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期光，1909年1月2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革命生涯中，历任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红5军秘书长、湘鄂赣省委秘书长、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1938年随粟裕挺进马鞍山地区[1]，出色地完成挺进江南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任务。

    一、办夜校参加农民运动，义愤投笔加入义勇军

    钟期光，湖南省平江县人，1909年1月2日生于平江县三市镇白湖村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中学毕业后到小学教书，深受农家子弟爱戴；为提高农民思想觉悟，钟期光办起农民夜校，教授农民识字，传授新思想，带头参加农民运动。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土豪劣绅诬控他“宣传共产、私擅捕杀”，被悬赏通缉。他胸怀义愤，投笔从戎，1927年6月毅然加入湖南工农义勇军平江第一大队，参加了秋收起义。后被派回平江发展游击武装和开展地方工作，任平江县东乡游击队党代表、区委书记、平江县委组织部长、铜鼓县委宣传部长兼县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等职。协助罗纳川等组织领导的平江两次农民“扑城”运动，摧毁了一些基层反动政权，广泛发动和组织了农民群众。1928年7月，他护送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前往平江县城，联络上彭德怀，策划武装起义。随后，同黄公略、邓萍、贺国中、黄纯一、李灿等发动平江起义，有力地推动了湘鄂赣边界革命斗争的发展，为创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30年7月任红5军秘书长，参与组织攻打长沙的战斗。攻克长沙后，任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1931年后，任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省保卫分局侦察部长、省委秘书长、红16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参与领导红16师坚持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游击武装斗争实践中，钟期光等创建了湘鄂赣红军独特的盘旋式游击战术，总结了“打圈子”、避强敌、打弱敌等一套战略战术。他们运用长途奔袭作战，转战湘鄂赣三省；积极与湘鄂赣邻近苏区武装力量协同作战，配合默契，相互支援，保存了实力。钟期光等领导的红16师在湘鄂赣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在湘鄂赣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红16师数次得到恢复，并不断壮大，钟期光也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湘鄂赣边红军的“五巨头”之一。

    二、挺进马鞍山，战斗在当涂地区

    当涂县，隶属于安徽省马鞍山市。秦代始设为丹阳县，隋开皇9年（公元589年）定名当涂，地处安徽东部、长江下游东岸。东临马鞍山市博望区和石臼湖，以湖中流河与南京市溧水、高淳两区交界，素称“江南鱼米之乡”，为历代骚人墨客钟情吟游。然而这个江南胜地曾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沦为人间地狱，当涂人民备受烧杀掳掠之苦。新四军成立后，按照党中央指示，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开展抗日斗争，独立自主地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侦察甚妥”[2]。于是，新四军抽调1、2、3支队各一侦察连和部分干部组成先遣支队，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于4月28日从皖南歙县岩寺出发，挺进横山，东进抗日。5月中旬，新四军先遣支队经当涂黄池、青山、护驾墩、百凤、长沙渡、徐山、濮塘、小丹阳，攀越到达横山[3]。

    先遣支队途径当涂时，在乌溪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粟裕和钟期光都在大会上讲了话[4]，号召全民参加抗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东进途中，钟期光走到一处，便宣传一处，广泛发动群众，积极组织抗日宣传，启发民众投身抗日大潮之中。且和先遣支队领导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参加抗日。在粟裕和钟期光带领先遣队路过徐山时，闻知活跃在坝头、小丹阳、横溪桥、采石一带民众抗日自卫队司令刘一鸿，是马鞍山市杜塘乡坝头村人，他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父亲刘向以塾师为业。1934年，刘一鸿调任采石邮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抛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踏上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1936年12月，刘一鸿回到家乡，在父亲的支持下，变卖部分家产购置枪支武器，发动家乡群众，组织起一支有70余人的抗日自卫队，在当涂境内，经常割电线、扒铁路，袭击日军，保卫家乡。于是，钟期光和粟裕在徐山会见了刘一鸿，向他宣讲抗日道理，商谈合作抗日问题。刘一鸿随即表态愿意带领抗日自卫队“投靠新四军打日本”，表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粟裕和钟期光听后，大加赞许，很是满意。在徐山大庙里，粟裕、钟期光与刘一鸿畅谈几个小时，商定合作抗日，并当场赠送刘一鸿一支手枪和数发子弹，还给刘一鸿一大卷标语。刘一鸿看到标语，十分赞成新四军的主张和标语内容，当晚就派人拿到落星村等处张贴。随后，刘一鸿召集自卫队开会，会上，刘一鸿说：“我们的力量大了，现在有新四军帮我们打鬼子。”钟期光受邀也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日本强盗在我们家乡杀人放火，拉牛捉鸡，搞得我们不能过安稳日子。”他号召“同胞们!，只要你们支援我们，我们有决心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家乡，赶出我们的祖国。5]”自卫队听后，群情激奋，热烈鼓掌，积极响应。会后，刘一鸿在新四军驻地孟村宴请粟裕、钟期光，进一步加深了联系，为刘一鸿参加新四军，正式走上抗日征途打下了基础。

    钟期光在抗日先遣支队任政治部主任期间，配合粟裕机智勇敢地插入江南敌后，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发动群众，组织与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遣支队到达铜山后，立即派出张铚秀、张蕃、吴福海各带一个侦察小组到沪宁铁路沿线，对地形、桥梁、道路和江南敌后政治情况进行侦察。[6]”6月15日，先遣支队抵达南京至镇江间的下蜀车站附近，在完成破坏铁路任务后，发现镇江至句容公路上日军汽车往来频繁，粟裕和钟期光遂决定在镇江西南15千米的韦岗设伏，袭击日军运输车队。17日8时许，日军30余人，分乘5辆汽车由镇江南驶，当其进入伏击地域后，伏击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日军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伏击部队奋勇冲杀，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激战半小时，毙伤其20余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军用品一部。韦岗战斗的胜利，鼓舞了苏南军民的抗日斗志，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有利地配合陈毅率大部队过江开辟茅山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为当涂地区和整个江当溧地区抗日救亡斗争掀开了新的一页[7]。

    韦岗战斗后，先遣支队撤销，人员分别回归各支队建制。钟期光回到新四军第1支队任政治部副主任，随新四军1支队1团到来横山地区。此时，附近几个县都被敌人占领了，国民党委任了留在敌后的几个杂牌部队的头目汪国栋、朱永祥、陈德功、张少华、胡肇汉(就是《沙家洪》中的胡传魁)等人为“司令”，从而形成了敌、伪、顽、我四股军事力量并存的局面，其中“忠义救国军”打着国民党旗号，暗地里与日军勾结，以“曲线救国”为名，同新四军作对，鱼肉乡里，民愤很大。处此复杂形势，部队要立足和发展，不仅要取得广大穷苦群众的拥护，还必须争取当地富裕士绅包括乡保长的理解和支持，肃清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共妻”之类谣言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要以对敌斗争的胜利来打消人们对我军能否打鬼子的怀疑。钟期光回到老一团，再次挺进苏南敌后，四五个月内作战就达30次，平均每月大小战斗五六次，先后歼敌3000余人，主要是袭击日伪军据点，解决少数民愤极大、反对抗日的土匪武装。在此期间，钟期光亲自指挥和参加众多战斗。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38年7月14日攻打南京城南郊的西善桥镇，打了整整一个晚上，消灭了日军一个分队，破坏铁路一段。南京城为之震动，人们纷纷议论说:“新四军打到冈村宁次眼皮子底下来了!”再一次是1938年8月24日，钟期光亲率1团一个营于袭击南京城东郊的麒麟门日伪军据点，歼灭伪军2个连。由于离城更近，仗的规模也较大，所以对南京的震动更大。[8]第三次是打江宁方山附近的一个小镇，拔掉了设在那里的敌伪据点，打得很成功。新四军1支队1团的战斗，震动了南京周围和京芜铁路一线的敌人，极大地鼓舞了横山地区包括当涂地区民众的抗日斗志[9]。

    三、讲究方法做政工，总结经验提素质

    1938年6月21日，完成使命的先遣支队奉命撤销。钟期光、张铚秀、王培臣、邹志成等人回到陈毅1支队司令部，钟期光任新四军第1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协助陈毅、粟裕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他强调坚持抓好思想教育是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提倡思想教育主要是“正面灌输”，同时又要“扶弱为强”，还要“见事就教”。他重视总结经验，先后撰写并发表《对改进目前连队政治工作的意见》《在整训中力求改善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问题》《改造思想和改进我们的工作》《论部队中政治工作建设》《关于战时政治工作的几个问题》《本师的五年》等论文和文章。在政治工作实践中，他很是讲究工作方法，注意工作策略。他以积聚人才、争取人心作为抗日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在具体工作中，他坚持依靠老红军为骨干，克服部队中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和军阀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部队整体素质，以适应新阶段的战争;另外，他利用大江南北临近宁沪杭文化较发达的有利条件，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伍，提高抗日队伍的整体素质。再者，他派出大量部队工作队，宣传发动敌后群众，共同抗日反顽。他协助陈毅做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知名爱国人士，团结壮大抗日队伍。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干部的思想与生活，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赢得了“好主任”“妈妈主任”“我们的钟主任”等美称。解放战争，钟期光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面对国民党军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他深知鼓舞士气、提高部队战斗力，是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在战争中，他敏锐地总结了所属1师2团开展的“功劳运动”，作为“政治工作范例”之一，在全野战军推广。延安《解放日报》称之为“人民自卫战争中的一个创举”。接着，他又系统总结“立功运动”经验，并不断完善，使之成为激励指战员们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政治工作的有效形式。苏北涟水战役后，部队出现了消极“报销”思想，严重影响了士气与战斗力。他及时总结推广1师9团“评定伤亡”的经验，通过提高战术水平来减少伤亡，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他主张军事宣传不仅要报道“志士成仁”，而且更要报道“志士成功”。他认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应具体体现为政治工作的“战斗性”“创造性”和“知人善任”，才能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团结力、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