战场所起的不同作用中寻求答案，并反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

    我们可以把整个八年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从国民党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把抗战分为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四个阶段。

    有人说，日军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是国军。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个将军，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在以下四个阶段的不同表现。

    一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是国民党所谓抗战的第一个阶段，即东北沦陷阶段。在这一阶段，共产党坚决抗战，而国民党政府却实行“不抵抗”的妥协退让政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留驻东北的有近20万人，而日寇在东北各种军队包括武装在乡(退伍)军人和警察，总共才2万余人，人数相差约10倍，东北军的兵力明显占优势。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著名政论家、《申报》主笔史量才甚至因撰文主张“安内必先攘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结果，东北富饶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成了日寇全面进攻中国的前沿基地和物质基础。在这一阶段，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进行了英勇的游击战争。

    二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时，中国共产党军队却挺进敌后，建立敌后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共投入80多万兵力，先后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战役，可谓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在此阶段，日本军队把国民党军队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据着中国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日本也急于占领整个中国并以此高压姿态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力军。主要原因是：蒋介石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全民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形成了强烈要求抗日的强大压力；美、英在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导致自身在华利益受损；苏联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使其在远东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日军的进攻直接威胁着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宁沪一带，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的财富也有很多在宁沪及平津一带，国民党迁都、转移财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都决定着国民党既要抗战，但又必然实行片面和消极的抗战路线，决定着此阶段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本质上必然都是大退撤前的阻击战和掩护战，也必然导致正面战场各个战役几乎都以退却失败而告终。即使著名的台儿庄大捷，最终结局也不能例外。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李宗仁集结4.6万国民党军与日军2万余兵力在此血战，赢得毙、伤敌1万多人的重大胜利。但这一胜利最终达到的战略目的仅仅是为国民党的大退却赢得了些许时间。仅一个月后，日军再整理集结夺取台儿庄直扑徐州之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都已基本搬空逃离。

    三是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三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积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陷日寇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国民党正面战场却是妥协、退让甚至图谋投降、积极反共。广州、武汉陷落后，日本十分清楚国民党的底牌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便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也投桃报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防共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把坚持抗战的内涵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年4月，山东国民党军残杀八路军团级以下干部400余人。6月，国民党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规定“共产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此后，共产党被称为“奸党”,人民军队被称为“奸军”,解放区被称为“匪区”,许许多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员和人民战士惨遭杀害。1939年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此时的日本更急于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兵力抢占西方列强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殖民地，以配合德、意两个法西斯盟国，并缓解德国因其解除对苏联威胁的不满。日军于1939年12月4日进占昆仑关，发动桂南战役，企图彻底切断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在此阶段，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在对国民党劝降的同时，也曾发动过若干进攻性打击，国民党政府为保住西南、西北大后方，也组织过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国民党军队也进行过一定的抗击，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总基调。

    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并使人民抗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从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重心。

    四是从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至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这是国民党政府抗战的第四个阶段。在此阶段，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并由1944年春转入战略攻势作战，而国民党却是被迫抗战、片面抗战，并严重丧失民心军心，最终酿成豫湘桂战役大溃败。蒋介石政府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决定其对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对日宣战时，国民党政府也才正式对日宣战。从一定意义上讲，蒋介石政府又不得不步入“被迫抗日”的轨道。为配合英、美打击日军，国民党政府命令各战区对日军发起进攻，也曾给日军以有力打击。特别是1942年元旦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死伤5万余人。为配合美英太平洋战场，为了维护其西南政权的稳定性，同时也是为了开辟和维护自己接受美英外援甚至特定条件下的退逃战略通道，1942年2月，蒋介石政府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对日作战。远征军的将士英勇无畏，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篇章。由于美国在华空军加强，日本在中国东海的船只损失急增，海路交通可能被切断。为挽救失败，日本提出新的作战设想：东面在太平洋各岛屿尽力阻止美军的进攻；西面在中国战场打通被分割的华北、华中和华南占领区。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本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日军用于这次作战的总兵力有50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前总人数已达几百万。此时的日军在各个战场上全线溃败，战斗实力已如夕阳西下，但国民党军队士气更是不堪一击。在豫湘桂战役中，在美国空军保障空中优势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却被日军打得望风而逃。面对区区5万多日军的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前后不过38天，整个河南省却被日军占领。这次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以及贵州省的一部，共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46座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南宁等地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被日军侵占。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无数资源被强占，财富被掠夺，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次豫湘桂大溃散，美国看到作战能力如此不堪的国军，才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由苏联出兵东北，完成本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任务，代价则是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的独立是国民党蒋介石腐败无能的直接后果。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溃败，蒋介石政权对英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依赖性和积极反共的反动本质，决定了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夕，急于同苏联签订了实际上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同意外蒙古通过公民投票决定是否独立。这就为外蒙古独立辅平了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投票结果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第二年国民党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在中国人民取得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之际，中国却失去了大片国土，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这个历史责任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是逃脱不了的!

    斯大林精心策划外蒙古独立，也可能基于如下考虑：一是斯大林认定，二战期间，美苏合作，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美苏共同面临德意日军国主义的威胁，一旦失去这一共同的强大的敌人和共同利益的交汇点，美国必然会重新组合新的同盟国并把苏联这个唯一且是社会主义的大国作为其最主要的敌人。美苏之间的生死较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不可避免。二是斯大林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作了错误的估量。斯大林认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弱小的，甚至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从中国贫穷山沟里意外冲杀出来的一支“绿林好汉”,不会有什么前途。三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是铁定的亲美的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必然一头扑进美国的怀抱。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的远东地区又远离其经济政治中心的莫斯科，外蒙古独立可以使苏联与完全属于美国势力范围的中国的中间有一个战略缓冲地带。美、蒋、苏在外蒙古这一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上高度契合，外蒙古独立也就很快变成历史的现实。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可能是直到抗美援朝取得胜利之后，才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的，并认定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才有了对新中国的156项援助。

    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蒋介石政府在经济上更是拼命扩张官僚资本，大发国难之财；在政治上压迫人民民主运动，在天水、西安、重庆、上饶和贵州等地设置的“集中营”中，被逮捕、囚禁并施以精神肉体折磨的共产党员和各地抗日进步青年，达20万之多，加上豫湘桂大溃散，从而导致更多人包括国民党阵营中许多人对蒋介石政府越来越失去信心。
1943年8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指出：“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三十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二十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三十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

    1944年6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了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为给毛泽东这段加写的话作注，让我们来看看冈村宁次的回忆。冈村宁次说：“我到北京就职后，了解到管辖区内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有不少以上将、中将为军队司令的国民党地方军。这些地方军大都是各派系的旧军阀，目前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只要避免和他们作战，即可减少牺牲，节省兵力。因此，我要求各军司令官、兵团长等对国民党地方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

    1944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说：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从一定意义上讲，在当今的部分网络、微信甚至有的小报小刊上，70年前抗战中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又被重新置于此种境地。这种状况，令人不胜唏嘘。但毛泽东当时就已经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1944年9月18日，毛泽东在招待八路军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部队抗击了在华的敌伪军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打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社论指出：“今年一至六月，新四军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军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支，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七月以来的三个月中，进行大战役十三次。总计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毛泽东在加写的文字中说：“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做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军一事算是做得好。’”“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有人说，国军打了几十场大会战，战死上百万，损失了上百位将军。抗日战争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国民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让我们看看如下实际情况。

    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国民党军队“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而按日本原生省1964年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按美国统计，死亡44.7万人。这也就是说，即使这近45万日军，全部是由国民党军队消灭的，国民党军队的投降人数也超过了杀敌总数。

    日军开始时并没有把八路军、新四军放在眼里，按1:10进行战斗配置，屡吃败仗后改为1:5配置，后再改为1:3甚至1:1配置。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配置却是1:10,即以一个连建制的中队或加强中队打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且几乎每每得手。

    全面抗战时期，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这些伪军的绝大多数，却是来自国民党军队。而整个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19块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军一级上将，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他们对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历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曾对其儿子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它地方?可以腾出手来呢?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在这里，罗斯福清晰地描绘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而这其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牵制日军超100万，东北抗联牵制日本关东军70万，国民党军却仅牵制住侵华日军约50万。从总体上说，究竟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呢?

    有人说，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消极避战，壮大自己。开始抗日时，只有5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已多达120余万正规军。这是共产党消极避战的明证。
抗战胜利时，共产党军队都在与日寇短兵相接之处，而国民党许多军队却在与敌相距千里的大后方。日本陆军大将、侵华日军战犯冈村宁次承认：“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本随军记者藤原彰也说：“八路军的战术是，如果看到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就撤退回避，发现日军处于劣势时，就预设埋伏，全歼日本士兵，然后夺走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

    再看看台湾史学家陈永发所说：“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画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在抗战开始时，国民党的军队已经达到200万，到抗战胜利时，竟然膨胀到600万。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才是靠消极避战获得的。而共产党的军队从5万余人到120余万，却是在抗日战争的浴血战斗中成长壮大的。

    为摆脱日军追击，1938年6月9日，蒋介石竟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阻挡日军，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89万百姓葬身洪水，390万灾民无家可归，黄河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咆哮了9年。接着，日军绕道沿长江继续进攻武汉。武汉失守后放火焚烧长沙城，烧死无辜市民3万余人。在“南京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残害，南京城被日军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1/3,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有人说，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共产党“游而不击”,这是有着铁证的，这个铁证就是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向国民党投诚后的供认。李供认说：毛泽东、朱德曾向八路军训话，大意是：“中日战争为本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党),一分抗日。”这一供认当时即被国民党收入《磨擦问题真相》一书中公开出版。国内外很多权威人士其中包括蒋委员长虚岁七十之际1956年写就的《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同样赫然记载。

    以上所说，是否事实?让我们首先来看所谓的“共产党游而不击”。1940年1月9日，国民党政治部主任陈诚声言“八路军游而不击”;6天之后的1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18人联名致信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等人，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联名信说：“据报，政治部陈诚主任在韶关演说，有谓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就是证据等语。事之真实与否未可知；然自汪精卫倡言八路军游而不击以来，好人四方传播，竟以此为破坏职军信誉，破坏国共团结之口号，陈主任贤者，可信其不作此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然职军将士闻之，未免寒心，愤慨之情，殊难禁遏。群以八路军抗敌所及，东至于海，北至于沙漠，可谓处在国防之最前线。敌国来华四十个师团中，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者十七个师团，占全数五分之二以上。两年半中，八路军新四军所有防线，未尝后退一步，归绥、大同、张家口、古北口、北平、天津、烟台、青岛、徐州、浦口、南京、镇江、无锡、芜湖，离城十里八里即飘扬我祖国国旗者，始终是八路军新四军。两年半中，我八路伤亡达十万，而敌伪伤亡则达二十余万，我军俘虏敌伪达二万，缴获敌伪枪枝达四万。全军二十二万人，月饷不过六十万元，平均每人每月不过二元七角二分。而币价跌落，实值十五万元，则平均每人每月不过六角七分，全国无此待遇菲薄之军。有二三千人而升级为军者，有七八千人而升级为集团军者，我八路则至今三个师，始终不予升级。八路对于国家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毁谤之来，则为游而不击，谓发动民众为非，谓实行三民主义与抗建纲领为非，谓恢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为非，谓培植民众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为非，事之可怪，未有过于此者也。冰天雪地，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然而奋战未尝少懈，执行上峰之命令未尝少懈，遵循人民之指导未尝少懈，八路之于国家于民族，亦可谓无负矣。而一切怨毒之矢，不入耳之言，则集中于八路，奇冤大辱，又有过于此者乎?”

    看到70多年前的这一既淋漓尽致又入情入理的批驳文献，共产党八路军的所谓“游而不击”的言论还能站得住脚吗?再看所谓八路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党支部书记李法卿向国民党投诚后的供认。这一供认出自1940年4月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拍发自天津的密电，内容是报告刚刚逃到国民党方面去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师骑兵连支部书记李法卿的一段谈话记录。据学者杨奎松考证与研究，他明确认为，最早公开利用了这则材料的是蒋介石，蒋介石在引用中明确肯定了“毛泽东自抗战开始就有这样一个‘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军事计划。蒋对调查局电报文字的引述既不具体也不严谨，也因此影响了之后利用这则材料的众多人士”。他说：其实，1940年李法卿叛逃时，杨成武部既不叫“独立第一师”,也不直属“十八集团军”,更没有师属骑兵连的编制与名义。他还说：“笔者遍查此时期之中共文件乃至未公开之历次会议记录，不仅未见类似说法，且颇多与此不合者”;“所谓‘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发展计划……是根本不可预想和设计出来的。”洛川会议显然没有作过这样的指示。美国学者莱曼·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门谈到此事：“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

    有人说，日军多次轰炸重庆，而不轰炸延安。这正说明国民党是抗战主力。

    这样说的人如果不是对历史事实不了解的话，那就是别有用心地造谣。事实上，延安和重庆一样，都受到日寇的轰炸。从1938年11月敌机首次空袭，到1941年10月最后一次空袭的近3年时间里，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造成214人死亡、184人受伤；炸毁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万间等。起初，日机的轰炸对延安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军民反轰炸能力不断增强，群众、学校和机关部门注意疏散到山里的窑洞中，以防敌机轰炸。结果日机轰炸达不到什么效果。加上八路军敌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有力牵制了日寇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日寇遂于1941年10月后，不再继续轰炸延安。

    而另一方面，重庆当时是国民政府所在地，是中国西南大后方的战略重镇，集中了大量的军用和民有工业，必然会成为日寇轰炸的重大目标。日军入侵中国，无法取得速胜；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不断扩大，日寇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因而急于实施“以炸促降”的策略，企图通过对重庆的大轰炸，制造恐怖气氛，迫使国民党蒋介石尽快投降。而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存在着严重的妥协投降倾向；除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投敌叛国外，一大批国民党的军队向日军投降成为伪军；连蒋介石本人也多次试图与日寇“和谈”。可以说，国民党内存在的妥协投降倾向也正是日寇实施“以炸促降”的一个因素。中国共产党抗战决心坚定不移，日寇的任何疯狂进攻都动摇不了共产党的抗战意志。

    正是在敌后战场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长期与疯狂的日寇短兵相接、浴血奋战，八路军、新四军磨练成了一支具有钢铁意志且能征善战的军队。这也正是当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人民解放军能够迅速击败庞大的国民党军队、推翻蒋家王朝的重要原因。这支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洗礼的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体现出了敢于与世界上最强大军队较量并战而胜之的意志和能力，在抗日战争期间积累的与日寇战斗的经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妥协、退让政策，长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造成极大破坏，也几度与日本谈判，不时出现严重的投降倾向。国民党的降将们亲口告诉冈村宁次：“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国民党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的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日本军人对此也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蒋介石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待命”,“不准擅自行动”,并命令日伪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诚缴械，还负责就地“维持治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通令所属各部：只向蒋军投降，不向其他军队缴械，“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武力”。这就使得很多日军并没有放下武器，仍然盘踞在许多城镇和交通要道。一些日军继续烧杀奸掠，伤害和骚扰民众。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实际上在中国许多地方，侵华日军和伪军还在继续与中国人民抗日力量作战；甚至出现了日、伪、蒋合流共同对付人民抗日力量的奇观。

    例如，在张家口，日伪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冀察军区部队向张家口地区猛烈进攻，到1945年8月23日，解放了张家口。张家口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前期关系全局的一个战略要地。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张家口就沦陷了，而在张家口的周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坚持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1945年春，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曾向蒋介石建议所谓“绥、察、热防共隔离地带”。在八路军攻下张家口后，蒋介石竟然还电令要求冈村宁次“必须夺还已失陷的张家口”。

    又如，1945年12月，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几个月后，在山东禹城，被八路军围困的日军仍拒不投降。12月30日，当八路军劝降时，日军向八路军阵地开枪射击，八路军于是展开围攻，日军急向国民党求援。济南的国民党当局立即派出2000多人加上驻济日军300多人扑向禹城救援，结果被八路军痛击，赶了回去。31日，国民党还派出飞机支援被围困的日军，受到八路军炮火还击。在这次战斗中，拒绝投降的798名日军全部被俘或被歼灭。

    日本投降后，蒋日双方合作得十分“愉快”,所以蒋介石在抗战结束之后不久就宣布冈村宁次等人无罪，并把他们送回了日本。

    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侵华战犯处理的宽纵是蒋介石反共本质和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策略需要的体现。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国民党军队还利用了侵华日军参战攻打共产党。例如，在山西就有约1万“残留”的侵华日军与阎锡山的国民党部队一起对人民解放军作战。这支“残留”的日军后来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覆灭。在内战后期，蒋介石更是实行了“运用日人”的策略。首先是招聘日本旧军官，成立了以富田直亮少将为团长的联合参谋团，称为“白团”(因富田直亮中文化名为“白鸿亮”,也兼有“以白抗赤”之义),为蒋介石打内战出谋献策。1949年，蒋介石在四川、台湾等地奔波不停之际，还5次召见富田直亮。蒋介石还试图组建反共联军——“中日义勇军”。1949年8月，在冈村宁次等日本侵华旧军官的参与下，完成了详细的计划书。计划书提出：为确保东南反攻基地，反守为攻，击破“匪军”攻势起见，应速选拔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人组成一个军，作为东南正面反攻核心力量。尔后随形势发展再逐渐扩大，练成精兵十万，编成数个军，组成强有力的“义勇军”,“成为击灭共军之骨干兵”。“中日义勇军”排长以上干部技术人员、指导教育人员均以日本军人充任。这一组建“中日义勇军”的计划后因故被抛弃，但日军参谋团后来却长期在台湾为国民党军队服务。

    有人对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提出置疑。认为蒋介石先于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方针。还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抄袭了国民党人士蒋百里、白崇禧、陈诚的军事思想。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在《论持久战》和其他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思想。开展游击战和有条件的运动战，建立广泛的敌后根据地是持久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提出的持久战思想是科学的、系统的，是创造性的理论贡献；《论持久战》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是长期形成的，在《论持久战》发表之前，毛泽东就有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世情、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得出来的结论。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提出了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思想。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形势，指出：“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这个时期，毛泽东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并于1936年12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大特点：一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又经历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二是敌人的强大；三是红军的弱小；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并且指出：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也“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在这部文献中，毛泽东深入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后，深刻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他还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明确地指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要实行“战略的持久战”。日本侵略者策划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毛泽东即讨论了持久战的问题。在1937年9月的《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任务》中，毛泽东得出结论：这场战争的走势“是持久战”,并指出要“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充实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在1937年10月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毛泽东又指出：“决胜负的战争尚在前面，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战争发展的形势，国内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认识到了抗日战争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国民党内也有人提出了持久抗战的主张；实际上抗战初期持久战的主张已为全国各阶层所接受。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持久战?如何开展持久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回答了人们的疑问。《论持久战》开宗明义地讲：“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胜利，无需乎费大力气。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

    《论持久战》是在深入总结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全面抗战爆发后近一年时间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革命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已经揭示中国革命战争是持久性的。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正面战场的节节溃败和华北敌后战场的顺利展开，也表明抗日战争速胜是不可能的，而持久抗战最后是能够取得胜利的。为了回答人们的疑问，指导中国的抗战实践，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国情和力量对比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国际形势也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准确地把握了其发展走向。毛泽东准确地断定了希特勒一定会与其他大国打，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从“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准确估计，植根于他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这是他坚信中国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深厚的思想认识基础。《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对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进行了深刻阐述。

    作为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式——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也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阐述。《论持久战》洋溢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地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论持久战》饱含着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所拥有的深厚的人民战争思想，其光辉论断不是国民党人士可以提出来的。

    蒋百里的《国防论》出版于1937年，但其产生背景、篇章和内容均与抗日战争无多大关系，书中有关论述是对中国遭遇战事的一般性战略构想。白崇禧“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提法与《论持久战》中的有关论述相似，于是有好事者就宣称是毛泽东抄袭了白崇禧的相关思想。而据陈思远《我的回忆》记载，周恩来向白崇禧介绍过《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深受白崇禧赏识。可见，是白崇禧受到《论持久战》的启发，而不是《论持久战》抄袭了白的观点。1937年11月，战时生活社编印了《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该书只有不到1/3的内容为陈诚所写，其他部分为他人所作，如郭沫若写了其中的第四章《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则撰写了其中第五章《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而陈诚所写内容主要是主张对日进行消耗性的持久战，并未全面讨论如何进行持久战，也未能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从总体上讲，陈诚提出的持久抗战“是依靠官兵拼命牺牲的片面的拖延消耗战”。因此，陈诚的持久抗战观点根本无法与《论持久战》同日而语。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陈诚“逐渐服膺于毛泽东科学透彻的理论分析和预见”,并在《论持久战》的书上结合实际战例做了许多批注。

    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与国民党的持久抗战主张是不同的。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总结中国十年内战与抗战初期经验教训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是国民党做不到的。例如，毛泽东主张开展人民战争，广泛建立敌后根据地，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靠人民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蒋介石虽然讲过持久抗战的话，但他讲的持久抗战是基于长期消耗，以待敌之疲敝和国际形势变化。他所依靠的力量主要还是政府军队。国民党蒋介石主张的是持久消耗战。他们虽然看到了中国“地广人多”,可以持久抵抗，但主张片面抗战，不愿意也不敢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寄希望于国际干涉来取得抗战胜利。毛泽东主张有条件的运动战，反对盲目的阵地战，并把游击战放在了战略高度。国民党则主张阵地战，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消极防御战略，往往死守阵地，与日寇拼消耗，导致大溃败。

    毛泽东《论持久战》回答了当时人们关于抗战前途的种种疑问，全面地、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什么是持久战、如何开展持久战，是指导中国抗战实践的科学纲领，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经典文献。“从毛泽东创立持久战理论这个角度说，伟大的抗日战争，正是毛泽东导演的一出惊天动地的历史活剧!”

    《论持久战》演讲稿经过毛泽东整理修改后，先在延安油印。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第43、44期(合刊)正式刊出。当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单行本，封面上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和署名；扉页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此后，各根据地印发了单行本。1938年7月25日，汉口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重庆、桂林、西安等地的新华日报馆也相继出版了铅印订正本，《论持久战》在国统区正式发行。《论持久战》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

    1.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影响。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赢得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赞誉。“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在回忆录里描述：“《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陈云同志听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演讲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全党全国抗战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议毛泽东在更大范围讲授，促使了毛泽东把讲稿整理出来在党内印发。

    2.在国统区的影响。宋庆龄看了《论持久战》后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瞻远瞩所折服，立即找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国民党高层引起很大震动，蒋介石、傅作义、白崇禧、陈诚、蒋经国等人都曾仔细阅读过；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中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读完《论持久战》后，拍案赞赏，认为是一部军事巨著,对秘书程思远说：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并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传、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崇禧积极向蒋介石推荐，还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学习《论持久战》。蒋经国仔细反复阅读《论持久战》达七八次之多，认为《论持久战》的分析十分深刻，有很大预见性和说服力。

    1938年1月，著名学者梁漱溟曾访问延安，毛泽东与他进行了多次交流。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底里佩服，感叹这是抗战以来他所听到的有关抗日问题最令其鼓舞和信服的谈话。毛泽东向梁漱溟谈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梁漱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的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3.国际上的评价。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判断拍手叫绝，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称：“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苏联方面也对《论持久战》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今天，和《孙子兵法》、《战争论》一样，《论持久战》也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必读之书，被列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

    有人说，共产党能在抗日战争中起些作用，主要是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援助。

    我们决不否认并且永远感谢苏联和斯大林同志对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所提供的重要支援。他们坚决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给予中国抗日战争以宝贵的精神与道义的支持；在西安事变后，及时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推进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也都有过经费援助和其它各项物资帮助；特别是出兵东北，歼灭了数十万日本关东军，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苦心经营14年之久、投资多达100亿美元的东北战略基地，为加快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帮助，重点和主要是放在了国民党身上。连美国学者也承认，苏维埃俄国是国民党人第一个异常慷慨的朋友。早在1937年9月，苏俄就运送各种物资给国民党。苏联一共对华信用借款三笔，共计2.5亿美元，国民党政府以锡、铅、钨、锑等金属及生丝、茶、棉花等物资折款归还，实际使用的苏联信用借款约为1.73亿美元。1937至1939年间，苏联为国民党提供了价值总额为2.5亿美元的大约为1000架飞机，大量的火炮、石油及其它军需用品，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一直延续到1941年希特勒的军队侵犯苏联的本土。而在中国全面抗战的四年半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总额才与俄国提供的提供援助才大约相等。另外，苏联还先后直接派出2000名飞行员，500名军事顾问支援国民党作战。1937年12月开始来华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包括两个轰炸中队和4个驱逐中队，总共700多名飞行员和技术人员，直接参加了武汉、岳阳、杭州、南昌、南宁、广州和台北等地空战，轰炸或配合陆军作战。苏联还帮助国民党培训飞行员、领航员和其它航空技术人员多达8354人之多。苏联200多位飞行员壮烈牺牲在中国的蓝天和大地上。苏联的军事顾问，直接参与了国民党组织的台儿庄、武汉、长沙、宜昌等战役，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这就需要认识，一是如前所说，当时的苏联和斯大林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抗战力量严重估计不足，其实是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到了国民党身上，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主要援助也都运交给了国民党。二是他们在对中国进行“国际主义”援助的同时，也裹杂了自己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私心”。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在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这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这一协定明确表示，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港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须设立苏中合办公司以共同经营等。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以苏联不得援助中共为条件，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接受了苏联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中的相关条款。可以说，在整个抗战时期，蒋介石政府接到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援助是源源不断，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大量装备甚至生活之必需，却只是从敌人手中夺取，这恰如著名的《游击队之歌》中所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当然，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特别是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自己动手，造枪造炮，解决吃饭穿衣等问题，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八年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不仅得到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而且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中国接受的国外所有援助几乎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接纳。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德国助蒋整训了30万精锐部队，并卖其大量军火物资持续到1938年，至少有1.44亿马克(约合5816万美元)。英国对中国援助不到四千万英镑(约1.84亿美元)。而美国对华援助约为16.02亿美元。即使在这样情况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却在敌占区搅得日本侵略者鸡犬不宁。英国教授林迈可曾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1967年，他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

    据以上事实和数据，从总体和本质上说，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曾在抗日战争中不时处于“中流”的位置，但它往往动摇、彷徨、妥协、退让，结果是消极抗战、溃散甚至溃逃，并没有起到“砥柱”的作用。这可以进一步清晰看出，唯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我们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决不否认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应有的地位和成就。从整个抗战过程看，尽管国民党在前期采取不抵抗政策，在后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利益和民族利益有一致的地方，蒋介石不仅在抗日战争中，而且就其一生来讲，其中包括在1958年大陆炮击金门之时，他都不失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有其爱国的一面。而汪精卫一类的卖国贼，则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分层次和程度的，并有着不同质的内涵。共产党人没有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的任何私利，唯有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其爱国和爱国主义是最高层次、最彻底的爱国和爱国主义。而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但与共产党人的爱国和爱国主义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蒋介石集团是让国家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服从于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蒋介石政府在抗战中的各种表现，无论是抗战，还是反共，或是妥协，甚至是企图投降，等等，其目的是为着实现他们所代表的大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但他们抗战和爱国的一面，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无疑起着和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浴血作战，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都值得全民族尊敬与纪念。

    四、“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相互关系浅析及历史启示

    (一)“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相互关系浅析

    1.“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的各自内涵。我们认为，“党的思想上的路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指党的指导思想的本身，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当确立的正确的理想信念。二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指导思想学习、领会、掌握和实践的现实状况。二者是有机的统一并相辅相成。而“党的政治上的路线”同样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指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制定的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阶段性的政治纲领。这一政治纲领是党的阶段性纲领与党的最高纲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有机有效的统一。二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纲领学习、领会、掌握和贯彻的现实状况。二者同样是有机的统一并相辅相成。

    2.“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二者同属于文化的上层建筑，它们既有联系，又更有区别。如前所述，“党的思想上的路线”是指党的指导思想的本身和党的各级组织与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指导思想学习、领会、掌握和实践的现实状况，而“党的思想路线”则是党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观察和认识问题行为指南的总体要求。现行《党章》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党的思想路线”亦即认识路线也常常被我们简称为“实事求是”,但这决不能说实事求是已经是存在于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中的客观现实，更不是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已经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备了正确的理想信念。

    3.“党的政治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关系。二者同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它们同样是既有联系，又更有区别。如前所述，“党的政治上的路线”既是指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制定的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阶段性的政治纲领，又是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政治纲领学习、领会、掌握和贯彻的现实状况。而“党的政治路线”则仅指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制定的体现党的性质、宗旨的阶段性的政治纲领，是党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政治行为指南的总体要求。比如，党的七大提出的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党章》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的基本路线也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

    4.“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的相互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中的党的指导思想是“自在”,而“党的政治上的路线”则是“自为”。二者既是理论与实践、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又是有机统一并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常说，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或说政治上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都可以引申并说明“党的思想上的路线”与"党的政治上的路线”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说到底，党的思想上的路线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即为绝大多数人即人民群众谋利益，而党的政治上的路线是“如何为的问题”即依靠绝大多数人即依靠人民群众自身为人民群众自身而谋利益的现实途径和办法。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整个社会结构讲，一般来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反作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指的就是其中的这个特殊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思想上的路线决定党的政治上的路线。毛泽东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指的就是思想的上层建筑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则是党的中心任务。党的思想上的路线和党的政治上的路线则是为这一中心任务服务的。在这一历史时期，正因为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所以我们党才成为了抗战的中流砥柱。在任何时候，党的事业要取得胜利，首先要依赖于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的正确，同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也必须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党的历次整风运动和学习教育运动，就是为了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能力。

    5.毛泽东同志在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是也提出了不少十分精辟的思想和观点。“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深刻思想的阐发，就是直接基于对林彪提出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批驳而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上政治上的结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说的“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一结论，其中“组织上的巩固”则依赖于组织路线的正确。而组织路线则是政治路线的有机组成。毛泽东在晚年把思想上的路线与政治上的路线并列一起并把思想上的路线放在前边加以强调，是十分正确与科学的。这是他在晚年对他自己30多年前所作结论的发展。

    6.毛泽东之后的党的主要领导人，坚持和发展着毛泽东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科学结论。1989年政治风波和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之后，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他说：“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多次讲，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都说明，决不是有了政权和执政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永远执政；如果丧失了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就可能得而复失、亡党亡国。这实质上是从一个侧面呼应了毛泽东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论断的正确。

    (二)历史启示

    1.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始终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的危急关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成为了抗战取得胜利的思想政治保障，成功地将民族危机转化为民族开始复兴的契机。坚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正确路线，关键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今天，根本的出路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今国情世情相结合，这其中就已经包含了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优秀文化传统，而决不能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搞“马教条”,也不能盲目照搬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经验搞“西教条”,还不能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指导思想搞“古教条”。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仍在彰显着这一真理。

    2.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坚持始终为了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基，是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一道理。党既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又是最先进的部分，必须始终紧紧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引导和团结人民群众，以紧紧抓住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机遇，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要求我们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始终做到真心实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着他们，依靠他们，他们才会跟着党披肝沥胆，一往无前，去创造无比灿烂的明天。无论何时，不管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只要真心实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和危险。这也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3.在任何情况下，党必须正确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规律。抗日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关键因素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并始终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这一历史启示要求我们要深入研究我国当今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深入研究当今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面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现状及其发展变化，不断与时俱进，及时根据变化着的形势，寻找正确的应对之策。

    4.在任何时候，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绝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共产党人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世界观涉及党和国家变不变质、老百姓受不受苦的天大的事。党的高级干部队伍中若多几个亿万富翁，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就必然少几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特别是思想家，极而言之，还可能最终导致党的轰然倒塌。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是党的政治本色。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之所以得到制定与贯彻，党的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的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根本的保障之一。全面深化改革，同样需要这样的本色。这一本色的本质就是要克服私心、出以公心。周永康等人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深思与警惕。果断坚定地反腐，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满信心的根本缘由之一。

    5.在任何时候，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党的正确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的因素。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党的事业必须绝对忠诚，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必胜的信念。抗战时期，即使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都始终表现出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对坚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抗战信心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在抗战即将胜利时，党的七大上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心目中同样应该悬着为现在的阶段性纲领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和为将来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一方面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也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能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或是看不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前这一阶段性纲领而对它怠慢，都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和坚定。而要做到这一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939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发表讲话。他在讲到学习问题时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1940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同他们进行谈话。谈话中，亲切勉励大家，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同时也是生产关系总和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文化上层建筑中的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在人的这一因素中，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素养更具重要性。这一重要性集中体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二是能否具有出以公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这两个要素决定着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则更具根本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进一步巩固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水平刻不容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