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发表了胡耀邦政治秘书刘崇文的一篇回忆文章《胡耀邦和我谈下台前后》。在“欣赏和钦佩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一节，刘崇文回忆道：曾为毛泽东和王稼祥写过纪念文章的胡耀邦“原来还准备写一篇纪念弼时同志的文章，可是下台后试了几次，怎么也写不成了”。胡耀邦说“本来我就准备写这三个人的”，也谈到了写纪念文章的动因：“纪念毛主席的文章是受命写的。稼祥和弼时同志和我有特殊的关系。”在《深切地纪念王稼祥同志（代序）》一文中，胡耀邦写道：“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受过他的许许多多教益”。如果说王、胡之间的“特殊关系”是直属上下级兼有师生关系的话，那么并未有特别交集的任弼时和胡耀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又是什么呢？胡耀邦对任弼时的特殊感情还要从他本人的一桩冤案说起。

    （一）胡耀邦被列入湘赣苏区“AB团”黑名单

    1930年11月，15岁的胡耀邦开始在湘东特委儿童局工作，后任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1931年7月，湘东南特委并入湘赣临时省委，10月湘赣省委正式成立。被任命为湘赣省儿童局书记，负责儿童团工作的胡耀邦正准备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危机悄然来临。

    1932年11月，湘赣苏区抓“AB团”反革命分子的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大批干部被抓，甚至惨遭杀害。省政治保卫局根据逼供信中的口供，把胡耀邦和谭启龙名字列入“AB团”名单。在省委会议上，“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省工会主席刘士杰（长征路上叛变）和省政治保卫局局长谭牛山执意要把胡耀邦、谭启龙等抓起来，而张启龙、谭余保等同志反对，省委书记王首道拿不定主意，少共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便以“送中央审查”的名义把两人带到中央苏区。[ 1]

    1933年1月，到达瑞金后的冯文彬向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作了汇报。顾作霖按组织系统，把胡耀邦和谭启龙交给了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对他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苏维埃湘赣省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坏人”。[2]

    张爱萍不久前也曾被怀疑是“AB团”分子，差点掉脑袋。那是1931年，在敌后万泰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在他将要被逮捕时，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却负责地说，“他不会是AB团的”[3]，“AB团的特征是利用宗族关系发展，张爱萍又不是江西人，他是恩来同志从上海介绍过来的”[4]。这是任弼时仔细研究了张爱萍的革命经历后所下的结论。他又谨慎地决定:“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中来找根据。”[5]顾作霖便被任弼时派到万泰地区检查张爱萍的工作，结果证明任弼时的论断是正确的。这一切都是背着当事人秘密进行的，张爱萍后来去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顾作霖告诉他“你脑袋差点搬了家”。惊出一身冷汗的张爱萍才了解事情原委。[6]1984年，纪念任弼时同志80冥寿，想起50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以及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感慨万千的张爱萍写诗怀念恩师任弼时：“忆昔苏区肃反时，吾师明察张正义。”[7]

1984年4月28日，张爱萍题诗手迹

    正因同样的经历，所以张爱萍对轻信口供、乱捕乱抓乱杀的做法极其反感，对眼前尚有几分稚气的两个娃娃生出同情之心。他后来回忆：“说心里话，我对当时那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的整人做法很反感，况且自己又有了一次险遭杀头的切身感觉，所以对他们俩没有任何怀疑的态度，甚至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两个娃娃会是
‘AB团’分子。”[8]疑惑的他按照任弼时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仔细了解了胡耀邦和谭启龙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更加不相信他们是“AB团”。因此，他向顾作霖汇报说：“谭启龙是苦出身，胡耀邦是在大革命风暴秋收起义影响下投身革命的，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呀。”两人商量后，决定解除对胡耀邦、谭启龙的审查，分配工作。谭启龙担任少先总队巡视员，胡耀邦被兼任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张爱萍留在青年部当干事。两人1988年3月回忆这段历史，都发自内心庆幸碰到了坚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原则的领导张爱萍。[9]不过在张爱萍的保护下，胡耀邦只是暂时摆脱了危险。

    （二）湘赣省委“左”倾分子“紧咬”胡耀邦

    此时，湘赣苏区的肃反局势更加恶化，湘赣省委已被陈洪时、刘士杰等一伙投机分子把持，他们查到了胡耀邦、谭启龙一案。谭启龙因为是孤儿，摆脱了审查。但他们认为胡耀邦是知识分子，背景复杂，他的老师也是“AB团”分子，所以不能放过。于是派人前往瑞金，要把胡耀邦带回湘赣苏区重新处理。顾作霖、张爱萍、冯文彬虽然明白胡耀邦被带走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心里也没有底；只得暂时停止胡耀邦的工作，把他隔离在一间小屋子里。胡耀邦曾告诉张爱萍之子张胜：他在下面做儿童团工作时，有一天突然被召回少共中央。晚上，无意间听到有人提议要立即处决他。想不明白的他冲到现场哭着诉说自己的革命经历，顾作霖等人都被感动了，才暂时没有性命之忧。[10]顾作霖安慰他，“是不是‘AB团’，会弄清的，你别急，先到那屋里去好好等着”。[11]

    被连续审查，这使胡耀邦很苦恼。为了澄清是非，他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一天晚上下定决心再次找到顾作霖诉说自己的革命经历。两人谈了一个晚上。顾作霖又分配他到团中央办的《青年实话》刊物工作。[12]顾作霖把这次长谈分别讲给张爱萍和冯文彬听。张爱萍认真地说：“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都足以证明胡耀邦不但不是‘AB团’，还是很好的革命同志。”顾作霖也赞许：“耀邦确实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干部。”顾作霖对冯文彬说，“不像吧，那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是“AB团”呢！”“耀邦的历史是很清楚的，这几年来一直在苏区工作，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怎么能是“AB团”呢!”[13]冯文彬回应道。但是，对胡耀邦的隔离审查还不能解除。

    过了几天，顾作霖又告诉冯文彬，“中央已发现那个地方搞‘AB团’有扩大化的错误，中央打算派任弼时同志去任湘赣省委书记。耀邦的事等弼时同志去了以后再说，但现在不能让湘赣省委的人把他带走，不然太危险了”[14]。这次谈话是在二三月间（中央局1933年2月5日，决定改组湘赣省委，任命刘士杰为省委书记）。此后，就允许胡耀邦自由走动。3月，冯文彬被派去福建任少共省委书记。对自己命运充满担忧的胡耀邦眼泪汪汪地去送冯文彬，一边走一边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冯文彬安慰他，“组织上会作出正确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胡耀邦一直送到村外的桥头，久久不愿离去。[15]

    为什么顾作霖特别交代，中央发现湘赣地区肃反有扩大化的错误，胡耀邦的事情必须等到任弼时就任湘赣省委书记后（刘士杰6月上旬与任弼时一起回到永新）再处理？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央指定的省委书记刘士杰和代理省委书记陈洪时（4月到达湘赣）了。从原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湘赣省委常委和湘赣边军区总指挥张启龙，湘赣省委秘书王恩茂，以及湘赣省儿童局委员汤莲等当事人的回忆来看，陈洪时、刘士杰二人个人品质都有严重问题，这两人是造成湘赣肃反扩大化的重要推手。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一为顾作霖，左二为任弼时

    （三）新任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制止肃反扩大化

    省工会委员长刘士杰1932年底便带头攻击省委书记王首道，说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人爱打击报复，为人凶残，肃反时，在他的指令下，当时省工会的纠察队和各县工会的干部几乎杀光了。”[16]因为湘赣肃反打击面越来越大，省委对此产生了怀疑。于是1933年初，派刘士杰(湘赣省工会负责人、第二届湘赣省委委员)到中央苏区中央局汇报工作。刘士杰说湘赣省委常委和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是“AB团”，有野心想当省委书记。还说湘赣省委王首道、甘泗淇和张启龙几人右倾动摇，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17]中央在1933年2月轻率地做出《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给王首道等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改以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在刘士杰未到职之前，命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18]大概是4月间，代理书记陈洪时，保卫局长吴德峰，裁判部长方维夏他们几人到达湘赣苏区。刘士杰没有同去，据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湘赣省干部“向中央反映了刘士杰品德不好，不能当书记，这样才由陈洪时来代理的”[19]，后又改派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刘士杰任副书记。[20]陈洪时(后叛变)等到达湘赣后立即撤销了王首道、甘泗淇和张启龙的一切职务，并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洪时主持省委工作期间，以“大批右倾机会主义”的中央指示名义，把肃反运动又大搞起来。不但对王首道、张启龙、张平化进行批判，“不大的干部也成为批判对象”，又把省苏主席袁德生、莲花的陈竞进、紫陵的曾毅之等领导干部捉起来，“搞得人人自危，空气紧张”。[21]

    若胡耀邦在任弼时就任湘赣省委书记之前被送回湘赣审查，其结局可想而知。1989年4月，冯文彬到医院去看患病的胡耀邦，胡耀邦深情地说：“当年如果不是你把我带出来，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至于任弼时又是如何处理湘赣苏区的肃反问题呢？

    任弼时1933年6月上旬到达湘赣后，从实际出发及时制止了肃反运动扩大化。陈洪时、刘士杰一伙控制的保卫局，可以任意处决“罪犯”，进去的人都是凶多吉少。[22]任弼时到任后，对保卫局的权力进行了限制。1944年，在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任弼时总结道：新省委之所以能改变“区乡都可以杀人”的混乱局面，遏制“肃反那样无组织地发展下去”，是因为“秩序渐渐建立，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混乱”，“裁判部已经设立了，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经过省府批准（逃兵例外）”。[23]当时很多被怀疑和认定为“AB团分子”的人寄希望于新的领导人身上，有的写材料，有的向任弼时当面谈情况、汇报思想。任弼时不但注意倾听下情，接待同志们的来信来访，而且讲求实际，找王震、肖克、张子意、方维夏等了解情况，又翻阅挨批判、被关押的同志“罪行”材料，[24]亲自解救了王首道、张启龙、张平化、王恩茂、曾涤、李端娥等一大批干部。[25]

    任弼时为首的新省委半年左右便累计“清理积案一千多件”[26]。1933年4月间，永新城市支部书记左国泉被人举报是“AB团”分子而遭逮捕，他坚持不承认。保卫局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关了他几个月。任弼时在清理旧案时，通过调查了解到其出身赤贫又是孤儿，工作中虽简单粗暴但革命坚决，因此认为他决不是“AB团”分子。最后，通过陈洪时、刘士杰一伙控制的保卫局将他无罪释放，重新安排了工作。任弼时借此告诫保卫局同志审案时必须要从历史和现实实际出发，决不可亲信口供、屈打成招。也正是得益于此，胡耀邦的冤案才得以昭雪，顾作霖后来亲自给他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曾任湘赣省委秘书处秘书的谭天哲回忆任弼时在清理旧案的过程中保护过胡耀邦：陈洪时、刘士杰一伙杀害了袁德生等10多个好同志。“此外还将谭家述、张启龙、胡耀邦、张平化、王恩茂等优秀共产党人列入保卫局要抓的黑名单，由于中央巡视员冯文彬和任弼时到湘赣后与王震等同志共同保护，他们才得幸免于难。这些人后来在革命生涯中都曾担负了党的重要领导工作和职务。”[27]陈琮英回忆丈夫任弼时当时“对肃反是很慎重的”。[28]曾对李锐说自己是“独立思考”的人的胡耀邦，1988年对李锐谈起“AB团”的经历时也说“江西时，任弼时并不赞成肃反”，认为“弼时善于独立思考，不盲从”。[29]

1984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胡耀邦出席任弼时诞辰八十周年座谈会

    对于胡耀邦来说，这一段冤案可谓刻骨铭心，追忆往事时屡屡提到此事。他与任弼时的“特殊关系”也正源于此。从任弼时肃反期间拯救张爱萍，张爱萍拯救胡耀邦这个角度来说，任弼时可谓是胡耀邦的“重恩公”；从任弼时制止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清理、复查旧案从而得以保护胡耀邦这个角度来说，他对胡耀邦又有直接的“旧恩”。1984年4月28日，任弼时80周年诞辰前夕，胡耀邦、王首道、王震、张启龙等党、国家、军队的湘籍领导人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纪念任弼时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称赞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口碑最好的领导人，深情地讲道∶“现在我们党里找不出一个对弼时同志人品上有意见的，我还没有听到一个。”

198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题字

   注释：

    [1]《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1178—1179页。
    [2]胡德华：《我心中的耀邦》，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3] 《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4]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463页。
    [5]《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6]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463页。
    [7]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463页。
    [8]胡德华：《我心中的耀邦》，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17—18页。
    [9]胡德华：《我心中的耀邦》，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10]张胜：《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554页。
    [11]胡德华：《我心中的耀邦》，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12]《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13]胡德华：《我心中的耀邦》，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14]胡德华：《我心中的耀邦》，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15]胡德华：《我心中的耀邦》，现代出版社，2013年，第61页。
    [16]《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1991年，第1203—1204页。
    [17]《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866页。
    [18]《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42页。
    [19]《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866页。
    [20]《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0页。
    [21]《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933页。
    [22]江西省永新县志办公室编：《永新苏区志》，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第293、305页。
    [23]《任弼时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9—361页
    [24]《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933页。
    [25]《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第926页。
    [26]《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3页。
    [27]《革命人生 谭天哲将军回忆录》，广州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28]《回忆任弼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95页。
    [29]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卷），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1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