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尽管“新冠”疫情肆虐，但网络拍卖却异常火爆。在一次网络拍卖中，我以12万元的价格竟拍下了一张较为破旧的“红军临时借谷证”（见图1）。可能很多人会感到困惑：这么破旧的苏区票据，为何要花这么多钱？它真的值这个价吗？

图1

    我的回答是：“不为什么，就因为落款是毛泽东。”

    这是一张由毛泽东主席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落款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壹百斤券（见图2），编号为015403，蓝色版，下方领粮单位处盖有“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供给处”的菱形公章（见图3）。

图2：毛泽东、林伯渠落款

图3：“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一师六十一团供给处”印章

    毛泽东落款的票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极为罕见。除了这种红军临时借谷证，还有苏区中央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仅此两种。红军临时借谷证有伍拾斤、壹百斤、壹千斤三种版式；苏区中央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则有伍角、壹圆、贰圆、叁圆、伍圆五种面额（见图4和图5）。

图4：经济建设公债叁圆券

图5：经济建设公债落款放大

    那么，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壹百斤券的当前市场价格究竟如何呢？我们不妨先听听收藏界的看法。翻开《中国收藏·纸品》杂志（总第10期），可以看到著名收藏大家张先磊先生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到，2015年在山西侯马的一次票证拍卖会上，他见到了一张“干谷壹百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在确认为真品后，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其收入囊中。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一经开拍，便引起了众多收藏爱好者的追捧，价格一路飙升，远远超出起拍价。张先磊先生凭借坚定的决心，最终以60万元的价格将其收入囊中，这张借谷证也成为他20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中的一员。

    2015年的60万元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令人望而却步。我仔细观察了张先磊先生收藏的那张红军临时借谷证的图片，其品相虽然比我这张好一些，但如果拿去评级，估计也上不了30分。

    我收藏研究苏区票证已有二十余年，发现除了张先磊先生的那张之外，我手中的这张实物堪称第二张。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将其拿下。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作为一名红色收藏爱好者，能够收藏到一张毛泽东落款的红色票据，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在众多红色票证中，毛泽东落款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堪称稀世珍品，存世量极为稀少，是可遇不可求的收藏佳品。相比之下，经济建设公债的存世量稍多一些，但红军临时借谷证无疑更为珍贵。我对这张毛泽东版红军临时借谷证格外珍惜，因为它是红色票证中最顶级的珍品之一。在此之前，我已经收藏了另外两张不同面额的毛泽东版红军临时借谷证，分别是伍拾斤版和壹千斤版。如今，这张壹百斤版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也收入囊中，我的收藏终于圆满，心中满是喜悦。

    每次拿起这张珍贵的毛泽东版红军临时借谷证，我的思绪总会飘回到毛泽东在苏区的那段光辉岁月，尤其是他两次担任师长的故事。特别是后一次的故事，我总想与大家分享。

    1928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时任湘南特委军事部长）被派往井冈山，传达1927年11月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的处分决定。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理由是说他在秋收起义中未攻占长沙，而是选择撤退至山区。然而，周鲁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他错误地将“撤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说成了“开除党籍”。这一误会导致毛泽东不能再担任党代表，而被改任为第十师师长。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回顾了这段经历说：“井冈山时期有个周鲁，说是中央开除我党籍，就不能过问党的事了，只能当师长。”这一事件在后来的影视作品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电视剧《红色摇篮》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镜头：朱德带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毛泽东去迎接他。为了表示对朱德的尊重，毛泽东借了一支驳壳枪，风趣地说了一句：“挎着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这个故事早已被许多人熟知，它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在革命初期的坎坷经历，也展现了他乐观豁达的性格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这张红军临时借谷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毛泽东伟大精神的象征。

    但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晓，毛泽东也曾“担任”过（准确地说是伪装成）国民党军的师长。

    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丰富中央苏区的历史资料，江西省党史研究部门组织了大量人员深入苏区当地，走访相关人士，收集了众多珍贵的口述史料。这些口述史料经过整理和编辑，最终由吴永明主编，于2023年3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汇编成《中央苏区革命史调查资料汇编》，共计八卷。

    罗国倬便是当年接受调查的人员之一。他是吉安新安人，1958年接受工作人员采访时已经61岁。罗国倬9岁时父母双亡，10岁便拜师学裁缝。1926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曾担任万泰、龙冈、洛口县委书记等职。

    翻开吴永明主编的《中央苏区革命史调查资料汇编》卷四（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版），在第8、9页，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珍贵的采访记录：

    罗国倬回忆说：“1930年正月，我们奉命前往富田、塘东整理队伍，为即将发起的长沙战役做准备。二月，部队正式出发，行至武功山时，接到命令‘就地停下’。随后，我们拆下红领章和袖章，组织连、分队长以上干部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说：‘国民党孙连仲有两个团在此地伪造法币，我们计划将他们一举拿下。大家回去把在峡江缴获的国民党军队的军服穿起来，打着五十一师的团旗。’我跟随在毛泽东同志身边，他骑着马，伪装成国民党师长邓英，战士们则装扮成白匪军。

    部队缓缓行进至武功山，白匪哨兵远远喝问：‘什么人？’我们回应道：‘邓英部队。’哨兵又问：‘来做什么？’我们回答：‘找你们团长。’不久，两名匪军团长毕恭毕敬地前来迎接，口中连声喊着‘邓英师长’。毛泽东同志故作严肃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匪团长回答：‘××师××团，奉命在此地伪造法币。’经过一番虚与委蛇的周旋后，毛泽东同志要求匪军集合，并请他训话。毛泽东同志站在队伍前，说道：‘弟兄们，我们奉蒋委员长之命，镇守吉安，但土匪来势汹汹，我们吃了不少败仗，特来向你们借兵，打下东固以雪此仇。’匪军表示同意，毛泽东同志便说：‘那好，麻烦弟兄们检查一下武器。’匪军士兵纷纷卸下枪支，毛泽东同志趁机说：‘我看到过一些匪军来交钱。’此时，我们埋伏在后面的两团红军战士赶到，毛泽东同志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立正’以示‘敬意’，待一声‘稍息’，战士们便一拥而上，每人夺下匪军一支枪。就这样，两个团的匪军不战而降，两名匪军团长也被生擒。”

    从这段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伪装成国民党师长并成功智取敌军的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他不仅机智过人，更有着非凡的勇气，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巧妙地战胜了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