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研究中，“陕甘”与“陕甘边”是两个既关联又分野的概念。由于表述相近，二者在历史文献和学术讨论中常被混淆，但事实上它们在地理范畴、政权性质和历史时序上有着根本区别。准确区分二者，不仅是学术严谨性的要求，更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革命历程的关键线索。本文将从三个维度系统梳理这两个概念的本质差异。

    地理范畴的区别：自然区域与革命根据地的分野

    陕甘——自然地理概念。“陕甘”是陕西省与甘肃省的合称，泛指中国西北地区这两大行政省份的全部地理范围。其概念自明清建制沿用至今，在民国时期的官方文件中（如政府公报、军队调令）广泛使用，仅表示两省辖区的自然空间，不包含特殊政治含义。例如，1934年国民党《剿匪战报》中“陕甘驻军”即指两省境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并未区分其归属。

    陕甘边——革命地理概念。“陕甘边区”特指中国共产党在1933年至1937年间实际控制的陕甘两省交界地带的革命根据地，是带有明确政权属性的政治地理概念。其核心区域包括：甘肃华池县南梁镇（1934年陕甘边革命委员会成立地）、陕西耀县照金镇（早期游击区中心）、子午岭山区等战略要地。其范围远小于两省全域，初期仅覆盖十几个县的部分乡村，后期随着武装斗争扩展至约3万平方公里（1935年数据），但始终未突破游击根据地的特性。

    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谣》中提到的“陕甘军民”实指边区群众，而非两省全体居民。国民党电文中的“陕甘剿匪”实为针对边区政权，侧面佐证其政治独立性。

    政权性质的区别：传统行政与革命政权的对立

    陕甘——国民政府治理下的传统省份。在1930年代，陕甘两省仍处于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体系内，实行省-县-乡三级管理，经济以传统农业为主，社会结构封闭。两省政权虽名义上归南京节制，但实际由西北军阀（如杨虎城、马鸿逵）和地方政府控制，与中共革命力量尖锐对立。

    2. 陕甘边——中共领导的革命政权。陕甘边区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建立的第一个稳固根据地，其政权建设具有鲜明革命特征：权力架构：1933年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后发展为“三三制”雏形）；经济政策：推行土地革命，但灵活调整富农政策（如“分田不分地，分粮不分仓”）；军事体系：以红二十六军为骨干，结合地方游击队形成武装网络。

    1935年9月《陕甘边区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将其明确定位为“西北革命支撑点”，这一政权形态完全区别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传统陕甘省份。

    1935年11月，陕甘边区与陕北苏区合并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但仍保持“边区”特质。

    1937年3月改制为陕甘宁特区，成为抗战时期“模范根据地”的前身。

    历史时序的演进：从地理称谓到革命符号

    这一对概念的演变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933年前，“陕甘”仅为地理名词，无政治含义；1933-1937 : “陕甘边区”作为独立革命政权存在；1937年后 : 升级为“陕甘宁边区”，“陕甘”复归纯地理概念。

    1933年前：“陕甘”的纯粹地理性，在中共革命力量进入前，“陕甘”仅为两省简称，如《申报》报道“陕甘旱灾”时仅描述自然灾害。

    1933-1937年：“陕甘边”的革命实践期，随着南梁政权建立，“陕甘边”成为特定政治实体。党史名句“两点一存”（全国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中的“存”，即指陕甘边区在长征后保存了革命火种。

    1937年后：概念分化与整合。国共合作后，“陕甘宁边区”取代旧称，原“陕甘”回归自然地理表述，而“边”的特质被融入更广阔的抗战根据地体系。

    1935年中央红军“落脚陕甘”，并不是抵达两省任意区域。而是指进入陕甘边区南梁-保安一带的安全区。

    陕甘与陕甘边的区别，实质是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在西北的空间叠印。厘清这一分野，方能真正理解“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在黄土高原的实践逻辑，以及边区如何从地理边缘成长为政治中心的历史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