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赣西南工作中心在吉安县内从河东转移到河西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除了在湘赣边举行的秋收起义外，江西多地进行了农民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大多很快失败，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成功的开辟了红色武装割据区域。除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吉安西区），在赣西南最早实现武装割据的是当时同处吉安县的东固地区和延福地区。

    大革命失败后，赖经邦等从吉安县城潜回东固老家。1927年9月上旬，赖经邦在东固敖上村召开会议，成立了中共东龙支部，赖经邦任书记。10月，成立了东固工农革命军，赖经邦任队长，段起凤任副队长。1928年2月，东固工农革命军和永吉游击队合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七纵队，开辟了以东固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大革命失败后，李锦云等回到延福老家。1927年10月，李锦云等改编流落在延福的原国民党第八师某部排长李育青率领的队伍，成立了油田游击队，李育青任队长。同月，在塘东又建立起一支游击队。1928年2月，延福工农武装发展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九纵队，开辟了以延福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延福后来还发展出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第八纵队、赣西游击第一大队、赣西游击第二大队以及江西工农红军第三纵队。

    东固根据地和延福根据地是与井冈山并存的根据地，七纵和九纵是赣西南最早的吉安地方工农武装。1928年3月，九纵队长李育青在延福地区油田企图反水未遂。后脱离九纵，投奔八纵。疑被杀。八纵队长何金山因在攻打永丰的战斗中不听指挥，八纵番号被撤销。何金山遂公开投敌。后被处决。1929年8月，游击一大队和游击二大队合并成三纵后发生严重内讧。9月，三纵队长杨云清在油田企图反水，被杀。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在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上决定处死所谓“四大党官”。被处死的这四位赣西南干部均来自延福地区，其中包括三纵队长郭士俊和指导员罗万。也就是说，延福根据地的地方干部除了牺牲的外，有不少人是因为叛变或被当作敌对分子而被杀的。除了军队屡屡哗变、首领频频被杀外，延福根据地的乱象还远不止此。从与上级党组织的关系来看，延福“与当地党的关系非常坏”；从与群众的关系来看，三纵引发“外延（即延福乡）、儒行、同水等区农民均极不满，甚至主张解散把武装分给农民协会”，1930年农历三月更发生了延福大批群众反水的“三八反水事件”；从延福干部队伍内部来看，既有延福本地出生的郭士俊和罗万之间的内讧，又有同样由上级派到延福来的红六军第一纵队政委和队长之间的矛盾，更有延福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的严重排斥。

    尽管这两个根据地几乎同时从1927年9月起步，但到1930年2月，当东固根据地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延福根据地却随着“四大党官”的人头落地而内囊已尽。1930年3月以后，随着李文林与毛泽东的关系恶化，肃“AB团”狂潮的兴起，以及富田事变的发生，随着李文林作为“AB团要犯”在1932年5月被杀，东固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也逐渐被冷落。令人深思的是：早在这些复杂因素交汇激荡之前，延福根据地就已经先从中国革命史的视野中悄然“消失”了。此后，就不存在延福根据地了。但延福地区仍然有少量地下活动和零星的游击活动存在，因为延福地区后来是分宜根据地的边沿游击区。

    从中共赣西南前委、特委机关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机关，于1930年5月因便于统一指挥需要迁往永阳，到10月，江西省行委、省苏政府成立期间，永阳、横江曾一度成为赣西南革命斗争活动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以及12月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移驻永阳以后，这一时期的主要决策和行动，都是在永阳、横江、登龙等地形成和发动的。从第四次到第九次攻打吉安的一系列政策决策、战略部署、命令指令、指挥调度等，苏区的扩红支前、组织建设、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土地分配、社会文化、交通邮政等工作的决策决定，大都是在这里作出的，曾山当选为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也是在横江渡召开的“二全会议”上通过的，江西省行委的解散、赣西南特区委的宣布正式成立，河西三军会师成立临时前委和河西总指挥部，永阳、横江战斗，红七军主力胜利会师，红八军军部成立，红五军恢复并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及红二十军到河西后的诸多活动，都发生在这里。作为赣西南革命斗争活动新的中心，作为吉安县革命斗争活动的工作重心，已从河东转移至河西，已从东固、富田转移至永阳、横江。

    二、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后在吉安西区开展的工作

    1930年2月7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因来不及赶到未参加）、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二七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赣西南的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地区，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制定攻打吉安，进而夺取江西全省的战略部署。会议还根据《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执行以来的经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即“二七土地法”。并成立了一个前委，书记毛泽东 常委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潘星元，候补常委黄公略、彭德怀。将赣西、湘赣边界、赣南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书记。会议还决定对吉安北路地区郭士俊、罗万、刘秀启、郭象贤“四大党官”处以死刑，并批判和处理了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由前委开除其党籍。

    3月，中共赣西南特委正式成立，并设立东、西、南、北路4行委和直属党部。原湘赣边界地区各县和安福，以及吉安县属赣江以西地区（即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范围），划为西路行委领导范围。西路行委机关驻永阳院背村。西路行委领导的地区，早就建立了工农兵政权（苏维埃政府），但当时有些县、区、乡、村政府工作效率不高，主动性不够，有的只知照转党的决定，有的甚至混进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因此，行委决定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大力进行整顿。各级代表大会在“撤换不称职的违反贫苦工农利益的委员”“选举真正代表贫苦工农利益的群众领袖做委员”的口号下，进行民主选举，选出了各级政府委员。经过这次整顿，政府成员比较纯洁了，工作效率也有一定提高，从而更加密切了政府同群众的关系。这时，原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根据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指示，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西路办事处。 

    5月5日，攻吉前委率领红六军军部及红军学校等，由泰和罗家圩渡河往吉安西区。下旬，赣西南特委、政府机关迁往吉安县永阳镇，同时将直属党部改为中路行委随迁。于是特委下设中路、西路、东路、北路、东河、西河6个行委。8月，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在横江召开后，取消东河、西河行委，恢复南路行委，并将中路行委复改为直属党部。

    西路行委和西路办事处根据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指示，领导群众开展了分田运动。在西路地区，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10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60到百分之80；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70的贫雇农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20的中农，仅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20到百分之40。较普遍的租率为农民、地主各半，亦有地主得百分之60的。西路行委领导的原湘赣边界各县，在1928年，曾经普遍地分了土地，但由于战争激烈，敌我进退频繁，多数地区分田果实未能巩固。此次分田，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仍采取“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具体办法是以乡为单位，确定每人平均亩数，然后按照各耕户原有耕地的数目，抽多补少，不久又提出抽肥补瘦。这次的分田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果，它不仅使无田或少田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而且起到了“争取群众，发动斗争”的动员作用。

    分田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显著提高，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保卫革命政权和土地果实。地方武装和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军事组织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在原有基础上飞跃发展起来。20至40岁的男女工农群众大都参加了赤卫军，工农家庭的16岁至20岁的男女青少年大都参加了少先队（年龄界限各地不完全相同）。赤卫军、少先队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侦察、传递情报，救护、转运伤员；当敌人进攻时，积极扰乱敌人后方，或直接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赤卫军的武器是鸟枪、梭镖和土炮。少先队的武器主要是梭镖。他们农忙时从事生产劳动，农闲时进行训练。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这时多数仍称赤卫大队或赤卫队，有的称赤色游击队。由于根据地内比较稳定，他们多活动在边沿地区，进行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斗争。

    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使第二次“左”倾路线即李立三路线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立三路线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达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在此期间，赣西南特委在整顿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和发展群众武装等方面，基本上执行了前委的正确指示，因此，整个赣西南地区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根据地也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是，赣西南特委组成不久，在领导思想上就表现了某些“左”的倾向，把夺取吉安、赣州进而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长远斗争目标，当作当前的行动纲领，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组织和领导革命群众和地方武装，在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主力红军参加的情况下，连续八次攻打吉安城。西路地区和赣西南其他地区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高举红旗，英勇攻击，多次冲到吉安城下，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但终于未能攻破吉安城，徒然受到很大伤亡，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赣西南特委接受立三路线以后，在攻打吉安的行动上，更加一味蛮干，提出“誓死拿下吉安”的口号，使这一行动具有更大的冒险性。赣西南特委中的一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打着立三路线的旗帜，提出“赣西南特委犯了农民意识，保守主义，割据观念错误”，大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并将赣西南地区的党团组织合并，组成江西省行委，李文林为书记。

    在此期间，红四军和红五军都得到很大发展，并分别组成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这两个军团会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转战至赣西南地区，并打下了吉安城。江西省行委和红军中的一些人，继续坚持贯彻执行立三路线，要红军攻打南昌、九江。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这种“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这种“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总前委领导下继续得到发展。

    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的同时，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1930年5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也同赣西南特委一起迁至永阳镇。下设东路、西路、北路和赣南东河、西河五路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黄鉴任东路办事处主任，刘天干任西路办事处主任，周鉴清任北路办事处主任，邱达三任西河办事处主任，肖大鹏任东河办事处主任。

    7月，吉安西区赤卫队和永新、莲花、宁冈赤卫大队奉命编为红二十军第三纵队。九打吉安胜利后，被编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

    10月，红军攻克吉安后，在此基础上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撤销。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西路办事处改称赣西办事处，机关初驻吉安县城，后迁吉安县永阳龙冈，下辖永新、遂川、安福、宁冈、泰和、万安等6县苏维埃政府。

    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分校迁往永阳镇。

    12月12日，江西省行委和红二十军移驻永阳，12月18日，召开了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并在龙江（冈）发布了《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议案》。

    三、赣西南第一次党代会召开及之后的工作

    根据“二七”会议决定，1930年 3月22日至29日，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会议的有赣西南地区30余县的89名党员代表。会上，刘士奇代表特委作了4万余字的政治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宣传、职工、农民、政权、武装、土地、士兵、济难、妇女、青年等12个决议；明确了赣西南党的任务。

    （一）以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行动目标。赣西南党要把攻打吉安和赣州两个城市，作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重大步骤。“同时确定夺取赣江中段政权，巩固南段政权。开展北段政权，与邻省革命势力联系夺取五省政权（湘鄂赣粤闽）为奋斗的目标。”
    （二）彻底分配土地。所有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等，一律以平分为唯一原则。
    （三）扩大苏维埃区域。进一步发展和健全各级苏维埃，建立赣西南和江西苏维埃政权，指挥赣西南和全省的工农斗争。 
    （四） 武装工农，扩大红军。把统一武装的编制与指挥，普遍组织赤卫队，注意兵运工作，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作为今后扩大红军的原则。 

    大会还讨论了经济、农运、城市政策等问题，指出：“党对经济应采取开源节流的政策，扩大赤色区域，彻底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防止剪刀现象，节省用途”。“今后党对农运主要任务是加强农运的指导”，建立贫农的领导权。“党对城市政策，应以保护商店、学校、邮电，并尽可能不要封锁城市，反对过去没收商人货物破坏城市的盲动残余”。“党对小资产阶级要坚决地采取领导策略，绝对不能迁就小资产阶级利益，而妨碍工农无产阶级的利益”“党应加强对游民的领导，如轻视游民阶级在斗争中的力量，是最大的错误”。

    大会正式成立了赣西南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赣西南特委。选举肖道德、肖芳全、邱达三、李文林、刘士奇、胡炳田、胡品、胡益寿、王怀、龙超清、陈婉如、丛允中、郭贞、曾山、谭思聪、刘天干、郭承禄等17人为委员，曾炳春、金万邦、钟蛟球、贺怡、赵世嘉、谢汉昌、古柏、段起凤、李白芳、周冕、彭桂峰等11人为候补委员。肖道德、刘士奇、李文林、丛允中、王怀5人为常委，刘士奇任书记。同年5月，曾山、李文林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特委由中央巡视员刘作抚主持，增补曾炳春、刘天干为特委常委。

    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之初，领导永新、宁冈、茶陵、莲花、酃县、安福、袁州、吉水、永丰、泰和、兴国、宁都、于都、赣县14个县委和万安工作委员会，以及延福、峡江、儒行、西区、东固、纯化、富田、儒林、水东、中鹄、水南、白沙12个区委，共有党员3万余人。到10月，党组织有了大发展，领导的范围扩大为吉安、泰和、吉水、安福、万安、永新、莲花、袁州、分宜、峡江、永丰、乐安、南丰、宁都、兴国、赣县、新余、于都、大余、崇义、瑞金、遂川、会昌、寻乌、安远、信丰、南康27个县委。 

    为便于指挥和领导，在特委之下设立东、西、南、北四路行委和直属党部。3月下旬，因攻赣州的需要，南路行委改为东河、西河行委。5月下旬，为适应攻打吉安形势的需要，加强对西、北两路工作的领导，便于和湘鄂赣特委、湘东特委发生联系，和赣南西河行委连成一片，决定将特委机关迁往吉安县永阳。同时，将特委直属县区，即直属党部改为中路行委。于是，特委下设中路、西路、东路、东河、西河、北路6个行委。

    此外，各路行委还设有少共委员会、雇农工会、赤色工会、妇女委员会、拥护红军委员会和反帝大同盟等。

    大会还决定，将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同时决定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筹备处，负责筹备建立省苏维埃政府的有关事宜。

    5月3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第六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前敌委员会，指挥赣西南特委和红六军军委，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潘星元）任书记。5月8日，彭清泉在官田召集前委、西区区委（党、团、政）、六军军部和红军学校领导人会议。决定六军三纵队（驻清水），去湘赣边找一纵队汇合，合力攻打吉安。

    接着，5月10日，中央巡视员刘作抚在张家渡召开赣西南特委紧急扩大会议，认为彭清泉在官田召集的会议，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倾向。取消彭清泉为书记的前委。以赣江以西为主要线路。特委迁河西永阳市。

    5月18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在永阳发出《列字通知（第九号）》，对于各地建立交通，加强各级党部工作计划、检查汇报等问题，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6月2日，赣西南特委为打通西路和北路两路联络，发出《列字通知（第十一号）》。决定建立简便赤色邮政。

    6月，赣西南特委在永阳召开常委会，部署6月20日第六次攻吉工作，调集西、北、中三路武装1200余枪、红军学校与赤卫军干部学校100余支枪，配合10万以上工农群众参加协同攻打吉安。第六次攻吉总指挥中心设在固江。

    8月，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在横江渡召开以后，取消东河、西河行委，恢复南路行委，并将中路行委复改为直属党部。

    四、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在中共赣西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赣西南苏维埃政权经历了由农协到革命委员会，再到苏维埃的发展过程，由许多零星的政权发展为统一的、有联系的苏维埃区域。1929年10月，赣西革命委员会成立，主席曾山，11月改为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二七”会议后，赣西召开各县、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仍为曾山。其辖区范围为吉安、吉水、泰和、兴国、峡江、新余、分宜、宁都、永丰、乐安等县区。机关驻陂头，1930年5月迁吉安赣江西岸永阳镇。

    1930年3月下旬，召开了赣西南苏维埃代表大会，会期5天。大会讨论了土地、政权建设等问题，并在赣西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内部设人民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经济部、保卫部、军事部、裁判部、交通部等。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赣西、赣南还分别设立赤卫军总指挥部，分别由曾炳春和肖大鹏担任总指挥。

    五、在吉安西区横江镇召开的“二全会议”

    吉安县是赣西南革命根据地运动的指挥中心，“二七”会议和赣西南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蓬勃发展，广泛深入的土地革命把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建统治。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猛烈扩大，接二连三地发动的攻吉战斗，使敌人惶恐不安，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苏区由零碎的，部分的，发展到整个的，有联系的，曾同时夺取过十九（个）县城，相当建立了与闽西、湘东南的联系”，革命政权迅速建立，有30多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革命武装除建立了地方主力红军第六、二十、二十二军以外，尚有“一百六十万的赤卫队，三十八万的少年先锋队，三千二百有新式武装的赤卫军”。

    1930年5月，李文林、曾山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分别从赣西永阳和广东南雄前往上海。此时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李文林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会后，曾山作为前委五大常委之一随红一军团前委行动。8月，李文林参加6月的“立三中央会议”后，回到赣西南特委所在地吉安县横江。  

    8月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县横江渡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史称“二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10人，各路行委都派人参加，工作上有特殊关系者也出席了会议。到会人员37人。会议时间从8月5日至11日。会议由李文林主持。

    “二全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特委书记刘士奇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李文林传达中央对赣西南特委的指示及检查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批评刘士奇过去的错误；④讨论和决定政治、组织、军事、土地等问题；⑤改组特委常委。

    会议第一天，特委书记刘士奇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报告肯定了“二七”会议以后赣西南的大好形势，指出赣西南土地革命进展迅速，赣西南苏维埃区域的日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不断壮大，发动成千上万群众积极进攻吉安，使死守孤城的敌人惶恐不安，统治阶级更加崩溃，实际上也就是肯定了“二七”会议的方针路线的正确性，可是刘士奇报告的观点被一部分同志所反对。

    会议第二天，李文林传达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对赣西南的指示，李文林在会上对毛泽东的主张提出批评，将受毛泽东支持的刘士奇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有人甚至辱骂刘士奇是毛泽东的“走狗”。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刘士奇中途退出会场，但李文林、段良弼等人认为他是有意对抗，竟撤销了他的赣西南特委书记之职，并且开除其党籍，交中共中央批准。并改选了特委常委。

    接着，“二全会议”着重讨论了政治、组织、军事、土地等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1、政治问题

    “二全会议”的中心主题是所谓转变“农民意识”，“纠正惩办制度”，“打破保守观念”，换句话说，就是批判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所坚持的“农民武装割据”的正确方针，要求贯彻执行进攻南昌、九江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计划。会议认为，中央对赣西南政治路线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表示“坚决接受中央的正确政治指示，与农民意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政治路线奋斗”。尖锐地批评一方面军“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波浪式的推进傍着发展革命的策略方针，没有积极猛力前进精神”，同时认为“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认定这些都是十足的农民意识的反映，强调“转变农民意识”，要在党内造成一种很浓厚的空气，各级党的会议要多做“转变农民意识”的报告和宣传。

    “二全会议”提出“一切工作向北猛进”的口号，决定于攻取城市和配合全国进攻行动为内容的中心任务，要“抓住客观的良好条件，采取扩大进攻的策略路线，拿下吉安、赣州，进攻九江、南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师武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

    2、组织问题

    全会认为，特委的组织领导没有形成，赣西南的党过去没有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党的基础建立在农民基础之上，小资产阶级非常浓厚，全会决定改组和健全特委常委，以保证对“左”倾方针的顺利执行。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全会决定继续与一切恶倾向奋斗，淘汰富农分子出党，肃清富农分子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制止其活动，剥夺其政治上的地位，并发动贫雇农起来斗争，造成反富农的浓厚空气。同时，通过这次斗争，接受大批贫苦农民入党，准备在三个月内发展党员12万。

    3、军事问题

    全会认为目前党的策略要完成赣西南地方暴动，决定8月27日，举行第八次攻打吉安，9月1日，第五次攻打赣州，并组织前敌委员会和后方委员会，同时确定分别以红二十军和二十二军为主，动员群众和地方武装集中起来配合作战，目的是要响应一三军团进攻九江、南昌，会师武汉，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行为。

    4、土地问题

    全会对土地问题不予重视，认为自土地革命以来，各地的土地都已彻底地平均分配了，但雇农无生产工具，鳏寡孤独没有生产能力，分得到几亩田仍是得不到利益，一般富农有好的生产工具，收获十足。因此，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口号，主张组办集体农场，“使雇农共同耕种，创造一个规模出来，慢慢地使农民群众对于共同生产的观念在脑筋里面留点痕迹，再逐渐推广转私有生产为共同生产，走上社会主义经济的前途。”

    此外，“二全会议”还决定了其他两个问题：

    一是扩大红军。全会认为扩大红军是赣西南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它对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起着积极作用。中央决定在三个月内扩大红军自30万发展到50万，那么江西则要在三个月内扩大红军10万，立即付诸实行。
    二是健全工会组织。为了做好城市工作，必须健全工会组织，全会决定以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名义，召集各地工会代表，成立赣西南总工会筹备处，并决定9月20日，召开赣西南工人代表会，成立赣西南总工会。

    最后，全会进行选举，由原五人常委中的曾山、王怀、萧道德、李文林加上郭承禄组成新的常委会，郭贞、陈婉如为候补常委，曾山为书记。常委会下设秘书处和工人、农民、妇女三个运动委员会（农运会后来设立）和组织、宣传两部，具体负责各项工作。

    李文林在会上部署五打赣州战斗。“二全会议”提出“拿下吉安、赣州，进攻九江、南昌，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师武汉，争取全国胜利”的“左”倾计划。会后，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到赣南，贯彻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精神，指挥攻打赣州的行动。8月下旬，编入红二十二军的各纵队全部集中，和赣南地方武装分别由铜盆岭、华林寺、茅店西坑3路出发，第五次攻打赣州。攻城部队“昼夜猛攻退而复聚”，终因城内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死守而未攻克。

    六、在西区领导指挥了第四至第九次攻打吉安战斗

    九打吉安背景

    1929年10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和蔡申熙来到吉安，传达和贯彻省委为实现《中通49号通告》提出的“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军阀混战”两大任务而提出的“加强东北和西南两地区的主要工作，特别是立即发动和扩大吉安与湖口两处地方暴动”的批示精神。于是，中共赣西特委于10月25日举行会议。根据中央通告的要求和省委的决定，结合吉安的敌我形势，会议果断提出“攻取吉安”的口号，并组织成立了总行动委员会和南、北路行动委员会及赣西红军总司令部。从此，赣西地区数十万人民群众配合红军进行长达一年之久的攻打吉安的武装斗争拉开了序幕。

    赣西特委“攻取吉安”的计划与毛泽东“争取江西”计划不谋而合。192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研究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向闽西进军。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和新的战略性计划的确定，不但有力地推动了赣南闽西土地革命战争的蓬勃开展，而且使红四军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新条件。4月，毛泽东对全国政治形势和闽浙赣三省的客观条件、革命主观力量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争取江西”战略计划的实施，促进了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至1930年初，无论是政治形势还是革命力量的发展变化，都为实施新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客观依据。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主力红军由红四军一个军发展到有红四、五、六军三个军，从1929年冬至1930年初，红四、五、六军相继汇集赣西南，在赣江南段和中段各县分兵发动群众，出现了革命武装力量几乎超过反革命武装力量的少见的有利局势。第二，江西境内敌人内部拥蒋与反蒋、湘系军阀与滇系军阀、土著军阀与外来军阀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使本来就比全国任何省份都要薄弱的军事力量，变得更加四分五裂。与此同时，两广军阀战争相持未决，福建敌人内讧又起，蒋冯阎军阀正在酝酿大战。“在上述形势之下，蒋系在短期内无增兵江西的可能”。“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比各省要成熟”。因此，在1930年2月召开的二七会议上，提出了攻取吉安，创建江西全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作为实施“争取江西”战略计划的总目标。

    第四次攻打吉安，前委、红六军军部、红军学校等迁往永阳展开战斗活动。

    1930年5月3日，赣西南特委常委第六次会议认为吉安城内空虚，决定五九总行动，第四次攻吉，以赣江为界，分东西两路夹攻吉安，夺取吉安城。为统一指挥，会上成立了以彭清泉为书记的攻吉前委。5日，攻吉前委率领红六军军部及红军学校等，由泰和罗家圩渡河往西区永阳，组织西北两路群众及赤卫队，调集红六军一、三纵队攻吉安。6日，特委率赣江以东的南路、中路群众及赤卫队的四五万人在水东张家渡一带，沿着赣江东岸昼夜向吉安城射击，并准备在西北路开始行动后，立即渡河攻击。攻吉前委进至西区永阳后，发现吉安城里仍有重兵驻守，北路苏区遭敌第十八师进攻，损失很大。这时红六军一、三纵队早离北路远出湘东，赣西南特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率红六军军部和红军学校离开永阳去西路永新，待机攻吉。同时，委派省委巡视员易尔士过河，通知赣西南特委暂缓攻吉。由于当时交通不便，白色警戒又严，易尔士至10日晚才找到特委。特委以为前委如期向吉安发起总攻，因此按计划于9日率领部队沿赣江东岸散开20余里，分三路向神岗山、大码头、白鹭洲射击。敌人用轮船渡到江中，架起机枪反攻，被我毙伤甚多，狼狈逃回。在接到前委通知后，南路群众及赤卫队又继续围攻两天，直到12日，特委才宣布撤退。

    第五次攻打吉安，特委机关迁至永阳。中路武装和群众渡河到西区，与西区群众一道再次攻吉。

    5月10日，赣西南特委在张家渡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解散攻吉前委，彭清泉回到特委帮助工作，还决定调中路地方武装和群众渡河到西区，与西区群众一道再次攻吉。为此，特委机关迁至西区永阳。11日中路武装正在渡河之时，由赣州下吉安接金汉鼎的两团兵力到达泰和罗家圩一带。群众武装即用土炮向敌射击，但敌早有准备，用沙包防御于木排的两边，并架起机枪向两岸扫射，使刚渡河的200余赤色武装被敌打散。中路地方武装单独发动的第五次攻打吉安，牵制了进攻北路之敌。

    第六次攻打吉安，罗炳辉、曾炳春等人率领赣西红军和红校学员及10万工农攻入城西郊赵公堂。

    6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后，赣敌再次换防。12日，敌成光耀和朱耀华旅奉蒋介石之命退出吉安，国民党新编第十三师邓英部到吉安接防。16日，赣西南特委在永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吉安守敌大部调离，邓英师还未到防，城内确实空虚，遂决定第六次攻吉，并作了具体部署。特委总指挥部设在永阳，曾山任总指挥，陈奇涵任参谋长；以赣西红军第十一、二十四等纵队和红军学校学员为主力，并组织10余万群众，分左、中、右三路。左右两路从南北两面会攻，中路在河东配合；右路指挥部设在神岗山，左路指挥部设在桐树坪；令各路武装均于6月20日前到达指定的地方集中待命。当时，特委决定“破釜沉舟誓死拿下吉安”，并巧妙地运用了迷魂阵战术。从吉安对面的水东起，沿河一直至水南、白沙都插满了红旗；水西从螺子山一直到西沙埠及天华山、真君山附近，也插满了红旗。在红旗林立的地方，经常派人走动，还不时地吹归队号，以此造成敌人的恐慌。20日，罗炳辉、曾炳春等人率领主力部队和群众向吉安城发起了进攻，特委总指挥部也随之迁到真君山。28日上午，各路队伍发起总攻，先后占领了真君山、天华山、螺子山。中路赤卫队强渡赣江推进到神岗山麓。经过半天殊死地战斗，红军冲破了敌人的连哨，冲进了城西郊赵公堂，毙敌百余人。但因援兵不及，被敌人压出城外。

    第七次攻打吉安，黄公略率红六军、曾山率红校和赣西红军进攻吉安未克。

    正当第六次攻吉不克，曾山和陈奇涵率领攻吉部队后撤整顿，以备反攻之时，遇到黄公略、柯武东率领红六军一、三纵队由湘东返回赣西，遂决定第七次攻吉。以原来部队新组建的红二十军，和红六军为主力，加上群众武装，于7月1日拂晓发起总攻击。此时，敌邓英部已于6月22日到达吉安接防。邓英来吉后，在城周围的天华山、神岗山、真君山、螺子山设置了7道通电的铁丝网，挖了一条两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壕沟，筑了七八个碉堡，并从樟树调来两团兵力增援。黄公略率部万余人、枪3000余枝、迫击炮4门和机枪4挺，于1日清晨4时围攻吉安。这次战斗，持续了两小时，红军数次发起冲锋未克，伤亡400人左右。5日，部队撤围转移休整。

    第七次攻吉，改由安福进军，西区游击队作扰敌工作，吉安增加公秉藩、成吉东、李焕章10个团埋伏，敌增固铁网，金、邓、鲁盘踞吉安。不知虚实，不能得利。

    第八次攻打吉安，曾山率红二十军、红校等各区军民肃清外围之敌，使吉安成为一座孤城。

    8月，赣西南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拟定8月份工作纲领，准备再次攻打吉安、赣州等重要城镇，赤化赣河流域。5日，特委在横江召开二全会议，改选特委常委，选举曾山、王怀、郭承禄、肖道德、李文林5人为常委，曾山为书记。10日，特委常委会议研究部署了第八次攻打吉安和第五次攻打赣州。为加强这次攻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党、团共组前敌委员会，王怀任书记。前委以下分东、南、西、北四路军，东路军由左娜指挥，南路军由曹工农指挥，北路军由马铭、金文质指挥，西路军由汪任华指挥。同时在横江成立了赣西南军事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曾山任总指挥。决定总攻击时间为27日晨。攻吉主力有： 红二十军、红军学校和青年干部学校的学员，还调集10万“精勇工农”配合作战，兵分三路会攻吉安。这次攻吉，永新县出动地方武装及群众5万 余人，全县人民捐献银圆近万元。此外，前委还命令泰和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坚守泰和交通要道，堵截赣州之敌援吉。

    此时，西区苏维埃政府迁往小灌村，肖克证、肖新辉先后为书记。在八次攻吉的战斗中，西路前线指挥部胡献庭为黄埔系学生，统辖如下武装力量：万载大和游击队，安福、永新游击队，西区游击队，南区游击队。肖友连这时为西路赤卫军指挥官，后亦被诬为AB团，获释后统军作战，在安福县井江支解处的洪钧市被反动甲团曾魁包围，在指挥突围中不幸中弹牺牲。

    24日，赣西南特委偕同红二十军由横江出发，25日，在吉安附近之高沙歼敌一个营，俘敌副营长以下官兵数十名，缴获步枪数百支。随即，敌人派两个团往高沙援救，红二十军立即转赴真君山，26日，包围神岗山。此时，敌人企图从背后袭击红军，红军折回高沙与敌一团激战，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一挺，俘敌百余名。高沙两役后，敌人精锐损失大半，铁丝网外无敌兵。9月5日，红军发起总攻，各路队伍从四面八方向敌军阵地猛冲，经几小时激战，西路群众武装迅速占领了天华山阵地。在北路群众武装的配合下，红二十军也跨过真君山阵地。真君山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红军用湿棉絮裹装的独轮车掩护冲锋，冲到铁丝网下，与敌展开肉搏战，很快冲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可是，由于铁丝网太多，壕沟太深太宽，敌人的火力又强，无法突破敌人的重要障碍。红二十军和地方武装伤亡二三百人，指挥员李学深牺牲，损失干部甚多。特委决定红二十军撤出阵地，开往峡江休整待命，留下独立团、冲锋队等群众武装继续包围吉安。

    第八次攻打吉安之后，吉安四周之敌已完全肃清，吉安城已经变成一座孤城。吉安周围呈梅花状的红色区域扩展到30余县，其中占领了14个县城，基本上完成了赣江中上游的割据任务。

    第九次攻打吉安，西区军民继续投入战斗，打下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第九次攻打吉安既是赣西南特委的行动，也是红一方面军克服左倾路线影响，放弃攻打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扩大、巩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实现争取江西战略计划的结果。

    1930年6月，立三路线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命令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一军团攻打南昌、九江。

    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改变进军路线，没有机械地执行攻打南昌、九江的命令，避免了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发展，从1万人发展到1万8000人。8月7日，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乘敌之隙攻占了长沙，几天后又获知红三军团撤围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即向红三军团靠拢，在文家市痛击湘军三个多团，并在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成立后，根据中央命令第二次攻打长沙未克，9月12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作出了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决定。13日，毛泽东在株洲主持召开了总前委会议，总结了围攻长沙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夺取吉安的战略决策”。当日在株洲发布《进攻吉安》的命令，要求“第一军团攻取吉安，第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吉水”。但9月29日，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带着中央给长江局的信和长江局要红一方面军再打长沙的严厉指示，赶到了总前委。于是，毛泽东与周以栗彻夜长谈，说明了不能再打长沙的理由，细数了攻打吉安的有利条件：第一，吉安已处红色政权包围之中，是座孤城，守军只有一个旅；第二，红军攻打吉安，南昌、赣州等敌军不易增援；第三，打下了吉安，可以将整个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使其成为巩固的后方，红军得到充分休整，就可以逐步沿赣江流域向南昌、九江推进，形成包围南昌的态势，以期建立江西全省苏维埃政权。周以栗终被说服，同意攻取吉安。

    10月2日，红一军团集结于吉水阜田，毛泽东、朱德下达了《进攻吉安的命令》，并指挥部队分五路向吉安进发。第一路，红四军从阜田出发，经青湖、节孝坊、祈山庙等地到螺子山附近的百子塘一带布置宿营；第二路，红二十军由南源出发，进至真君山、天华山一线的胡家、华家一带宿营；第三路，红三军的三纵队和总直属队从阜田出发，经君子亭、桐树坪到吉安山前村附近宿营；第四路，红三军军部及一纵队3日赶到桐树坪前之马伏冈附近宿营；第五路，红十二军向神岗山前进，相机宿营。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同日，毛泽东在紧张的战前间隙来到吉安县桐坪，在军民动员大会发表讲话，当晚，住桐坪街文武书院。

    3日午后2时，红军总部在吉安城北山前村发布了《总攻吉安的命令》：红四军作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之敌阵地攻击，以大校场至泮塘之道路为界，线以左归第四军，以右归第二十军；红二十军在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一线之敌佯攻，左与第四军右与第三军确取得联络，由第四军军长林彪指挥；第三军（缺一个纵队）和第十二军为右翼，向天华山、神岗山一线之敌攻击，以太平桥、江边之道路为界，以左归第三军，以右归第十二军，三军右与十二军左与二十军确取得联络，十二军左与三军取得联络。各军攻击敌阵得手后，应以少数兵力监视炮楼内之敌，以主力攻城，并尽力截断城内与阵地上之敌的联系。总攻时间定在10月4日拂晓。

    为配合红军主力部队攻打吉安，中共赣西南特委成立了东路、西路、北路三路总指挥，调集十几万地方武装：北路调2万群众配合红二十军向真君山猛攻；西路2万群众攻天华山；儒林赤卫队、少年先锋队配合攻神岗山；富田赤卫队配合水东赤卫队向吉安进攻；纯化赤卫队驻守滩头张家渡，兴国独立团在水东，配合富田、水东群众作战。

    9月26日，曾山在横江组织召开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会议，布置配合红一方面军攻吉行动。会后，曾山发布《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紧急通知》，号召广大群众“迅速准备”，组织各种支前和战斗队配合红一方面军夺取吉安。组织前方担架队1800名，分西、北、中路三个队，后方设立桐树坪、固江、塘东、庙前、高塘、永阳等六个伤兵站，组建每团600人的西路、北路、中路三个冲锋团，调集周围群众400多名，组成四个向导队，设立桐树坪、社坪两个粮食处。还要求各县、区组织好青妇慰劳队、宣传队，并准备好伤病员慰问物资，陆续集中到吉安附近。 

    当时，驻吉国民党军有邓英部约三个团、江西保安第三团和吉安警察大队。面对红军的强大攻势，邓英在河西原有的工事上又修筑了八座炮台，挖了七道壕沟，在壕沟下布满了竹钉，并将壕沟边上的七道铁丝网全部通了电，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外围纵深防线，另一半圆防线就是赣江天堑。敌军扣留了江上所有的船只，封锁码头，禁止水上交通，妄图凭借吉安的有利地势作最后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