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北上必经的旧州东门（廖尚刚  摄）

红军济贫大会遗址——旧州仁寿宫（廖尚刚  摄）

红六军团司令部旧址——旧州天主堂（廖尚刚  摄）

旧州东门冷水河畔的革命老区标志性建筑（廖尚刚  摄）

旧州红军街（廖尚刚  摄）

    1934年年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西征）到达贵州黄平县期间，各族人民怀着对红军的拥护和热爱，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为红军贡献一切，特别是好心的群众主动营救和保护红军伤病员，并把这些红军战士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女一样，倾尽所能为红军战士医伤治痛，形成了一则则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

    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旧州后，1935年元月初，作为中央红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也离开旧州，尾随中央红军北上遵义。这时，一名仅12岁、名叫谢祖安的红军战士因病而被安排在草绿坪一位叫唐炳章的老乡家医治。

    谢祖安是江西兴国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他是随部队从福建走到贵州黄平。当时，由于谢祖安年纪小，就安排在随军医院做饭、添茶、打扫卫生等勤务工作。他因病在旧州草绿坪掉队时，当时组织将他托咐给唐炳章的农民帮他治病，并送给唐家12块大洋和1张苏维埃纸币。由于唐炳章膝下无子，他十分关爱这名小红军。谢祖安在唐家精心医治下，身体在几个月时间就完全康复。为了感谢唐炳章的治病之恩，谢祖安就认唐为父，改名唐有成。

    掉队后在草绿坪的谢祖安，一直都在思念着自己的队伍。1936年冬，他曾到铜仁去找部队没有线索后，1941年又到遵义、贵阳等地找中共党组织，但都没联系上，只好返回草绿坪与“父亲”一起营生。

    谢祖安在红军队伍里曾经受过革命教育，使他在逐渐长大中就养成了疾恶如仇的血性。凡是草绿坪的穷人有难处，他都挺身而出。如当地一恶霸抢了佃户的女儿，谢祖安就组织乡亲一起回击这恶霸。为防报复，他又替人“当兵”出走。1949年，国民党驻军一个连长在旧州机场附近强奸民女，谢祖安再次组织当地年轻人，将这个连长骗出营房外暴打一顿。所以当地的人都悄悄相传：唐哥是红军，是个好人。

    谢祖安长大成人后，义父唐炳章还到勤坡村为他置地立业，娶妻成家，他种过的石牛上水沟的一湾田，当地老百姓还将此地称为“共产湾”。谢祖安先后在上水沟、岩底下和草绿坪生活了7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谢祖安向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求认定自己为失散红军，但因找不到当年所在部队证明，只得搁置下来。改革开放初期，谢祖安写信给邓小平，在中央办公厅的重视下，1982年他的身份才得到确认。于2007年1月14日因病去逝，享年85岁。

    另一个红军小战士与“旧州妈妈”的故事，发生在1934年年底。

    当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来到旧州，住在老里坝的彭大妈来到街上卖粑粑。红军一位姓李的团长见彭大妈很和善，便对她说:“我们部队里有个小鬼，现在生病不能走路，想托你老人家收养好不好？”彭大妈想到近两个月前，红军来到达旧州时，将没收恶霸地主的粮食、衣物分给穷人的事，真让穷人开心痛快。这时看到站在身旁的小红军既可怜又可爱，就答应这李团长说：“那就收这孩子做干儿子了！”

    红军李团长非常感谢，当即就将一匹白布和两块大洋作为谢礼，送给了彭大妈。临别时，李团长还说:“我们就要走了，以后一定要回来的。”

    这名小红军叫叶炳生，当时才10岁，是福建省义山县高块子（记音）人。听说李团长是他的姑爹。他受到家乡工农革命的影响，就瞒着父母，从学校里跑出去参加了红军。在路上因为年纪太小，一直走不动，李团长和一些老战士，常常背着他日夜行军。红军进贵州后，叶炳生就患上了疾病。为了尽快加速行动，摆脱敌人，战士们在日夜背着叶炳生前进中感到很不方便，才决定将他托给旧州街上卖粑粑的彭大妈。

    彭大妈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对叶炳生象亲生儿子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为了不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后来就给叶炳生改名为彭少清。

    红军离开旧州后，旧州伪区长、大土豪石显丰等人又耀武扬威地回来。他打听到彭大妈收留了一个小红军，并认为红军一定会给她很多东西。于是就带几个团丁来威逼彭大妈，还用枪托擂了彭大妈几下。石显丰在彭大妈家翻箱倒柜一阵子后，把红军送的东西以及彭老太太卖粑粑得的小钱全被抢走。由于叶炳生（彭少清）年纪尚小，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抓去也没有什么用，就不再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