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摄于1937年

笔者在高敬亭故居前

    高敬亭同志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卓越领导人，在鄂豫皖省委、红25军离开大别山前，他任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其后，又担任红28军军政委，在三年游击战期间，他领导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大别山红旗不倒，坚持了鄂豫皖战略支点，可谓功勋卓著。但是，作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的高敬亭，有没有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一职？长期以来，笔者见过很多历史资料，大多语焉不详。最近，笔者爬梳相关史料，认为高敬亭曾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最后一任书记，这一史实应予确认。

    1934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撤离根据地，从鄂东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作为第二支“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西北。临行前，省委留下一封信给时在皖西战斗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要求他留下来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随后，鄂东北道委少共书记方永乐率鄂东北独立团，一路转战东寻，于1935年2月1日在皖西立煌县（今金寨县）抱儿山与高敬亭部会合，并将省委指示信交给了高敬亭同志。在隔日召开的凉亭坳（今岳西境内）干部会议上，高敬亭宣布重新组建红28军（系第三次组建），并亲任军政委。随即，高敬亭率领红28军和根据地军民，投入到保卫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去。

    作为鄂豫皖根据地最高负责人，依照常理，应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一职，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有较大影响的著述，都没有提及高敬亭曾任“鄂豫皖省委书记”职务，在那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也没有类似提法。但是，在何耀榜所著的《大别山上红旗飘》一书中，却明确提到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期间曾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现将该书涉及高敬亭省委书记任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1.“叫你（何耀榜）和徐诚基都去找高敬亭，共同组成鄂豫皖省的领导中心，省委书记要等党中央最后决定。”
    2. “根据红25军最近来信的指示，由高敬亭同志担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要我们坚持鄂东北的革命斗争。”

    上述第一段材料，是鄂豫皖省委、红25军离开根据地不久（1934年12月，派交通带信告诉何耀榜等鄂东北苏区领导人：在鄂豫皖省委和主力红军撤离根据地后，要组成新的鄂豫皖边区的领导核心，但省委书记一职须请示中央方可定夺。而第二段材料则在1935年初夏，表明经过上级批准，高敬亭同志正式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职务。

    原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1934年12月10日，省委在陕南庾家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1935年4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总结创建鄂豫陕苏区四个月来的工作，选举产生了省委领导成员，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这表明，原鄂豫皖省委在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不久，其对原根据地的各项领导职能已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组建新的省委并以之为领导根据地人民斗争的核心，是十分必要的，而高敬亭是当时留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因此，由他出任鄂豫皖省委书记是合适的选择。

    何耀榜亲身经历了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曾先后在罗孝陂特委、豫东南特委、皖西特委担任副书记、书记等重要职务，对鄂豫皖地区的历史非常熟悉，对高敬亭的任职情况也应非常清楚，因此，何耀榜称高敬亭曾任省委书记之职应是可信的。

    当然，何耀榜的文字并非孤证，长期跟随高敬亭转战大别山的特务营长林维先（建国后授衔中将），在其《敌后三年》一书中也有类似表述。林维先称：“吴政委（吴焕先）的意见是……由高敬亭同志主持鄂豫皖省委的工作，统一领导大别山的革命斗争。凉亭坳会议就是为此而召开的。” 林维先在书中还多次提到，徐诚基、何耀榜等人的职务任命、皖西根据地的开辟、红28军战略战术的确定等，均是根据鄂豫皖省委的决定。而何耀榜在《大别山上红旗飘》中写道：“他（林维先）先问了我的姓名，然后传达了鄂豫皖省委书记、红28军军长兼政委高敬亭的命令：调我到皖西北任道委书记……”，林维先、何耀榜的文字相互印证，这就进一步表明：高敬亭不仅担任了鄂豫皖省委书记之职，且履行了省委书记的领导职责，而这在当时边区领导干部中是广为人知的事实。

    此外，1937年秋，董必武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南京、武汉处理国共合作事宜。在董必武给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董老将鄂豫皖与湘鄂赣并称，信中称高敬亭部已“集合二千余人”，但“那里党的组织缺乏”，又说湘鄂赣省委也不健全，因此，董必武与叶剑英在南京商定，“将鄂豫皖省委改为特委，派郑位三任书记，高敬亭为委员并负责军事工作……”可见，在中央领导同志眼中，鄂豫皖省委作为党的一级组织是确切存在的，而高敬亭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从组织原则而言，高敬亭自当担任省委书记一职。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三年游击战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屠杀、“围剿”和封锁，鄂豫皖地区与外界几近隔绝，省委极少有机会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党中央的指示也无法传达给鄂豫皖省委，对鄂豫皖根据地的人事情况更是莫知其详，或许，这也是后人对高敬亭任职情况认识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