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宪忠

作者（丁穆松）

作者（丁穆松）

    我与徐宪忠，是小学时最要好的同桌。许多年后，当人们问起我们的关系，我总要先认真纠正：我们不是发小，而是少年时代情谊最笃厚的同窗。这份情谊，始于一张小小的课桌，而后绵延于山河岁月与烽火硝烟之间，历经半个多世纪，依旧清晰如昨。

    他的父亲是军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是一个理想炽热、精神昂扬的年代。当时，代号为7793的部队——那是我军赫赫有名、素有“铁军”之称的陆军第54军130师390团，就驻防在我的家乡彭县红岩公社。这支队伍带着对印自卫反击战胜利之师的光荣印记，“活着的黄继光”战斗英雄陈代富的事迹在团里传颂。徐父时任该团一营营长，后来升任160师副师长。军纪严整的部队与乡亲们鱼水相亲，也让年少的我，对那身绿军装心生最初的向往。

    徐家有宪忠、宪华、宪萍等兄弟姐妹四人，日子过得紧巴。1966年，他随父驻防红岩，我们成了同窗。因着他，我结识了一群特别的部队子弟：王云英、马丽华、马丽敏、李晓义、李晓军、李小勇、姜静、姜文、张秋英、史丽萍、刘赴朝、王建国、王建忠……这些名字背后，是一种迥异于乡村孩子的气质——爽朗、正直、目光明亮，带着革命家庭特有的生气与理想色彩。他们为我推开了一扇窗，让我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军人的家，总随着号令迁徙。1968年，部队调防云南。不满十五岁的宪忠，下乡锻炼被独自安置在远离昆明近千里的临沧县双江公社的傣族村寨。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生活之艰可以想见。就在这样的孤独与磨砺中，这个倔强的少年，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做主，毅然走进了军营，完成了从少年到战士的转身。

    1969年冬，部队移防河南修武。我收到了他当兵后寄来的第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一身崭新军装，身姿笔挺。可我的目光，却总被他右脚那双棉鞋吸引——鞋头的大拇指处已然磨破，一团白生生的棉絮露在外面，诉说着他此前的跋涉与艰辛。彼时边陲照相馆稀少，这张在河南拍摄的照片显得尤为珍贵。仔细看，他手中那杆威风凛凛的冲锋枪，其实是照相馆的道具。这看似矛盾的画面——破旧的棉鞋与锃亮的“武器”，却成了他青春最真实的写照：一边是实实在在的磨砺，一边是昂扬的理想。

    他在部队踏实成长，从班长、排长一路走到团参谋长。而我，彭县红岩公社一个农民家的独子，怀着对军人的崇敬，不顾母亲年过半百的牵挂，抱着“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心念，于1972年12月也穿上了绿军装。此后四年，我辗转四川、河南、湖北，我们天各一方，书信却从未间断。少年同窗的情谊，在各自的战位中淬炼得愈发醇厚。

    真正的战火考验，在1979年春天来临。徐宪忠以54军161师炮兵团参谋长的身份，开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作为团参谋长，他肩负着深入一线、研判战场、组织火力的关键之责。

    在夺取谅山军事要塞650高地时，161师炮团使用榴弹炮、加农炮、24管火箭炮向敌占高地敌军工事实施一轮又一轮精准炮击。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55军指挥的步兵部队组织步兵冒着炮火硝烟，向拼命顽抗的越军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轮番冲锋。经过三天三夜激战，我军终于完全占领了650高地。

    650高地夺取后，我军连续作战夺取了越军山区重要军事要地谅山，取得了自卫反击战决定性胜利。谅山以下是一马平川平原，有公路通往越南首都河内仅130公里，对越军形成强大威慑态势。

    这次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团长、政委和徐参谋长在战场上的机智勇敢、沉着果断的指挥，也离不开该团平时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年的全训、单项专业训练，以及战时保密通讯系统的扎实演练。团、营、连的有线电话总机分机操作，无线电台的娴熟使用，这些平时练就的硬功夫，在战时形成了得心应手的信息通讯保障体系，确保了“战争之神”炮兵能够大显神威，为攻克谅山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战后，该团一营、二营荣立集体三等功，九连荣获集体一等功。他们用炮弹为步兵铺平道路，最终助力攻克谅山——那里距河内仅130公里，一马平川。

    如今回望，我与宪忠，一个因少年同窗的缘分走进军营，一个在战火中以参谋长的职责为国征战；还有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部队子弟同学们……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年代，见证了青春如何在国家与时代的召唤下，走向不同的战场。

    这份情谊，起于青涩年少，淬于军旅岁月，浓于家国风雨。它像极了那张旧照片——磨破的棉鞋，是那一代人走过的实实在在的路；锃亮的道具枪，则是心中不曾熄灭的理想之光。两者交织，便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底色：平凡，坚韧，忠于职责。

    这记忆，或许只是岁月长河中的涓滴，却自有其千钧之重。谨以此文，致敬那些穿过绿军装、脚踩破旧军鞋、扛过真枪实弹的青春，致敬那个年代所有默默付出、无愧于心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