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核心区清流县，这片红色的热土曾经上演了一幕幕悲壮而英勇的故事。当年，6000名热血子弟踊跃投身红军，其中2000人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他们大多被编入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肩负起掩护主力红军过湘江的艰巨任务。然而，长征路上，他们遭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斗异常惨烈，绝大多数血洒征途，仅2人（另一人是李宽和。还有一说是3人，即加上清流长校籍长汀人李天光）最终抵达陕北，并参与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来自清流县温郊乡林坊村的林耀斌便是其中一位。

1955年，林耀斌授衔时戎装照

    长征胜利后，毛主席曾感慨地说道，那些能一路坚持走到陕北的红军战士，都是历经考验、出类拔萃的精兵强将。这些战士不仅身体素质过硬，更有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正是他们，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革命胜利的基石。

    1930年5月，林耀斌在长汀毅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开启了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他从一名普通战士做起，历任排长、连长、西路军补充团营长、水东独立团团长、冀鲁豫一分区司令部参谋长、河南新乡军分区副司令员、南阳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林耀斌凭借其卓越功绩，被授予大校军衔。

    他先后七次负伤，九死一生，腿上和胳膊上满是伤疤，小腿上的弹片，直到火化后才在骨灰中取出。特别是在湖南作战时，左胸被一发子弹穿肩而过，在后背留下了一个碗口大的疤痕。

    赴长汀参加红军

    林耀斌，原名林福仪，1912年出生于清流永德里林坊村（现清流县温郊乡小池林坊村）一中农家庭。据说，他的曾祖父、祖父当中有一人曾考中秀才。父亲林石养因读过几年私塾，略通文墨，虽以耕耘为业，早年曾在本村担任私塾先生。林耀斌从小就在父亲教导下背诵《增广贤文》《千家诗》等，父亲还给他讲解“四书”中的一些文章。但生活的重压让林耀斌无法安心读书。10岁起，他就不得不“半耕半读”，后来到当地一家纸厂当童工。在纸厂，林耀斌要将被石灰泡得糜烂的嫩竹从池子里捞出，剥去竹节和内外两层皮，再放入槽内用脚踩成纸浆。繁重的劳动让小小年纪的他苦不堪言，却也磨炼了他坚韧的意志。

清流县温郊乡林坊村

    清流县温郊林坊村地处偏僻，是个人口不多、十分闭塞的小山村，仍时常遭受土匪的骚扰。邻村薯坑就出了个大土匪林世球，直到清流解放初期才被镇压。当时，军阀连年混战，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乡村抓丁派差更是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林耀斌亲眼看见社会的动荡不安和吏治的黑暗腐败，心中满是愤懑，反抗的火种在心底悄然点燃。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两度入闽，像两把锋利的钢刀，直插反动势力的心脏。首战长汀长岭寨，红四军与盘踞长汀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展开殊死搏杀。激烈的枪炮声中，郭凤鸣被击毙，其2000余人的部队被歼灭。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时，三打龙岩的雷霆之势震惊南京，国民党慌忙调集三省兵力，妄图将闽西红色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之中。

    那年寒冬，林耀斌不满17周岁，一名来自长汀的工友告诉他，红军在长汀打土豪、分田地，打跑了反动政府，对穷苦百姓亲如家人，官兵平等，从来不克扣士兵军饷。这位工友动员林耀斌一同去长汀参加红军。红军的故事像星星之火，瞬间点燃了林耀斌心中反抗旧制度的热情。他与工友结伴前往长汀寻找红军，走了三天四夜终于到达目的地，却发现红军早已转战他处。因担心家人阻拦自己参加红军，林耀斌没有再返回清流，而是留在当地，一边替人帮工谋生，一边翘首期盼红军的身影。

宁化曹坊曹氏宗祠

    1930年5月，红四军再次入闽，与红六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合编为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红一军团总指挥。是时，红一军团一部来到宁化曹坊，领导宁化西南五乡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林耀斌回忆，当时红军所过村庄到处墙壁上可看到“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平分田地”“红军官兵平等”等标语。因参加红军是他早定的决心，事实也印证了工友对所讲的事实，于是参加红军的决心更加坚定。在工友的家乡，林耀斌同那个工友一起参加了赤卫队，进行打土豪、分土豪劣绅的财产、发动群众工作。随后，林耀斌正式加入红军队伍，成为红四军第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的一名传令兵。就在这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福仪”改为“耀斌”，寓意以武耀军威、报国为民。

    因为林耀斌读过几年私塾，红军首长看中他的文化功底，想让他担任政工干部，可林耀斌一心渴望上阵杀敌，坚持扛上套筒鸟枪，跟随部队在赣南、闽西的崇山峻岭间开展游击作战。战场上，他永远冲锋在前，很快就升任排长。

    这年夏，以平江起义红五军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攻打长沙。李立三调各路红军攻打大城市，提出了“打下南昌，攻占长沙，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此时，红一军团正在福建省长汀县休整训练，按照指令从福建进入江西，来到赣江流域，准备攻打大城市南昌。

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示意图

    据林耀斌回忆文章记述：“经过石城县、兴国县等处，第一次在樟树参加战斗，紧追着敌人向南昌前进。部队走到了万寿宫，离南昌不到九十里，变更了行动方向往湖南前进。在湖南境内第一仗在黄茅镇打响，消灭敌人若干。我在这次战斗中负了轻伤，发给了我六块现洋（银元）的负伤费。部队直往长沙逼近，我未到后方，仍跟着部队行动，到达长沙附近猴子石一带，才听到八十五军（彭副总司令原来所带的部队）打开长沙复被敌占领后，我军二次打长沙，我的伤已好，又参加了战斗，这时大队的大红旗交给我扛，在战斗中敌人一发炮弹从红旗中央穿过，打了一个大窟窿，我险些未被打倒，仍一步不停跟着部队紧追敌人。”这场恶战后，林耀斌因表现突出，被破格提拔为连长。

    “在长沙外围战斗十余天，消灭敌人一部分，缴获很多的武器。原来部队上有一部分梭标枪完全换了。因敌人工事坚固，布满电网，曾用‘火中’战术攻击无效。”林耀斌在回忆文章中写到。长沙久攻不下，红一军团转而攻打江西吉安。9月，行军至礼陵桥时，林耀斌经袁子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攻打吉安城的战斗中，林耀斌再立战功。战后，部队进行整编，吸收赤卫队补充兵力，林耀斌所在的连队番号变更为十一师三十一团第三连。

    10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结束后，即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总指挥，集合7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一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迟却，依靠根据地优势伺机反攻，歼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

    12月底，红军以1个团钳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钳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昼夜激战，俘国民党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000人。后在东韶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溃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

    1931年1月第二次反“围剿”白云山战斗中，红一方面军歼灭了敌五二、五九两个师，并活捉了敌两师长。因缴获了大批德造、法造轻机枪，部队成立轻机枪训练队，决定调林耀斌到该队当班长。这年春，在江西吉安陂头，林耀斌奉令前往师部教导队学习。在教导队，林耀斌曾多次聆听师政治委员罗瑞卿的报告。当时，部队仍在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教导队住在东固山一座古庙里，林耀斌利用休息时间上山挖竹笋改善自己伙食，还将每天吃的4分钱菜金节省一部分下来，买了一双麻打草鞋穿。

    从教导队学习毕业后，林耀斌回到师部通讯排当传令兵，随部队打到广昌县，手上腿上均负重伤，被送到瑞金仁田寺后方医院休养。这期间，林耀斌所在的部队红四军第十一师曾到清流林畲一带开展工作。

    6月22日，红四军师长曾士峨、政委罗瑞卿率部抵清流林畲，帮助建立林畲、孙坊、石下等苏维政权，还在林畲麦园洞创办了工农夜校。为应对第三次反“围剿”，7月12日 ，红四军第十一师从林畲出发，千里回师赣南，于江西兴国县高兴圩阻击国民党精锐部队第六十一师、第六十二师。在危急时刻，曾士峨亲自率领敢死队冲向敌军，胸部连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

    等到出院归队时，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已结束，林耀斌立即参加部队正在石城县境内打地主的围砦的战斗。可是，归队才一个多月，林耀斌又不幸得染上伤寒病，不得不又到后方医院休养。这次林耀斌病得很重，头发都快脱光了，但他始终惦记着重返战场。一个多月后，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强烈要求回到部队，仍在师部通讯排当传令兵。

    1932年1月，各地还弥漫着春节的气息。根据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攻取赣州城。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连接赣粤两省的军事要地，三面环水，城墙坚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驻守赣州的敌军为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以及由赣南17个县的地主武装组成的17个民团大队。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命令红三军团担任攻城任务，红四军分别布置在南康、新城、杨眉寺地区，负责阻止援赣的粤军。林耀斌所在部队红四军配合红三军团，英勇作战，很快就打开了江西南康县的局面，部队在该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同时担任对广东方面敌人的警戒任务。

    3月，师长王良升任军长，林耀斌跟随王良到军部的通讯排当传令兵。这年6月13日，王良率红四军奉命回师赣南根据地途中，经福建武平县大禾圩时遭敌匪袭击，不幸壮烈牺牲。毛泽东同志当时高度评价了王良的一生，称赞“王良是一个好干部”。

    赣州战役失利后，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红一、五军团为中路军，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先赤化周边地区，再攻打赣州。4月20日，红四军攻克漳州，消灭了很多敌人，缴获了敌人大量武器，还缴了一架飞机。林耀斌随军部住在石马，与厦门之敌隔江相望。因国民党十九路军由上海开来福建，红四军转回江西地区，先后攻打了广东南熊水口镇和江西乐安、宜黄等地。这年底，部队在黎川团村进行整编，取消军部组织，各师直属军团总指挥部，林耀斌调到军团教导团军事队学习。学习毕业后，林耀斌被分配到红一军团新成立的第三师九团二营六连当排长，在汀州短暂集训后，即开赴黎川方面参加作战。

    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林耀斌跟随部队转战福建，行至江西衡田时，他由萧克介绍转为正式中共党员。据他后来回忆，部队曾在顺昌县附近驻扎，因天气很冷，战士们将庙里的菩萨和祠堂里的神牌都拿来烤火烧了。这时，在连里当支部书记的林耀斌因作战勇敢，又有些政治工作能力，部队首长命令他代理连指导员。

    10月28日，红九军团成立，由红三师和红十四师合编而成，军团长罗炳辉从奴隶成长为将军的传奇故事，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林耀斌。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保卫战中，红九军团损失极为惨重，林耀斌再次身负重伤，被强制到后方医院休养。归队时，团政委姜启化仍叫他做政治工作。

    广昌战役后，红九军团实际只剩4000多人。但这支队伍人员精干、机动灵活。据黄火青《红九军团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北上抗日的经过》文章，中央军委命令红九军团肩负起掩护红七军团东渡、转运物资的重任。1934年7月15日，林耀斌随红九军团从宁化进入清流。此时，他多么想回家看看大哥、大嫂，还有他大哥为他订下婚约的姑娘。可军令在身，他又一次过家门而未入，他已经整整四年没有回家了。红九军团这次配合红七军团，深入敌人统治区，历时50天，来往行程1800余里，在福建尤溪口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缴获敌人食盐5万多斤、炸药13.7万多斤。中央军委要求红九军团，务必将这些战利品全部运回苏区。

    在长征路上

    1934年9月下旬，在中央红军尚未公开踏上长征征程时，红九军团已悄然奏响战略转移的序曲。在福建长汀与连城交界处，松毛岭成为决定中央苏区命运的战场。这是苏区东大门的最后屏障，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16000人在此构筑三道防线。

红九军团长征路线示意图

    战斗打响前，9月1日至3日，红一、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朱德指挥下，痛击国民党东路军李延年纵队，歼敌4000余人，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中最漂亮的一仗。然而，9月23日至28日，国民党三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疯狂进攻，红军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顽强抵抗。虽最终失守阵地，却成功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争取到宝贵时间。林耀斌和战友们用生命在松毛岭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悲歌。

    松毛岭阻击战后，红九军团遵照中革军委密令，悄然卸下装备，将防务移交红二十四师，大部队连夜撤至长汀钟屋村。在那里，1600多名从福建军区赶来的热血青年，为红九军团注入了新鲜血液。10月10日，林耀斌随大部队抵达会昌珠兰埠和大西坝，一边紧张补充物资、开展军事训练，一边等待新的使命。12日，于都补充第一团1500人整建制编入，当天军团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表彰了林耀斌等100多名战斗英雄，激昂的动员声中，战士们握紧钢枪，准备迎接未知的征程。

    当中央红军正式踏上长征路，红一军团为左路先锋，红三军团镇守右翼，红九军团如同忠诚的护卫，紧随红一军团左侧，用血肉之躯构筑起坚固的左翼防线，肩负着特殊使命；而红八军团则呼应红三军团，守护右翼安全。不同于其他部队从于都渡贡水突围，红九军团选择了一条充满挑战的路线——他们向南迂回，经武阳、会昌，在10月16日深夜踏碎濂江（安远河）的月影，率先撕开敌军封锁线，朝着桃江（信丰河）疾驰而去。

    长征路上，红九军团堪称“开路先锋”与“断后脊梁”的结合体。在湘江战役中，红九军团担负断后任务，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主力红军前进。红九军团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枪林弹雨，部队虽减员严重，却始终坚守阵地。这支部队创造了诸多传奇：它是唯一一支先后融入红一、红二、红四三个方面军的劲旅，三次翻越皑皑雪山，三次穿越茫茫草地，行程超过37000里，周恩来总理赞誉其为“战略骑兵”。这一称号，是对这支灵活机动、敢打硬仗部队的最高褒奖。而林耀斌正是其中一员。

    红九军团自江西会昌出发便陷入残酷的征战漩涡。三个月里，他们日夜兼程，穿越湖南、广东、广西的崇山峻岭。在各大小战斗中，林耀斌表现都异常勇敢。林耀斌回忆道，遇上打土豪，战士们尚能饱餐一顿；敌人紧追时，只能饿着肚子行军作战。1934年12月，进入贵州的林耀斌调任团部通讯排长，他的命运与这支传奇部队紧紧相连。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攻打娄山关，林耀斌随红九军团在硝烟中冲锋陷阵，目的就是为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战略大调整，红九军团主动留在黔北吸引敌军火力。2月的缩编让部队“瘦身强体”，仅剩三个团的红九军团反而爆发出更强战斗力。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木孔镇老木孔设伏时，他们以逸待劳痛击黔军尤国才部，俘虏敌人1200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这场关键战役不仅扭转孤军困境，更打出了红军的威风。

    转战云南时，红九军团化身“战略奇兵”。征途中、战场上，到处可见林耀斌勇敢的身影。在滇东北，红九军团虚张声势，佯装主力迷惑敌军。在宣威，战士们把缴获的火腿、粮食分给贫苦百姓；在东川，万人公审大会上，恶霸县长被处决，百姓们分到了盐巴、布匹。5月6日，这支传奇之师成功渡过金沙江，与主力会师。飞夺泸定桥战役中，红九军团作为左纵队，一部分坚守泸定桥，一部分与红一军团并肩向天全挺进，继续为长征的胜利开辟道路。

    1935年夏，林耀斌随部队胜利翻过夹金山，来到四川懋功（1953年更名为小金县）与四方面军会合。7月，红九军团缩编为红三十二军，划归红四方面军指挥；次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红三十二军又划归红二方面军指挥。部队在四川省阿坝松岗进行整编，干部下降使用，林耀斌被调到连里当排长，后又到军团部教导队任分队长。在天全县，因部队补充了部分新兵，林耀斌调任新兵连长，负责组织新兵的军事训练。

    随着战略变化，长征路上，红九军团先后编入红四、红二方面军。林耀斌从连长调任排长，又在教导队担任分队长，无论职务如何变动，他无怨无悔，始终与战友们并肩作战。翻雪山时，寒风卷着暴雪刺入骨髓；过草地时，沼泽和寒冷吞噬了无数年轻战士的生命；他挖野菜充饥，甚至捡前面部队吃过牛骨头，敲骨吸髓，但他从未退缩。当西北高原的曙光终于照亮这支饱经沧桑的队伍时，林耀斌和战友们用脚步丈量出了长征精神的厚度，在人类最伟大的长征壮举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调任水东独立团团长

    抗战初期，林耀斌担任冀鲁豫边区西路军补充团营长、一一五师教导队中队长。1937年11月，他率六八四团补充团战斗骨干连执行突击任务，于汾（阳）离（石）公路以南，相机伏击日军，破击敌人交通，切断敌人补给线。在这次战斗中，他指挥连队战士杀伤敌人2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品，受到团首长表扬。

1942年，林耀斌在水东与战友们在一起

    1938年10月，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河南抗战重心转向豫东，彭雪枫部与吴芝圃率领的豫东抗日游击三支队、萧望东率领的先遣大队，在西华县城北杜岗村会师，三支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连，共计1020人。随后，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两征睢杞太，创立睢杞太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1月，又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睢杞太独立团，下辖三个营，经过短期训练后，主动向日伪军出击。彼时，林耀斌刚考入延安马列学院。1941年5月，马列学院改组，编为各科系研究室，林耀斌转入中央党校学习。在“这期的学习，党的培养，教员们的帮助，政治觉悟、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得到提高一步。”林耀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数万大军向在新黄河以东坚持抗战的新四军进攻。汤恩伯将杞县、太康等县划入第一“清剿区”。为适应斗争之需要，豫晥苏区党委决定，将睢杞太地区划出游击区，调睢杞太独立团东进，充实部队主力。

    睢杞太独立团东进豫皖苏区之后，国民党八十一师在地方顽敌势力的配合下，猖狂向抗日军民进攻，妄图消灭或挤走在睢杞太地区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和新四军。在此严峻形势下，1941年3月，日伪顽疯狂向睢杞太根据地频繁进攻，抗日武装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加之睢杞太地区与上级领导机关失去联系，党内、军内一些干部战士对能否坚持斗争，出现了动摇、畏难情绪。为此，地委组织部部长张剑石、宣传部部长马一鸣等在杞南申纪村召开紧急地委扩大会议，统一思想，制定措施。会议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组织力量，坚持根据地抗战”的基本方针。会议根据形势发展决定将睢杞太地委改为水东地委，在上级未派人之前选举马一鸣负责地委全面工作（后任书记），组建新四军四师水东独立团，公推马玉堂任团长，马一鸣兼政委，王广文任副团长，下辖两个营（缺一营），共600余人。

    水东独立团建立后，在杞县、杞通边、太康北部活动，宣传教育群众，扩大政治影响，配合地方武装，伺机打击敌人。在积极主动出击敌人的同时，独立团还帮助、支持地方党和群众工作，打击镇压杀害抗日战士及家属的汉奸、叛徒、敌探等。1941年11月，针对水东地区的现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水东地区由冀鲁豫军区代管，部队仍使用新四军番号。

    这年秋，为加强水东地区的领导力量，冀鲁豫军区派林耀斌等一批干部来水东工作，并给水东地区配备一部电台和一批武器弹药。林耀斌任新四军水东独立团团长，原团长马玉堂、副团长王广文调党校学习，苗丕一任政治处主任。

    林耀斌一行，由水东部队派过来的一个营护，带着军区配给的一部电台和武器弹药，突破同蒲路、平汉线、渭河等处敌人的重重封锁，白天隐蔽夜晚行动，这里停停、那里等等，至12月底才抵达水东地区。“经过两个晚上的行军，到达黄河边上，部队留下了，我们几个人坐船，进到河道里，一个被水冲的不成样，许多房在水里泡着的一个村子（地委、团机关隐蔽的所在地）。”林耀斌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2年1月，林耀斌正式接任水东独立团团长一职。当时，水东独立团仅有两个营，兵力约600人，林耀斌回忆道，当时“部队的一切费用靠自己筹备。因离上级远，经常不能得到上级的及时指示”。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林耀斌凭借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与领导智慧，带领水东独立团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在杞县、兰考、民权一带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面对敌人先后十余次的大规模进攻，他总能巧妙应对，使水东独立团化险为夷。

    3月，林耀斌指挥水东独立团，在杞南县一、二大队的配合下，袭击傅集日伪军据点。独立团的二营担任主攻，一大队打伪军，二大队打援军，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几十支。4月，林耀斌又指挥独立团袭击民权南部巴河崖等伪军据点，极大地震慑了敌人。

林耀斌缴获的望远镜

    7月底，水东地委决定将全区的交通联络站归水东独立团领导，设立总站和杞南、杞北、杞通边设立3个支站，各站1—2名交通员。林耀斌对全区交通联络站的交通员进行整顿、培训，建立文件登记收发、干部学习、会议汇报、巡视等制度，使全区交通联络工作走上正轨，为粉碎日伪军“扫荡”创造条件。这年冬，水东地区正式划归冀鲁豫区领导，唐克威任水东地委书记。

    1943年1月10日，唐克威在谷熟岗主持召开地委、独立团、各县领导参加的地委扩大会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分散游击，化整为零，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此次会议，调整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唐克威兼水东独立团政委，马一鸣任地委副书记。林耀斌仍担任独立团团长，兼任地委委员。王广文任副团长，韩明任副政委，孙子植任参谋长，苗丕一任政治处主任。

    林耀斌将独立团分成三个梯队，分别在杞通边、杞北、杞南活动。林耀斌同唐克威率团部和主力连一连及团警卫排留在杞南常营。2月1日凌晨，敌数百人分乘20多辆汽车奔袭包围常营村。林耀斌与唐克威分头突围。唐克威率团直属队五连突围，被敌汽车追到郑寨西南铁底河时，坠马牺牲。战斗后，一连随林耀斌、马一鸣到军区。
唐克威牺牲后，冀鲁豫军区党委于3月份派李中一任水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林耀斌调回冀鲁豫，张刚剑任水东独立团团长，王广文任副团长，苗丕一任政治处主任。这年冬，林耀斌前往延安，在平原党校学习。在延安党校学习期间，林耀斌参加了整风运动，直到1945年6月，才重新分配到冀鲁豫四分区任基干团长。

1942年，水东抗日队伍行军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晋冀鲁豫边区的部队开始全面反攻。冀鲁豫军区各分区部队配合主力部队，向西南开封方向进军。林耀斌奉命率基干团于原地单独对付渭河以西之敌。在配合主力部队打开浚县后，军区令林耀斌率基干团向西急进平汉路，打开汤阴。随即，军区成立独立旅，林耀斌率基干团编入该旅。12月，林耀斌调到一分区任副参谋长。1946年冬，一分区分为一、六两个分区，林耀斌被分配在六分区工作。

1947年元旦，冀鲁豫军区七分区干部合影

    1947年6月，林耀斌调任冀鲁豫军区一分区参谋长。这年9月，国民党山东之敌七十三师，对冀鲁豫一分区发起连续“扫荡”，因领导上的大意，转移地点选择不当，一分区被敌人合围，机关受到严重损失，特别是政治方面损失更大。正当此际，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又被调去军区搞整党。机关的领导只有林耀斌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以及军区委派来临时代理的副政委。面对强大的敌人，林耀斌勇挑重担，沉着指挥部队，主动寻敌作战，在东阿县大吉城战斗中，打死敌团长1人；在袭击长清县驻守山东王耀武主力七十三师所盘踞之据点等大小的战斗中，消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彻底扭转战场态势，恢复并且扩大了原来的抗日根据地。

    战斗在“聚台岗”

    水东地区是冀鲁豫根据地的南大门，是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联系的枢纽，战略位置十分突出，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太康县西北部的广袤平原上，聚台岗村看似平凡，却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抗日传奇。1941年7月，水东独立团在太康地方武装配合下，主动出击日伪军，地方土顽主动求和，要求团结抗日。水东地委机关、水东独立团迁至黄泛区太康聚台岗村办公，开辟了“水上抗日根据地”。这里有豫东小延安之称，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既有新四军番号又有八路军番号的根据地。

    如今，聚台岗村是太康县西北部一个普通的村落，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可在当时，这里却是黄泛区的重灾区。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寇西进，蒋介石以水代兵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将豫东分隔为“水东”与“水西”两个地区。虽然暂时形成了一道阻挡日军西进的屏障，但滔滔洪水奔流而下，致使豫东、皖北数十县尽成泽国，90余万人死亡，610多万人挣扎在一片汪洋之中。地势高耸的聚台岗，奇迹般地成为四面环水的“诺亚方舟”。老百姓划着小船进出，敌军的机械化部队却寸步难行，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它成为水东地委建立根据地的不二之选。

    水东地委和水东独立团，为何选择这样一个普通的村子作为自己的“水上抗日根据地”，其实是有其中的奥妙的。河南省太康县委史志办的轩人杰介绍说，聚台岗位于太康县高贤乡，地处豫东平原，靠近黄泛区。这里的地理环境复杂，河流纵横，便于隐蔽和防御。水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初期，独立团面临群众基础薄弱、根据地经济状况恶劣，而国民党顽军和日军却经常进行“清剿”“扫荡”。“当时水东是个纯粹的游击区，部队是经常分散活动，一天一移动或二次的移动，白天隐蔽夜晚转移。”林耀斌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

    据当地村民回忆，当时，岗子的面积很大，有2里宽、3里长，一些没有逃亡的村民在岗子上居住。独立团战士们挽起裤腿，和村民一起开垦荒地，教大家种植耐旱的绿豆；村民们自发组建船队，趁着夜色为部队运送粮食，妇女们在被服厂飞针走线，老人们蹲守村口放哨，军民携手将这里打造成密不透风的抗日堡垒。

1942年，太康县高贤乡聚台岗旧貎

    这座古村曾矗立着三丈五尺高的砖砌堡垒“南台”，垛口、枪眼、炮楼一应俱全，护城河环绕四周，抗战时期更是成为中共水东地委的核心据点。彼时，水东独立团团部扎根于此，让这片被黄泛区洪水围困的孤岛，化作坚不可摧的“水上抗日堡垒”。

    1941年后，聚台岗逐步迎来了高光时刻：造船修械所的叮当声、被服厂的缝纫机声、豫东抗日中学的读书声交织成战歌。豫东抗日中学是一座革命大熔炉，前后走过了6年的战斗历程，学生大部分来自坚持水东抗战的党政军干部子弟、烈士子弟及部队年龄较小的战士，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林耀斌曾担任豫东抗日中学校长，教授学员游击战术、军事知识，学员们还荷枪实弹站岗放哨，为水东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里既是学堂，更是战场，学生们白天上课，夜晚随部队突袭日军据点，真正做到了“一手拿笔，一手持枪”。

    面对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封锁，还有严重旱灾和蝗灾。林耀斌将独立团和各大队、各区常备武装，分散到各地，一面帮群众收麦，一面准备好随时痛击抢粮之敌，保卫人民群众的劳动果实。

    1942年6月下旬，林耀斌派出独立团的两个连与杞南县大队，驻在郎知岗一带，帮助群众打麦，驻杞县日军和伪军李五林部来杨屯抢粮。面对汹汹来敌，林耀斌指挥独立团战士迅速进入事先挖好了的战壕，予以敌人正面还击，打死日军5名，伤敌多名。

    然而，国民党顽军却加紧对共产党抗日武装“清剿”。1942年8月初，国民党河南省第十二专署专员薛剑光调其武装及杞县等地方顽军五六千人，分别杞南、杞北、杞通边和聚台岗等根据地进攻，同时，国民党河南省第七专署张国荣部也从黄泛区出来，向根据地进攻。妄图以十倍于抗日武装的优势，将水东地区的共产党、新四军消灭或赶走。水东抗日斗争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为了维护抗战大局，遵照军区“团结进步”的方针，林耀斌决定独立团主动撤离聚台岗水上根据地。他指示抗日中学生用树轱辘蒙上布，伪装成机关枪，扛着在大堰上来回走动，迷惑敌人，使敌人误以为新四军早有准备，不敢贸然进攻，为部队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

1942年，水东独立团渡河作战

    当顽军范景新支队2000多人进攻水东独立团驻地天池洼时，林耀斌指挥独立团一、二两营进行英勇反击。战斗非常激烈，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独立团才突围转移，一营营长毛春林在这次战斗中负伤。随后，水东独立团和党政机关从聚台岗撤出，在杞县东部李岗、翟岗一带集结。

    1942年7月，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张承先率工作组到水东巡视，传达军区“要保住这块根据地，在军事上要隐蔽发展，不要过分刺激敌人，应把敌伪工作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要派得力干部做敌伪工作”的指示。

    据此，林耀斌制定了水东独立团反击顽军的详细作战计划。同时，他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和水东实际，整编部队，将水东独立团由大团变为小团，将原来3个营改编为4个主力连，编余人员全部充实到地方武装。各县都编一个独立营。部队整编后，各部分别召开反顽斗争动员大会。林耀斌与政委王其梅率独立团主力到杞北地区，在杞北独立营配合下，决心消灭地方顽军薛汝梅部。

    针对薛汝梅和田树恩两股顽敌人数虽多，但距离国民党大部队较远，相对孤立，且这些敌人大多出身土匪战斗力不强的特点，林耀斌打算给这两股顽敌一个狠狠教训。这年9月，林耀斌与团政委王其梅商议，决定将水东独立团驻扎在杞东北牛寨、黄寨一带，派小股部队诱敌。因为林耀斌了解薛这个人性格傲慢狂妄、十分任性，只要给点刺激，他必然毫无顾忌地全军出动。果如林耀斌所料，薛毫无顾忌地全军出动，但独立团早有准备，立即全面反击，薛部轰然溃退。林耀主又下令独立团乘胜追击至薛的老巢陈寨，打散企图集合的敌人。第二天，林耀斌又指挥独立团又在杞西北的孙府寨，全歼田树恩大队一个中队。四五天后，被打败的薛汝梅残部，准备夜间在白丘集合，妄图垂死挣扎。林耀斌闻讯后，立即派水东独立团的两个连突袭了薛的集合场，敌死伤甚多，薛汝梅被打伤，在残敌保护下逃跑。至此，薛部覆灭，田树恩部远逃黄泛区。

1942年，水东独立团穿插转移

    9月，杞北反顽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团长林耀斌与政委王其梅又率水东独立团转战杞南反击顽军。当此时，国民党顽军河南省十二专署支队长张鹏仙得知薛汝梅惨败，便带领其支队千余人前去杞北援救。敌我两军在南去北来的途中相遇。林耀斌指挥独立团战士猛打猛冲，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顽军招架不住，慌不择路逃进蔡村据守。林耀斌哪肯罢休，命令独立团跟踪追击蔡村，在村内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夜战巷战，直到将张鹏仙击毙，残敌见状，四散逃窜。

    独立团反顽战斗的胜利以及根据地的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日寇的恐慌。敌人在水东根据地周边增设据点，驻杞的日伪军还准备派兵对独立团驻地沙沃展开“扫荡”。林耀斌接到情报后，下令加紧修筑工事，鼓舞士气，做好迎敌准备，坚决打击来患之敌，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当日伪军匆忙向毛朱庄发起进攻时，林耀斌沉着指挥独立团战士依村坚守，英勇还击。敌初战便伤亡惨重，进攻未成。后敌人以机枪、小炮猛攻，至天黑才攻进村内。独立团与日伪军展开巷战，双方都有伤亡。在此关键时刻，林耀斌当机立断，指挥部队主动撤出，迅速转移。这次战斗是水东抗战以来，打击日军最有影响的战斗之一，也是对日军作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自那以后，驻守杞县城的日军，再也不敢轻易出动前来“扫荡”。

    1942年至1943年间，这时期是水东抗日斗争最为艰难的时期，林耀斌领导的水东独立团，奠定了水东军事斗争基础。水东独立团成功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锻炼提高了部队作战能力，增长了对敌作战的信心。从聚台岗的水上堡垒，到豫东平原的游击战场，在血与火中淬炼中，林耀斌率领水东独立团抗击日伪军，用热血诠释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

    我死后，骨灰一半撒黄河，一半葬清流

    病榻之上，林耀斌的声音虽低弱，却透着一股坚毅决然：“我走之后，务必将我的骨灰，一半撒入黄河，那是我与战友并肩战斗之地；另一半葬于清流，那是生我养我的故乡。”

    窗外，斑驳树影随风摇曳，阳光轻柔地洒在这位戎马一生的老战士身上，宛如为他披上一层温暖的光晕。这句遗言，恰似从岁月深处传来的深情回眸，更如一位革命者以生命谱写的家国诗篇。

    林耀斌的目光渐渐迷离，思绪仿佛又飘回到那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战场。他仿佛看见自己正奋力扛起一面大旗，无畏地迎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始终冲锋在前。
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林耀斌先后经历了樟树镇、黄茅镇、吉安、赣州、漳州、水口、广昌、松毛岭等无数恶战，参与突破乌江、攻打娄山关等关键性战斗，他机智灵活地同日伪周旋于睢杞太抗日根据地，他还辗转征战于汤阴、聊城、运城、肥城等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多次负伤，却从未有过一丝的退缩。在战斗中，他屡立战功，最终铸就“战斗模范”的无上勋章。

    林耀斌的人生轨迹，恰似一条蜿蜒长河，于黄河的澎湃波涛与清流的秀丽山水间不断延展。1948年2月，他调任冀鲁豫七分区参谋长。1949年春，面对司令员与政治部主任因组织南下调离的局面，他毅然挑起分区党委的重担，全面统筹部队训练、地方治安与剿匪等各项工作，在独当一面中尽显优秀领导力。

    林耀斌曾在回忆录中总结道：“在七年分区参谋长工作中，不得不承认，机关工作经验有了很大提升，比起刚开始在一区时，心里更有底了。”朴实的文字背后，是他对职责的庄重承诺。1949年冬，全国解放战争基本胜利，林耀斌调任菏泽军分区参谋长，1951年1月又调任新乡军分区参谋长。1952 年9月后，林耀斌升任新乡军分区副司令员、南阳军分区司令员。在基层的磨砺中，他不断成长。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二十三年来，党的悉心培育，让我在战斗与实践中持续锤炼，提升了觉悟与能力。”

1949年8月26日，平原省运西分区干部合影

    1955年，林耀斌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年，国防部授予他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这一系列至高荣誉，无疑是对他半生戎马生涯的高度褒奖。

    黄河，是淬炼林耀斌革命信念的圣地。往昔岁月里，他与战友在黄河岸边风餐露宿，为革命事业浴血奋战。呼啸的子弹、震耳的炮火，都无法撼动他坚定的信念。黄河澎湃的浪涛声，早已融入他的内心，化作永恒的战歌，黄河岸边的土地，也镌刻着他们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

    而清流，承载着林耀斌童年无数美好回忆的故乡，是他灵魂深处最柔软的牵挂。田野间回荡的欢声笑语、乡亲们给予的无私帮助，点点滴滴都深深融入他的生命。即便戎马倥偬，他对故土的眷恋也从未消减。每次回乡，他都带着子女，希望他们铭记“根”之所在，甚至曾计划“安排”大儿子扎根故乡，延续这份血脉深情。

1966年夏，林耀斌回乡时与亲人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林耀斌先后五次回到故乡清流，自掏腰包帮助乡亲解决困难，为家乡交通建设四处奔波。他每月给大哥寄生活补助，助力大哥盖起新房，还与前来探望的各级领导交流村集体经济发展，以及加强对下一代的革命传统教育等。如今，清流境内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尤其是清流县矿藏资源的开发利用、乡村道路的建设，无不凝聚着他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与无尽深情。

    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在家庭教育中代代传承。在子女眼中，父亲严厉的背后，是对正直品格的执着坚守。“做人要正派，做事要踏实，绝不能丢了军人的骨气。”这句质朴的教诲，如明亮灯塔，成为五个子女人生道路的航标。他们相继投身军营，有的驻守边疆保家卫国，有的钻研科研为国防事业添砖加瓦，有的扎根基层默默奉献，以各自方式深刻诠释着军人的神圣使命。

1978年春节，林耀斌全家人合影

    特殊年代里，即便历经诸多挫折，林耀斌对国家和军队的忠诚从未褪色。1968年离职休养后，他仍积极为年轻官兵讲述战斗故事，为军队发展出谋划策。1982年正式离职时，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已为党和人民奉献了一生。1985年，73岁的林耀斌与世长辞，河南省军区党委给予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的高度评价，这无疑是对他光辉一生最为凝练精准的概括。

    黄河奔腾不息，依然在诉说着往昔的波澜壮阔；清流山水依旧，永远承载着游子对故乡的无尽眷恋。遵照林耀斌的遗愿，子女们将他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撒入黄河，让他与战友英魂相伴；另一半将在合适时机归葬清流，与他深爱的故土和亲人们长相厮守。

    清流籍的老红军林耀斌，用一生谱写的家国赞歌，已然成为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激励着无数后来人在奋斗的道路上不畏艰难，砥砺前行。他的一生，是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清流县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九州出版社2023.11.
    2.《中共杞县历史（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10.
    3.《中共杞县党史大事记（192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7.
    4.《中共太康县党史（1919年5月—1949年10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5.《开封抗日战争大事记》，来源：开封日报2017-12-02
    6.《中国共产党三明历史概览（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10.
    7.《清流县志》，中华书局出版1994.12.
    8.《连城人民革命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7.
    9.《中国共产党江西黎川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3
    10.黄火青《红九军团护送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北上抗日的经过》，1985年7期《福建党史通讯》
    11.《林耀斌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