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发布以来，在网络上有关公有制为主体的争论一直都在进行着。从某个角度来看，这种争论对于弄清楚什么是公有制、什么是私有制、公有制存在的意义、以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存在的意义，还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只是纸面上与口头上的争论，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想通过争论，就能让公有制的观念战胜非公有制的观念，或者让非公有制的观念战胜公有制的观念都不太可能。正如我们曾经热衷过的新加坡式大专辩论赛一样，辩论的胜负只在乎哪一方更会辩，而不在乎哪一方的观点更正确。道理是一样的。

    在历史上，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曾经起到过一定的积极意义。这是一种历史事实与客观存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宣言》中的这个判断就在于，资产阶级曾经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生产力导致了旧的欧洲封建制度极度地不适应，最终导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从而推翻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覆灭。

    《宣言》中也还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原来针对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也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资产阶级制度本身已经容纳不下这个更为巨大的生产力的发展了。

    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由于生产过剩所带来的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始终，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灭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对生产力的发展逐渐丧失和兴趣，因为单纯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或者说是制造业，已经不能给资产阶级带来他们所期待的巨大的利润了。他们需要另外一种更快更多的获取利润的方式。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金融业。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欧洲经济一片萧索。这时的欧洲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来恢复制造业。这个时期的美国恰恰还占有着制造业的优势，能够帮助欧洲在恢复制造业的领域里发挥美国强大制造业的作用。这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力量对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与生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的初期，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开始减速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劣根性已经再次展示出其生产过剩所带来的新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个时候，西方爆发了能源危机，原来具有较高速度的西方经济发展一落千丈。这时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以前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形态。这就如同一个病人，既患有肝炎，又患有糖尿病。肝炎需要大量的营养，糖尿病需要节制饮食。这样的状态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这种病症基本无医可治。

    西方资产阶级对于他们手中的制造业产生了疑虑。制造业能给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利润率一直在下降，这让资产阶级非常不满。他们发现，通过金融业对制造业的操控，以及金融业依靠自身的自我增殖，就可以使利润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增长的周期会大大地缩短，降低了大量的成本。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加速了金融业的迅速膨胀，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制造业中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为这可以降低发达资本主义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这种制造业的转移也使得发达国家本身的制造业开始萎缩。从这个时候开始，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金融垄断成为当代套在生产力发展脖颈上的一块枷锁。

    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生产力越是发展，社会生产规模越是在不断的扩大，就越是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为了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的健全和完善是必要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提升也同样是必要的。如果社会生产的领域里完全缺失公有制经济，那么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几乎就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

    这就是说，只要我们牢牢抓住社会生产力要不断发展这条最主要的缆绳，我们这条社会主义的航船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破浪航行。在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再度强调要把公有制经济做强、做大、做优，其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更为有力地促进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我们可以暂时不去争论所有制关系方面的理论问题，但是我们要坚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做强做大做优，以保证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在不断发展、不断提高，那么我们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一定会壮大起来。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关系并存。这是适应我们国家当前生产力水平的基本状况的。随着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在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协作、合作将更加普及，也需要不断地加强。

    在这种情况下，单独的私营企业形式就有可能不再适应这样的社会生产的协作，也就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各类规模的私营企业，都需要加强各个领域中的合作与协调。

    将来，我们的经济体制很有可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效率极高的一个大平台。我们的生产资料，包括原材料，包括各种生产装备，都要在这样的大平台上进行调度，把最有强的力量投放到最需要攻关和发展的生产领域之中。各个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也将是非常频繁而大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将各种所有制关系的企业进行一个在更大范围内的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到了那时，我们的经济所有制关系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公有制经济，以及非公有制经济都是一个面貌完全不同的新形式。

    当然，这样一种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经济建设平台，在调动着我们国家巨大的生产能力，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为崭新的公有制关系吗? 这样的公有制关系当然更有利于我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起着相反的作用。到了那个时候，谁还能说公有制经济没有效率? 那时的效率将是前所未有的，也是令人震惊的，更不是依靠零散的私营经济可以与之匹敌的。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抓紧我们的时间，投入我们全部的力量，来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特别是发展和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永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也永远是人类社会前进的目标。对此，我们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充满着巨大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