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本途径，是党的群众路线最主要的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手段。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调查研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领导人，他的一生不仅有丰富的调查研究的实践而且形成了科学的调查研究理论。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
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险恶，他从不放松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他所以能够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为基础，1929年制定兴国县《土地法》，并在1930年、1933年先后开展《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最早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典范，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策源地。
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不同时间内，进行三次重要调研，绝无仅有，其意义非同寻常。
一．毛泽东在兴国县的系列调查研究，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具体问题，直接指导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
从1929 年至1930 年，农村游击战争广泛发展，红军和根据地日益扩大，有力地显示了它在中国革命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城市斗争的开展却累受挫折，非常困难。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国情、斗争的形势告诉人们：中国革命要胜利发展，就必须把工作中心首先放在乡村。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极为艰巨复杂的工作。国际共运中没有先例，马列书本中更找不到现成答案。
面对各种各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毛泽东深入调查，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根据地各项建设的实践中，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根据地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大大促进了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的发展。
其一，通过制订兴国县《土地法》的调查，改正了土地分配中的原则错误，促进了土地斗争的发展。
1929年4月，毛泽东率前委警卫排来到兴国县。他在这里作了详细周密的调查，调查了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和现状。在调研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县《土地法》，与井冈山《土地法》相比，兴国县《土地法》时，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毛泽东后来在1941年出版的《农村调查》文集《土地法》按语中明确地提出：“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1]这一句话的改动，实际上是调查研究后产生的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彻底划清了农村阶级阵线，集中打击了地主，从根本上团结了中农，使更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一部兴国县《土地法》的诞生掀开了赣南、闽西土地革命风暴，千千万万农民潮水般地加入了红军队伍，舍生忘死跟着共产党战斗。
兴国县《土地法》的颁布，是共产党不断深入调查研究，改正工作的鲜明体现。《兴国土地法》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它促使农民经济和政治上得到了双重的解放，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基本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土地立法的根本原则，为后续的法律制定和完善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它反映了土地革命必须要从实际出发的客观规律，毫无疑问，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
其二，通过《兴国调查》，搞清楚了各阶层在土地斗争中的思想动向与现实表现，进一步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力量。
毛泽东于1930 年10 月作了著名的兴国调查。他选择了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个县交界的兴国县永丰区，找了该区送来当红军的8 个兴国县农民，在罗场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通过这次深入调查，毛泽东了解到农村土地斗争后贫农有了12项巨大利益，他们是农村政权的主干；雇农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在土地斗争中，和贫农一样，分了田翻了身，废除了债务，所以贫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依靠对象；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占百分之20，土地占百分之15，他们的获得感最强，经济上“平”进了田，政治上有了“话事权”，他们参加革命也很勇敢。他弄清了贫农、雇农和中农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打倒谁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回忆“兴国调查”时说：“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2]
通过这次调查，毛泽东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垫定了基础。
其三，通过《兴国调查》，检验了苏维埃土地斗争的政策，发现与纠正了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错误。
毛泽东在调查中详细了解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了解土地分配、土地税等情况，从而发现与纠正了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错误。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指出：“手工业工人不应分半田，而应分得与农民同等数量的土地。”“本钱在50元以下的商店受到严重的打击，是当地过左政策的结果，应当纠正。”[3]调查发现富农通过高利贷和土地垄断加剧贫农困境，毛泽东提出“若不平分富农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决”。这促使他在政策上调整对富农的策略，从单纯打击转向限制剥削，以扩大革命联合阵线
在调查中毛泽东对比了兴国县《土地法》实施前后的效果，发现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极大提升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这为他后来完善土地革命路线（如“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分”）提供了实证依据，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四，通过《兴国调查》，认识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关键作用，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
兴国调查不仅为土地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还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考。通过调查，他进一步明白了农村阶级关系的本质，明确了革命依靠力量；他了解到，通过土地斗争，广大农民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们真正感到工农政府是自己的政权，必须保护它，进而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积极参军参战。这证明土地问题是动员农民的核心，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激发革命潜力。他还了解到土地斗争后的农村，普遍建立了赤卫队、少先队、童子团、纠察队、红军预备队等组织。这表明经过土地斗争，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调查发现农民通过苏维埃政权和赤卫队组织实现了“农村军事化”，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雏形。这种自下而上的政权和武装体系，为“农村包围城市”提供了现实模型，印证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和科学论断。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拥护的”，这一结论直接支撑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科学性和必然性。
其五，通过《长冈乡调查》，揭示了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规律，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
193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对兴国县长冈乡的苏维埃运动进行了一次翔实的调查，并整理出了著名的农村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它是中央苏区时期的重要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实践指导，更在方法论、理论创新和革命道路探索上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
第一，它为制定正确政策提供依据：当时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盛行，把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扩大红军与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毛泽东通过对长冈乡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选举、地方部队、群众生活等 19 项内容的深入调查，掌握了第一手翔实资料，了解到实际情况与 “左” 倾错误观点的不符之处，为制定土地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客观准确的现实依据，纠正了当时的一些错误倾向，让政策更符合苏区斗争实际和群众的需求。
第二，它推动了苏区各项建设：长冈乡在苏维埃政府工作方面表现突出，毛泽东总结出长冈乡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经验，提出 “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这些经验为其他苏区提供了学习的典范，推动了苏区在政权建设、经济发展、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全面进步，使苏区建设更加科学、合理、有效，促进了苏区的稳定和发展。
第三，密切了党群关系：调查中毛泽东强调要和群众做朋友，深入群众生活，了解群众需求。长冈乡的干部把关心群众生活与支援前线的扩红、筹粮筹款工作结合起来，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让群众发自内心地感慨 “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这一调查及经验推广，使千百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为中国苏维埃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树立了调查研究典范：《长冈乡调查》体现了毛泽东深入实地、注重实证的调查研究方法，他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将调查典型分类，采取 “解剖麻雀” 的方法，反复分析对比，从大量表象中提炼经验做法。这种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为党内树立了典范，推动了全党重视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形成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对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丰富了农村革命思想：通过对长冈乡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进一步深化了对农村革命的认识，明确了在农村根据地建设中，不仅要重视军事斗争和土地革命，还要关注政权建设、群众生活等各个方面，丰富和完善了农村革命思想体系，为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支撑。
这个调查揭示了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规律，即农村工作要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要以政权建设为基础，要以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利益为根本，要紧紧依靠群众，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1934年１月2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动情地介绍了《长冈乡调查》他号召说：“兴国县长冈乡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4]
《长冈乡调查》所揭示的虽然只是我们党在夺取部分政权后领导农村建设的尝试和初步探索，但这些实践和所揭示的农村工作基本规律，为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夺取全国政权后领导农村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毛泽东在兴国的系列调查研究，完善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初步形成
苏区时期毛泽东所作农村调查，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农村，制订某项具体政策，而是为了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笼罩在浓厚的“左倾”主义错误之中，共产国际不断发出错误指示，中国党则不断地以错误指示领导中国革命。短短几年，在党内接连出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他们命令举行毫无希望的武装起义，坚持城市中心、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主张没收一切土地，斗争小资产阶级，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他们攻击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游击战术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逃跑主义”“游击主义”，指责“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限制富农的策略为“富农路线”等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教条主义日趋严重，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
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最先认识和感受到了这种教条主义的谬误性、危害性。面对日趋严重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在1929年4月通过调查研究制订了《兴国土地法》，体现了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中去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兴国县《土地法》所蕴含的立法理念从本质上讲是和我党群众路线的基本方针高度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早的典范。
1930年4月18日还进行了“仁风山及其附近”调查，1930年5月进行了“寻乌调查”。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大无畏的勇气，针锋相对，独树一帜，发表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这个响亮而严肃的口号；批评了党内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错误，强调“本本”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紧接着在1930年10月又进行了“兴国调查”。调查正值李立三“攻打中心城市”路线失败之际。尽管“立三路线”存在的时间仅有几个月，但它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李立三的失败，也给我党敲响了警钟：革命不仅需要理想和激情，更需要冷静和深思熟虑的战略眼光。在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找了从兴国前来参加红军的八位农民，在这里开了一星期的调查会。
在调查中，毛泽东与农民深入交谈，获取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农民实际需求（如反对高利贷、渴望分田）证明脱离农村实际的冒险主义行不通，《兴国调查》为反对本本主义提供了重磅炸弹。毛泽东据此在罗坊会议上提出“诱敌深入”的防御战略，将革命重心转向农村，这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33年11月毛泽东开展长冈乡调查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前期，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忽视游击战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扩大红军与群众生活对立起来；毛泽东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其重视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做法被批评为“狭隘经验论”等。为了驳斥“左”倾路线，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战争，解决农村根据地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毛泽东进行了这次调查。
在调查中，毛泽东以“小学生”姿态与农民同吃同住，通过细致访谈获取真实信息。他用事实反对“战争与民生对立”论调，证明长冈乡通过组织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既解决了群众生产困难，又使百分之80的青壮年自愿参军，证明“关心群众生活”与“支援战争”并不矛盾。他在报告中强调“只有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生活，才能动员群众加入红军”，直接回应了“左”倾路线忽视民生的做法。他例举长冈乡干部通过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如公债认购，全是在会场认购，全是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牌，仅用15天完成任务）、认真地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从而赢得了群众拥护。毛泽东将此总结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并指出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只知发命令，不知实际内容”。他将此总结为“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并指出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于“只知发命令，不知实际内容”。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将报告印发代表，号召学习长冈乡经验，间接削弱了“左”倾路线的影响力。
毛泽东在兴国县的系列调查，坚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未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毛泽东的这种群众观，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火花，就是群众路线的萌生。毛泽东在兴国县的系列调查实践和理论总结，对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初步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毛泽东在兴国县的系列调查研究，揭示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与目的
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全面提出调查研究理论。这篇文章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方法，以及不注重调查、不注重实际的危害；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两个著名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初步形成。毛泽东在同年10月进行的《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进一步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中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5]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他又说，通过兴国调查，“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够获得百分之80以上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的。”
毛泽东一直强调，“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 [6]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以实际情况为出发点、着眼点。掌握实情，才能解决问题。掌握了实情，也就意味着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入口。
毛泽东在兴国所作三个调查，主要目的是为了制定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了驳斥“左”倾路线，为了打破敌人的疯狂“围剿”。早在井冈山时期，为了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毛泽东在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深入调查研究，于1928年12 月制订和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虽有不完善之处，但却对以后土地政策的制定起了奠基的作用。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土地革命的深入，新的形势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新问题，毛泽东进行了更大范围的更系统的调查。他的调查围绕着富农和地权这两个关键性问题而展开。
1929年4月，毛泽东首先在兴国进行了大量调查，了解兴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阶级和阶级剥削状况。同时，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向前来学习的学员了解了兴国各个阶级土地占有情况和分田情况。从而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结合赣南的社会实际，制订了《兴国土地法》。
为了研究土地斗争后农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毛泽东1930年5月进行了“寻乌调查”，弄清了地主与富农以及商业的问题。又于1930 年10 月作了著名的“兴国调查”，弄清了贫农和雇农的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为土地革命和以后斗争实践制定正确的路线奠定了基础。
1933年秋，国民党反动泒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同时加紧经济封锁。苏维埃中央政府提出“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战争的要求”，怎样去完成革命任务？许多地方的政府存在敷衍塞责或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同群众的关系产生对立，大大影响了政府任务与计划的执行。为了弄清县乡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开展情况和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群众生活等情况，在1933年11月作对长冈乡和才溪乡进行了调查，撰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从而找到了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钥匙，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
四．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研究，揭示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兴国的系列调查不仅解决了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的具体问题，更在实践中体现了调查研究的核心原则，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基础，为调查研究作出了示范。毛泽东在兴国的调查体现了如下原则：
1.调查对象要具有典型性、代表性，以“解剖麻雀”把握普遍规律。
毛泽东强调调查对象需具备典型性，通过局部透视整体。
为制订兴国县《土地法》的调查对象是种田的农民、地方干部和群众，以及参加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学员。
《兴国调查》选取永丰区8名红军预备队员，涵盖贫农、雇农、中农等不同阶层，家人多数参加土地斗争，参加赤卫队或乡苏维埃工作，拥护革命，并且来自永丰区各个不同村庄，真实反映土地革命对各阶级的影响。
《长冈乡调查》的调查对象均为亲身参与土地斗争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先是找长冈乡党支部书记、乡苏维埃干部、合作社主任、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妇女主任等8人开调查会，第二天他又到各村作实地考察，确保数据来源真实。
2.调查的主题必须明确集中，有的放矢。
毛泽东的调研始终围绕革命实践中的核心矛盾展开。为制订兴国县《土地法》的调查核心目的是为解决土地革命中的核心矛盾，纠正政策偏差，建立符合实际的土地革命纲领，同时明确革命依靠力量与斗争策略。
《兴国调查》聚焦“土地斗争后阶级关系变化”，其中心非常明确。一是抽样调查了永丰区八位投军者的家庭情况；二是整体考察了永丰区土地斗争中各阶级的表现；三是重点了解了永丰区土地斗争中各阶级的表现；三是重点了解永丰区苏维埃政权建设和农村军事化的状况。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做了统计。他们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毛泽东还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要作“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一周便结束了。
《长冈乡调查》重点研究“苏维埃政权如何动员群众”，均直指当时革命的关键问题。《长冈乡调查》的中心则是了解长冈乡苏维埃的政权建设和如何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农村工作。由于调查中心明确，调查方法妥当，调查效果明显。短短几天时间，毛泽东晚上开会，白天走访群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认为正是由于长冈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把关心群众生活与支援前线的扩红、筹粮筹款工作结合起来，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各项工作抢在前头，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毛泽东对此大赞特赞。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动情地介绍了他的调查：“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他称赞：“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
同时，主题确定以后，还需要拟定调查大纲。列出所要调查的项目。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问，提起辨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兴国调查》中的‘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7]这些项目应该是把许多问题，按照一定的逻辑系统排列起来，而不是杂乱无章的，凡调查项目可以制表格的，就应该事先制成调查表。有了明确的调查纲目，就可以保证围绕主题，步步深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这一原则反对无目的地“走马观花”，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需以问题为牵引设计调研框架，这就必须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3.调查研究要有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
有没有正确的态度，是能否作好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条件。毛泽东曾经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6页）甘当小学生要有满腔的热情。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抱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和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才能消除隔阂，得到群众的信任。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研究制订土地法时，在魁星阁热情接待来访群众，同他们亲切交谈，在潋江书院的小井头帮助菜农提水洗菜，在瑶岗背的水田里帮助农民车水润田……
调查时如何让别人跟你说真话呢?毛泽东说，各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作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9]
毛泽东在长冈做调查时，晚上开会，白天走访群众。他访问了贫农马荣海、代耕队长李玉英、红军家属刘长秀等，离开长冈乡之前，毛泽东还一再吩咐乡干部：村子里有座小桥坏了，要修好，不然小孩子上学要跌倒。毛泽东与群众打成了一片，群众把他当做好朋友看，在调查中愿意给他说掏心话。
4.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对调查所得材料要认真验证，反复核对，辨别真伪，要善于发现新生事物。
实事求是的调查，不能事先定调子，划框框，下到基层找例子。然而有的人调查之前就已经有了结论，下到基层“按图索骥”，用框框硬套客观实际，“合则取，不合则弃”，搜集一些片面的材料来印证自己的结论。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指出：“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大胆的主观假说，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这是个很坏的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10] 我们要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就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冷静地了解事实本身。”
毛泽东在调查中总是从实际出发，和群众做朋友，让群众讲真话。他得以在“兴国调查”中发现了革命初期政府工作人员的“四种弊病”：其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欢接近群众，群众前来办事，政府人员欢喜则答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说他们“吵乱子”。其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给贫农，拿了去卖钱。有钱的人才能买到。其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工作的取舍不当。“生得不好看的，会说话会办事也不要，生得好看的，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她。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见到漂亮女子就和她说话，要是不漂亮的，话也不和她讲。”其四，“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算数，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毛泽东指出：“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分不太好，将来都要改变的。” [11]兴国调查的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8人同意后，再记上本子里。
毛泽东的调研坚持“结论产生于调查之后”，注重材料的科学处理，多方印证。如兴国调查的结论均经8名农民讨论确认；为了进一步完善《长冈乡调查》，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又找长冈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昌宝、李求应、贫农团主任王先怀3人前往瑞金汇报工作，再次核实调查情况，对长冈乡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作了进一步的了解，然后才撰写《长冈乡调查》。通过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光辉论断。这一原则反对“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强调调研需经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辩证过程，最终服务于实践改进。
五．毛泽东在兴国的系列调查研究，示范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毛泽东特别重视调可研究的效果，讲究调查研究的方法。毛泽东在兴国调查研究的实践与理论示范了调查研究的方法。
调查研究领域不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同。毛泽东说：“要了解情况，惟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社会调查有不同的类型和方法，一般来说有：“普遍调查”“典型调查”、“会议调查”、询问（个别口头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收集书面材料、蹲点等方式。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和方法，这是每一位调查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在兴国的调查采用过多种形式和方法，主要是运用典型调查和开调查会的方法。开调查会便于相互启发，相互质疑，展开讨论，集思广益，把调查的问题反映得更加全面深入。开调查会的方法简单易行，有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的优点。作为一种访谈式的调查方法，在面对面的场合进行，可以通过讨论听到各种意见，全面了解情况，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都要高明的学校。”[12]
《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属于典型调查。则是对总体范围内最有代表性的单位所做的调查，这是相对于重点调查、抽样调查而言的。选择有代表性的乡县进行典型调查，以对一个个有代表性的典型的了解，来推论中国农村的一般情况，这符合中国的国情，也符合辩证唯物论关于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
怎样开调查会？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明确指出：“兴国调查和长冈调查、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讨论。
毛泽东在长冈住在贫雇农家里，利用饭前饭后进行调查。一收工回来，还不等主席放下饭碗，就有好多老表来找主席聊天。特别是那些老年人，他们和主席谈得心投意合，每天夜里守着一盏油灯，像星星围着月亮似的，一说起来就是半夜。毛泽东天天都是黎明即起，带着警卫员下地去帮助群众生产，边劳动边与老表聊天进行调查，或者利用地头田畔休息时间进行调查。
结语
调查研究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在兴国以三次开创性调研镌刻下中国革命的认知坐标。从《兴国土地法》对土地政策的原则性革新，到《兴国调查》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剖解，再到《长冈乡调查》对政权建设规律的提炼，毛泽东在此完成了调查研究方法论的体系化建构 —— 以 “解剖麻雀” 的典型调查破除教条主义迷雾，用 “甘当小学生” 的群众路线奠定实事求是根基，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实践经验升华为党的思想路线内核。
这片红色土地上孕育的调研范式，不仅直接催生了土地革命的政策纲领，更以 “问题导向 — 实践验证 — 理论升华” 的闭环，构建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知路径。兴国作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发源地的价值，正在于它昭示着：唯有扎根现实土壤的调研，才能生长出指引中国革命的真理之树，这既是历史赋予的思想启示，更是面向未来的实践宣言。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页
[2]《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
[3]《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228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138 页
[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2页
[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110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789页
[8]《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页
[9]《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7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90页
[11]《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790页
【作者简介】陈留弟、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兴国县作家协会首届主席、兴国县红土地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获“赣南十大杰出文艺家”“最受读者喜爱的全国故事家百杰”“全国最美家庭”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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