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最近有一篇文章《今天，一起回忆96年前的“红色堡垒”》，署名安平，注明来源：国家安全部。里面把“龙潭三杰”、“穿越重围送情报”、“划破暗夜传电波”作为当年中央特科的三个经典斗争作了介绍。1934年由中共中央特科组建的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及“剿共”保安司令部，堪称为中共隐蔽战线经典的“红色堡垒”。

    这个“红色堡垒”不能绕开的一个人物是国民党元老莫雄将军。

战争年代的莫雄

    莫雄生于1891年，是广东英德人，贫雇农出身，自小习武，16岁参加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随后数年民主革命的战争中迅速成长。他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曾率部驰援桂林孤城中的蒋介石，也曾是大多数对蒋介石怀有敌意的粤系将领中为数不多的支持蒋介石的粤军将领。1922年，由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背叛，孙先生的革命政权面临巨大困难。莫雄拒绝了陈炯明的收买，积极参与孙先生领导的讨陈工作，发动滇军、桂军连同自己掌握的两个团的粤军共四万余众从广西东下讨陈，此役史称“白马会盟”。在各地义军的支持下，陈逆叛军被赶出广州，迎来了孙先生重回广州组建国民党第三次革命政权。孙中山亦因莫雄的重大功绩而亲自委任他为中央直辖旅少将旅长。孙中山晚年，经过许多挫折和失败之后，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认为能否坚持国共两党合作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坚决主张“共同奋斗救中国”复兴中华。莫雄目睹军阀部队军纪废弛、腐败，而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建立的国民革命军，素质和战斗力都大大提高，在东征和北伐中起了先锋骨干作用。自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所有这一切，对莫雄的影响很大。他虽然没有受过多少高深的理论教育，但在实践中深刻领会孙中山的教诲，并服膺不渝。当时莫雄所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的师政治部主任，是中共代表刘哑佛同志。按莫雄在回忆录所说，共产党人坚强勇锐，光明磊落，冲锋在前，享乐在后的优秀品格，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同期深受孙中山信任并予以重任的蒋介石表现出一副左派面孔。蒋利用孙中山对他的信任，迅速培植嫡系，排斥异己。此时莫雄已经对蒋产生不满。孙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篡党夺权，借廖仲恺遇刺事件，大量制裁粤军中的异己将领，甚至对自己的结拜兄弟、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也连下毒手。莫雄是许崇智的嫡系部队，掌握七个团的精锐武装。蒋介石先是将莫雄提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让他去缴械粤军的两个主力旅，然后指挥黄埔军重兵包围莫雄驻扎在东莞石龙的第十一师，冒用许总司令的印鉴，诬蔑莫雄“同是反革命部队，予以缴械”。蒙在鼓中的莫雄见是许总司令的命令，只好含泪接受。事后，他在上海见到孑然一身的许总司令，方知受骗，并知道许总司令在被“逼宫”时，曾暗中派人通知莫雄率部回师广州救驾，可惜被派之人被蒋介石抓到杀害了。莫雄对蒋介石的愤怒与仇恨由此而生。接下来，蒋介石发动了“4.12”清党运动，数十万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工农群众被屠杀或监禁，彻底背叛了孙先生的三大政策，暴露出反革命的丑恶阴谋家面目。莫雄痛悔不已，但他失去了前进方向，一时被卷入军阀混战的漩涡之中。

    1927年12月中共发动了广州起义。当时，莫雄是张发奎所部的新兵团长，负责训练新兵。莫雄的新兵也被薛岳临时派去镇压起义部队。莫雄负责守备观音山。当他看到一股突围起义部队要通过他的防地，其中有不少妇弱人员，他动了恻忍之心，命令部队朝天开枪，网开一面。后来张发奎两次反蒋失败，部队被蒋收编。莫雄只身到上海投靠宋子文，被委任为财政部视察，是个光领薪水不干活的闲职。眼看蒋介石反动统治越来越强大，以中共为主要反蒋力量的革命武装被压迫在狭小的地区。虽然中共地下党还在顽强斗争，但党的秘密机关不断遭到破坏，大量中共党员被残酷屠杀，还出现不少的叛徒，白色恐怖极为严峻。据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共地下党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的地区甚至百分之百！而蒋介石反动集团通过“金钱路线”，极尽收买利禄之能事，平定了各路军阀，呈现出国内空前统一，反动政权愈发强大。眼前的一切，使莫雄这位对蒋介石极为仇视的辛亥老人既愤懑、又困惑。难道中国真的要被蒋介石反动集团就这样统治下去吗？共产党真的会被消灭？

    据《中共特科兴亡史》记录：“正是在上海闲居的几年中，这位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的老同盟会员被我党注意上了。中央特科将他列为重要的争取对象，莫雄也有意为共产党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特科骨干刘哑佛在上海霞飞路与莫雄擦肩，看上去是一个无意的“碰撞”，却让这两位五年未见的上下级惊喜重逢。经过交谈，刘哑佛坚信面前的莫雄还是以前那位疾恶如仇的“莫大哥”，他正渴望见到中共的朋友，听他们讲党的真实情况，讲要继续坚定地跟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决心。而莫雄也了解到刘哑佛并没有真正脱党（为隐蔽身份，刘曾公开声明“脱党”），中国共产党正在跟国民党作殊死的斗争。尤其令莫雄兴奋的是，党也在找他，找他与党并肩战斗，与蒋介石坚决斗争。随后刘哑佛将莫雄的情况向上级李克农汇报，李克农指示严希纯、刘哑佛、项与年等同志要多与莫雄接触，引导他接受中共的革命纲领，自觉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元老身份帮助党。因为有反蒋的共同目标，莫雄不但全然接受党的教育，还多次提出参党要求，并动用关系，营救了多名被关押的中共干部。严希纯根据上级指示，客气地婉拒了莫雄的炽热要求，请莫雄只要看到对党有利的事情，而且又是力所能及的，就给予帮忙。这是周恩来的一招“布棋”。严希纯同志语重心长地对莫雄说：做个共产党员并不难，我们难的是有一位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一心为党工作的同志和朋友。莫雄明白党的意思后，义无反顾地表白，我要“用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的额角”。1933年冬，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同志在得到中央军委领导武胡景的批准后，指示严希纯到上海与国民党元老莫雄正式建立工作关系。也就是说，莫雄正式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特殊的成员。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正在积极筹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接受了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铁桶围剿”计划。该计划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将孤军深入进攻红军改为大包围策略，动用150万大军，以瑞金为中心实行战略包围。计划的宗旨就是步步为营，最后将中央红军压迫到狭小的位置，以数十倍的兵力与红军决战。同时，蒋介石还采用了由他的头号幕僚、南京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提出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大力整治江西红区外围国民党军政部门的贪官污吏，对老百姓一方面实行怀柔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的保甲制度，使老百姓疏离红军，亲近国民政府，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质供应和情报线。敌人的策略果然生效。“当时党中央的错误领导没有洞悉敌人的巨大阴谋，还在那里主张‘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敌人’，和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摘自卢大容《患难见真情——莫雄与我父亲卢志英交往忆述》一文）结果红军丢掉了大部分阵地，所修筑的石头加木料碉堡根本不堪一击，大量的红军指战员被损耗。

    由于中共情报网遭到敌人破坏，而根据地附近的老百姓大部分被逼迁，红军根据地的物质和情报极为匮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迫切需要了解敌人第五次围剿军事计划。中共中央特科为此作了大量的努力。

    严希纯找到莫雄，请他去南昌找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军长薛岳设法谋个要职，伺机窃取敌人的围剿计划。莫雄领命而去，却因为薛岳当时还没有取得蒋介石的完全信任，没有权力任用莫雄担任要职。正在愁闷之时，有一天莫雄在南昌百花洲闲逛，意外地遇见杨永泰，被杨永泰热情地拉上车。当杨永泰知道莫雄因为“穷困潦倒”谋职不遇时，这位老广东熟知莫雄是粤军虎将，知兵善战，与蒋介石有过一段战斗情谊，还救过老蒋的命。另外，他知道莫雄曾参加过镇压中共的广州起义，以为莫雄与中共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自己与莫雄又是老朋友，他仗着自己是蒋介石的亲信幕僚，他要将莫雄推荐给蒋。一是目前剿共前线需要足智多谋的将领，二是他也需要培植自己在军队的人脉关系。蒋介石可能认为还需要对莫雄进一步考察，遂将莫雄任命为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保安司令。江西第四区就在蒋介石的老巢庐山脚下，虽然离瑞金有几百公里，但这里的红军“活动猖獗”，令蒋头疼。其实蒋介石对莫雄也不能说不信任，他把空白的组织表交给莫雄，要莫雄在江西德安自己“搭台”组建这两个部门，由中央财政拨款，由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拨两个保安团给莫雄指挥。

    莫雄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在德安地区最高的权力机关，是让中共地下党打进敌人内部获取军事情报的好时机。他义无反顾地回到上海找到严希纯，汇报了事情经过，表白了由自己扛大旗，让中共当家的决心。他说，如果你们共产党信得过我莫雄，就请你们派人来组建这两个部门，“我就是要用蒋介石的拳头打他自己的额角！”严希纯大喜过望，马上请示特科负责人王世英同志。中央经过缜密考虑，同意了莫雄的要求，派出几十位地下党同志“帮助”莫雄成建制地组建了这两个部门。还指派了原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卢志英担任“德安小组”的负责人。下面是《莫雄回忆录》中莫雄凭记忆对当时进入他的专署和司令部人员的回忆：

    江西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组织情况：

    督察专员：莫雄
    主任秘书：刘哑佛
    情报股长：贾绍谊
    文教科长：阮退之
    主任科员：薛代旦
    科长：傅肖先
    科员：丘镛
    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组织情况：
    司令：莫雄
    副司令：胡毅，陈修爵
    主任参谋：卢志英
    情报参谋：项与年

    应该说在当时白色恐怖极端危险的环境下，由中共地下党秘密掌握敌人的反共机构，投入大量骨干，成建制地组成自己的“红色堡垒”，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南昌“剿共行营”批准了莫雄的组建报告，并予行政拨款。每位中共“职员”，均领到相应的薪金，少则百数元，多则几百元。

    卢志英利用蒋介石对莫雄的信任，通过莫雄向剿共行营康泽的特务机关推荐了十多位地下党员，康泽都照收不误。卢志英还利用专署和司令部的名义，以“办事处”的名义在九江、南昌迅速建立中共地下党联络站，如以卢志英夫人张育民同志名字命名的“张育民诊所”。

    严希纯同志在1963年向广东省委统战部反映莫雄的情况时写道：“当时他设在南昌的办事处，我们的同志得到他的掩护。南昌是蒋介石的心脏，我们都在这地方大摇大摆地走，就是这个缘故。”

    1956年7月29日，王世英为莫雄事致信中央统战部写道：“……1934年，他担任了江西德安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们利用他派了一批同志到他那里担任参谋处办事员、科员等联络工作。有项（与年）、卢（志英）、丘（吉夫）、刘（哑佛）等，……。为此，在他掩护下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如九江、南昌建立了据点，设立了商号，在德安即以他的专员公署为据点”。信中又说：“总之，在江西这一阶段，莫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环境下，能不顾生死，不避危险，这样帮助党确实是很少的，故应以特别照顾。”

    以上当时的中央特科领导对莫雄的评价，反映了当年中央特科以德安专署为“据点”，与莫雄紧密合作和敌人作斗争的真实情况。

    随着德安专署的成立，“南昌剿共行营调查科”派来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进驻到该专署（每一个行政督察区都派驻这样的机构）。专署和保安司令部都负有剿共的职责。如何在敌人的眼皮下与德安地区的红军和地下党游击队演好“双簧戏”，以骗取蒋介石的信任，这是中共“德安小组”面临的严峻考验。莫雄在特科的巧妙安排下，率领保安团与当地红军打了几场“硬仗”，还“扫清”了辖区内的“苏维埃政权”，结果别的行政区天天闹“红灾”，但第四区却风平浪静。德安的特务机关头子谢也夫感觉到莫雄这个司令官以及他的属下将领厉害得有点令他不敢相信。有一天，他根据南昌的指示在德安城内抓到一个年轻的“女共党”。为了当面考察卢志英、项与年和刘哑佛，他把这三人盛情邀请到审讯室旁打麻将，故意让特务打手对“女共党”施以酷刑和凌辱，让“女共党”惨烈的呼吼刺激面前这三位莫雄最为依靠的下属。经过他仔细的观察，却见这三人不为所动，反倒是谢也夫把麻将牌输得一干二净。当晚“女共党”终于不堪受辱和酷刑，在狱中自尽。特科同志眼看战友被百般凌辱，被毫无人性地拷打，他们强忍着心中的愤怒，因为他们知道，协助莫雄获取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是最高任务。谢也夫也参加了一些“剿共”的“激烈战斗”，他竟然看不出任何破绽。他傻乎乎地向“行营”电告“剿共”大捷。德安的战报传来，蒋介石、杨永泰闻讯确信无疑，遂大喜，以总裁的名义对莫雄通报表扬：“传令嘉奖，考成第一！”是这样，莫雄终于以“剿共模范”的身份，被特殊邀请参加了蒋介石在1934年9月底在庐山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

    莫雄因此看到了“铁桶围剿”绝密军事计划。令莫雄暗自吃惊的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一俟包围圈完成，各部队依照命令每天向瑞金中心推进7至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碉堡的设置使得他们的火力构成极为严密的交叉封锁网。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25公里，6个月就能进逼到红都瑞金。而红都四周届时将竖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这是何等的惊人！为防止红军突围，计划又规定每重铁丝网之间的防守要绝对保证，不但有大量的碉堡，布置地雷阵，而且将如发现突然情况时供部队立即调拨的大量的美国军用大卡车，运行路线都布置得详详细细，无一遗漏。……作为铁桶围剿的前奏，在包围圈尚未完成之前，派出十二个师的兵力与红军纠缠，迷惑红军，争取包围部署的时间。一俟包围圈形成，这十二个师马上撤离，同时立即断绝一切除军事以外的交通，以封闭苏区的消息，断绝红军的一切物质来源。”（——摘自《莫雄回忆录》）

    这份计划书连同密码本、包围图表、指示文件外，还有将蒋介石的语录和指示汇编成册的小册子，足有两公斤。每份文件上都打上“极秘密”字样的蓝印，并按名单编号存档。一旦泄露，根据编号就能查出归属何人。

    蒋介石在闭幕会议上信心满满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毕其功于一役”！莫雄焦急地看着手表，走出会议室后，马上驱车回到山下，不顾饥肠辘辘，把卢志英、刘哑佛、项与年三位同志召集到密室，把获取到的所有文件都倒到桌面上。他严峻地说：“这下红军完了，你们快看，看完后马上把它交给党中央！”三位特科同志飞快地翻阅文件，看着看着，均冒出一身冷汗。他们不约而同地问莫雄怎么办？莫雄说：“还有怎么办，马上把它交给党中央！”特科同志问，文件上都有编号，万一出事，您就暴露了！莫雄说：“天大的事情，由我承担就是了。”他们听罢，纷纷上前与莫雄握手道：“我们代表党感谢你！”接下来，特科同志一方面向党中央发紧急电报，将“铁桶围剿”计划主要内容作简要汇报，另一方面把主要文件带到南昌特科交通站，发动几位青年同志迅速将计划用密写办法抄写到四本字典上，然后由项与年同志化装成教书先生、老乞丐，通过一道道交通站，最后翻山越岭，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将这一“关系到中央红军命运的重要情报”交到周恩来手里。随后，中央红军赶在敌人的铁桶包围就差半个月就要完成之前胜利突围，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国家安全部主办的“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展览的第五目展位，展览版题：“战略转移——一份关系中央红军命运的情报”

    “1933年冬，王世英经武胡景同意，由严希纯在上海与国民党元老莫雄建立工作关系。1934年4月，莫雄出任国民党江西省赣北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后，项与年、卢志英、刘哑佛等同志由中央特科指派，打入该行政督察专署和保安司令部，及时将莫雄获取的国民党第五次‘围剿’计划等绝密军事情报报送党中央，为中央作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作出重要贡献。”

    红军长征部队进入贵州后，卢志英请莫雄把自己推荐给薛岳。莫雄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意思，他坚决照办。薛岳见卢志英身材魁梧，又见老朋友莫雄介绍说他有出众的军事才能，而薛岳肩负着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重任，身边正缺将才，于是爽快地接受了。卢志英顺利地当上了薛岳的参谋。薛岳当然不知道，这位参谋，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军事特派员。

    1935年8月，中央特科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而告结束。但“德安小组”还在战斗。通过出色的运作，莫雄不但没有暴露，而且还继续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德安小组”特科成员依然活跃在敌人对红军长征队伍实行围追堵截的关键部门。

    1936年3月，莫雄被蒋介石用他的座驾紧急接到贵阳，他要把莫雄调到贵州毕节地区当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蒋要求莫雄带上原班人马立即赴任，任务首先是歼灭红军在长征路上遗留在乌蒙山区的数千名伤病员。为此，蒋还给莫雄配备了中央军第六十三师。

    中共中央军委知道这是件好事。如果蒋介石不是任命莫雄而是任命另外一个反共悍将去对付红军伤病员，后果不堪设想。莫雄带着他的德安人员走马上任，卢志英也应召赶到毕节，继续当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在他们的运作下，中央军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被莫雄用贵州的美酒和美女迷倒，红军数千伤病员得到安全转移。当贺龙和肖克率领的长征队伍红二、六军团摆脱敌人的追剿，开往毕节时，尽管“贵阳剿共行营”不断给莫雄发出堵截命令，但卢志英、刘哑佛等同志与莫雄紧密配合，还是让红军一枪不发，顺利进入毕节城，休整、扩红达半个月之久。

    送走红二、六军团后，特科“德安小组”业已完成了他的使命，大部分同志跟随长征队伍北上。卢志英、刘哑佛与莫雄分手时依依惜别。卢志英紧握着莫雄的手说：“莫大哥，我们想不到你能这样不顾生死的帮助我们，希望我们以后还有再见的机会！”

    莫雄最终被蒋介石以“弃守城池”罪关押到南京军法处候审。党中央派卢志英赶回南京动用一切办法予以营救。因为敌人没有找到莫雄“通共”的证据，又有杨永泰、陈诚、张发奎、薛岳等人的保释，莫雄在南京第一军人监狱关押了五个月后释放。蒋介石要他“戴罪立功”，到广州策反由李济深和李宗仁发起的“两广独立”。

    刘哑佛同志于1939年被捕牺牲，卢志英同志在1948年被捕，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项与年则在送完情报后不久被调往陕北革命根据地，后来在习仲勋同志领导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