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手书《清平乐·蒋桂战争》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二度入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赢得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形势，绘就中国革命的新画卷。

    画卷一：收拾金瓯一片——开辟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成功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奋起，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新阶段。然而，受俄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影响，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先后失败了。中国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1928年春，又和朱德部队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新的探索。

    1929年初春，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1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长岭寨战斗，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汀州城。毛泽东从此发现了闽西这块新的革命绿洲。

    毛泽东审时度势，于3月20日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军阀混战，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形势和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提出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勾画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这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29年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在瑞金会合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部，准备实施在长汀确定的战略部署。但是，这时收到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军分成若干小股散入农村，指令毛泽东、朱德“脱离部队速来中央”。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认为只有“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才能“促进革命潮流高涨”。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乱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采取“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农村割据局面，以促进革命潮流的高涨。

    5月初，蒋桂战争的桂系军阀失败而暂时告一段落，江西敌军立即调回江西，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起进攻。此时，粤桂军阀混战烽烟再起，驻闽西的土著军阀陈国辉部亦为了自身利益，投入到这场混战，一时间闽西敌人兵力空虚。5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在赣南接到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建议红四军再来闽西的书面报告后，根据赣南敌军集中，闽西敌人空虚的情况，决定再度入闽，开辟新的割据区域。

长汀濯田水口——红四军在此渡过汀江

    5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经长汀古城、四都挺进到濯田，20日上午，红四军在水口由当地群众用9条大船渡过了汀江，到达连城庙前，甩开了敌人，向龙岩疾进。尔后，红四军运用游击战术，于5月23日至6月19日三打龙岩城，歼灭了国民党陈国辉旅。同时又连克永定、白砂、旧县、新泉，大大推动了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7月，红四军又在闽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分兵活动，在各县组织农民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和武装，形成了以龙岩、永宝、上杭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6月毛泽东（右2）和陈毅（右1）等在龙岩城合影

    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四军驰骋于闽赣边界，经过近一年的艰苦作战，创建了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根据地和包括兴国、零都、宁都、瑞金、赣县、安远、信丰、南康等县的赣南根据地。1930年春，闽西、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邓子恢、曾山分别担任政府主席。闽西、赣南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红四军在闽西赣南“收拾金瓯一片”的大好形势，有力证明了中国革命只有走“以乡村为中心”的道路，才能最后取得胜利。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以大量事实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三位一体，作为实现革命道路的正确路线提出来。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此时在中国闽西山村诞生了！

    画卷二：分田分地真忙——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闽西土地革命伟大实践成绩斐然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党只有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解放农民，为人民谋利益。

    闽西的土地革命从1928年春共产党领导的后田暴动开始。在邓子恢、张鼎丞的领导下，7月初永定暴动后，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决定以乡为单位，开始了“抽多补少”土地分配的尝试。永定溪南区成为全国最早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之一。

    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后，毛泽东制定了“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与农民”的纲领，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

    1929年4月在开辟赣南根据地，进行土地斗争过程中，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 该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精神，对《井冈山土地法》作了重要更正: 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

    1929年5月，红四军二次入闽三打龙岩胜利后，邓子恢向毛泽东介绍了分田的办法和经验。毛泽东听后对邓子恢说：“你们的做法比井冈山时期有发展，现在闽西局面大体稳定，当前主要工作是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7月下旬，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闽西一大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尤其是对“六大”规定的土地革命政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结合闽西的土地占有状况，总结了永定溪南等地的分田经验，讨论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

    1929年7月，毛泽东指导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地以乡为单位，按原耕形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要过分打击；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给地主以生活出路。这些政策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较有新的发展，也符合当时农村实际，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

国画《分田分地真忙》

    在土地革命纲领指引下，闽西龙岩、上杭、永定、连城、武平等广大区域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在纵横300多公里的50多个区、600多个乡都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近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闽西出现“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闽西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成果，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堪称当时中国土地革命的典范。毛泽东在总结闽西土地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一系列土地分配原则，为我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内容，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开展分田斗争的同时，中共闽西一大《苏维埃政权决议案》提出，要开办学校、阅览室、图书馆、医院、合作社，修筑道路，整顿水利，救济失业者，搞好地方建设事业。毛泽东亲自指导创办了新泉妇女夜校和苏家坡平民学校，让穷苦小孩和劳动妇女接受教育，还和闽西特委一起商议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平抑粮价，解决贫困农民的吃饭问题。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

    闽西土地革命后的群众生活，与国民政府统治时有天壤之别。中央巡视员恽代英在《红旗》报介绍闽西土地革命成果：“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无田地或少田地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改吃白米，乡村的水沟桥梁道路都大加修理起来，很多地方组织了合作社来抵制商人抬高物价的剥削，并且用很低的利息借款给贫苦农民，疾病可以找得公共的免费的医生与很廉价的药品，工人实行只做工八小时，还要增加工钱，妇女解除了一切社会与家庭的约束压迫，获得了一切的自由。”闽西民歌唱出了劳苦大众土地革命后的喜悦：

    打倒土豪分了田，扩大红军建政权；
    汀江两岸都红遍，穷人翻身苦变甜。

    画卷三：风卷红旗如画——确立建党建军伟大纲领，为中国革命提供胜利的法宝

    1929年，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但是，由于红四军的成分多数来自农民，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作风，大量地反映到红四军党内和部队中来，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四军领导人对如何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等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一场大争论在红四军中展开。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前委之下设立军委，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问题。

    5月底，红四军前委在永定湖雷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是否成立军委问题。一种意见主张参照苏联红军的做法，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批评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指责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一种意见认为：现在红军只有四千多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置重叠的机构，再设军委的要害在于与党分权。会议争论激烈，却无结果。

    6月8日，在上杭白砂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要不要成立军委问题，在最后表决时，虽然以36:5票的绝对多数撤销了军委，但争论仍没有停息。

    6月14日，毛泽东在连城新泉以给林彪复信的形式，全面分析和批判了红四军自井冈山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随后，《前委通讯》将毛泽东、朱德、林彪的信，还有刘安恭的意见，一并刊印出来，红四军领导人的争论完全公开化了。

    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由于党内思想没有统一，会议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地方养病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后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斗争情况和主要争论的问题。9月，中央决定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向红四军发出指示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创建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党建军原则，特别指出：要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11月中旬，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闽西。26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汀州会合。28日，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当晚兴奋地给中央写信：“我病已好。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经过半年多的曲折探索，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拨云驱雾迎来了曙光。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移驻连城新泉，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整训，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前委，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会址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古田会议决议》长达2万多字，共9个部分，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建设的理论。

    在思想建设上，《决议》指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阻碍红军发展和党的路线实施的症结所在。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切实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和红军一项艰苦而重要的任务。

    在组织建设上，古田会议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原则，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前委统一领导下，班、排有党小组，每连建立党支部，营、团设立党委，红军的军事、政治机关平行地执行军事、政治工作。还规定了发展党员的具体条件。

    《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