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文宗，又名葛鲁生，1902年8月29日出生于金寨县白塔畈镇（1932年前属霍邱县管辖）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曾是和蒋光慈、李宗邺齐名的“霍邱三大才子”。三人中，他年纪最小，但却是唯一用笔和枪两种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的，且两度被捕，受尽折磨而英勇就义。在白塔畈镇，至今还流传着他的光辉事迹。

    为求真理出山乡

    白塔畈镇地处大别山余脉，这里的人民勤劳善良、嫉恶如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葛文宗的母亲虽是农村妇女，但富有爱国思想，经常向他讲述岳飞和太平军、捻军的故事。小小年纪的葛文宗，便在心里播下了反抗压迫剥削、追求公平正义的种子。

    1910年，葛文宗8岁时，进入私塾读书。他读书勤奋，能诗善赋，才华横溢，在白塔畈一带与蒋光慈、李宗邺齐名，被称为“少年才子”。

    1918年，16岁的葛文宗转入固始县志成小学读书。在志成小学，受进步教师詹谷堂等影响，他逐步接触到爱国民主思想。1920年，葛文宗小学毕业后，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毅然奔赴安徽省会安庆，考入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

    此时的安徽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片生机勃勃，洋溢着民主与科学的战斗气息，安庆作为安徽省会，是安徽省学生运动中心之一。葛文宗来到这里，眼界大开，如鱼得水。共同的生活背景、理想追求，使他与来自霍山县的六安老乡舒传贤等成为挚友。舒传贤思想进步，有勇有谋，是一系列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安庆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舒传贤等影响下，葛文宗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积极投身火热的学生运动之中，在实际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

    1921年6月，安庆学生为反对安徽军阀倪道烺、马联甲克扣教育经费，掀起“六二学潮”，葛文宗也参加了这一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他到处奔走，充满激情地开展演讲，唤起安庆工商各界同倪、马军阀做斗争的热情。

    “六二学潮”期间，由于葛文宗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能在群众中进行出色的宣传鼓动，不久，安徽省学联调整充实领导机构，葛文宗被推选为省学联领导成员。参加省学联领导之后，他工作更为积极。继“六二学潮”运动之后，又参加了驱逐伪省长李兆珍和反曹馄贿选总统的斗争，经受了很大锻炼，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

    革命运动急先锋

    1924年夏季，葛文宗回到故乡白塔畈，并到志成小学拜望恩师詹谷堂，师生久别重逢，分外亲切。在志成小学，他们做了几次彻夜长谈。1924年农历六月十三日晚上，经詹谷堂介绍，葛文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生涯。

    1924年暑期，葛文宗以公费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与舒传贤同寓东京小石川南塘。到日本后，葛文宗很快学会了日语，不久，就能用日文与人交流、看书，后来，他还用日文翻译进步书籍，宣传革命。

    1925年初，王步文等也到东京留学，战友重逢，倍感亲切。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葛文宗和舒传贤、王步文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此，他们改组了国民党在东京的组织，使之成为民主革命的联盟。在国民党内，他们与国民党右派路锡祉、葛晓东、汤志先等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葛文宗尤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经常在留学生中做宣传鼓动，并当众揭露路、葛、汤等人的假革命面目，从而团结了多数，孤立了反动分子。与此同时，葛文宗又同舒传贤、王步文等人一起，在华侨和留学生中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为建立党在日本的特支做好准备。

    1925年6月，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东京，葛文宗和舒传贤等人义愤填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旅日华侨和留学生，联合朝鲜侨民以及日本工人，不顾日本军警武装镇压，毅然举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造成很大影响，有力支援了国内工人运动，充分显示了葛文宗等共产党人的革命英雄气概。

    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伐。北伐战争前夕，国内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报国心切的葛文宗，决定离开日本回到安庆，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回国后，他先是在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日文教员。不久，就全力投入迎接北伐军进抵安庆的准备工作。北伐军进入安庆后，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葛文宗和柯庆施等人参加了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工人、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927年3月，葛文宗担任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

    1927年3月20日，反革命面目即将暴露的蒋介石从九江来到安庆。经过一番策划，于3月23日指挥特务、流氓捣毁了左派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工会筹备处、农民协会筹备处等革命机关，打伤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数十人。这就是著名的“三二三事件”。事件发生的当天早晨，葛文宗正与柯庆施、舒传贤等人吃早餐，忽然，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派人前来报信，说杨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带几百名打手过来了，让他们赶快撤走。葛文宗等人听说 急忙收拾文件，迅速离开，方幸免于难。

    安庆“三二三事件”，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信号。事件发生后，安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安徽党组织的负责人大部撤退。面对巨大的风险，葛文宗主动留下来坚持地下斗争。

    危难之际挑重担

    大革命失败后的安庆，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当时，大批革命机关被查抄，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革命处在危急关头。

    为了挽救革命，党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精神传达后，葛文宗按照中共安徽临时省委的决定，担任了中共怀宁县委书记。不久，怀宁县委改为怀宁中心县委，统一领导桐城、枞阳、潜山、太湖等地党的工作，葛文宗仍任书记。

    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葛文宗将妻子李锦文接到安庆作掩护。县委建立后，夫妇俩住进安庆北门三官塘三号县委机关。在这里，他主持召开县委会议，作出了“组织工农夺取敌人武器，武装工农开展游击战争，以挽回大革命败局”的决议，讨论了恢复整顿各级组织的问题。会后，葛文宗又深入基层，在市区先后成立3个党支部，在市郊海口洲、广济圩成立党小组。稍后，还在海口洲创办党刊《新生活》，宣传党中央政策，传达省委指示。同时，他冒着风险，经常奔走于桐城、枞阳、潜山、太湖等地，发展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的不断兴起，使国民党反动派坐卧不安，他们派出大批军警，到处搜索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妄图除之而后快。

    1928年农历正月十七，葛文宗爱人李锦文上街买菜回来时，无意中撞见几个警察窃窃私语，说什么“三官塘三号”。李锦文听后大吃一惊，因为三官塘三号是中心县委机关，正是葛文宗和她的寓所。于是，她匆忙赶回家中，告诉葛文宗赶快转移。此时，形势已十分危急，但葛文宗仍然保持镇静。他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县委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以及家中保存的党的文件。他临危不乱，先是紧急处理文件，对写有党的机密或留有同志姓名、地址的书信，一一投进火中，直到化为灰烬。由于处理文件耽搁了时间，葛文宗尚未来得及撤退，便被蜂拥而至的反动军警抓获。

    受尽酷刑志不移

    葛文宗被捕后，先后被关进国民党安庆饮马塘看守所和安省第一监狱。葛文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坐牢、受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临危不惧，从容对敌。

    敌人开始审讯后，葛文宗以极端鄙视的态度，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有关党的组织、党的机密的任何询问。敌人恼羞成怒，灭绝人性地施用针刺指头、踩杠子、坐电椅、跪铁链、坐老虎凳等种种酷刑，将葛文宗折磨得遍体鳞伤，下肢几乎残废，大小便失禁。但在酷刑面前，葛文宗没有丝毫软弱，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由于葛文宗勇敢坚强，强忍狱中的残酷折磨，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判处他8年有期徒刑。

    在看守所中，作为重点政治犯，葛文宗被关在单人囚房，和狱中难友隔绝。这对他来说，是最痛苦的事。判刑后，他被解送到国民党安徽省第一监狱，进了大囚房，和难友们生活在一起。这样，就使他有机会了解狱中的共产党员情况，并为建立狱中秘密党支部做准备。在葛文宗和其他同志共同努力下，1928年下半年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葛文宗被选为支部书记。

    狱中党支部建立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学习。

    敌人对监狱控制很严，大小号房的“犯人”不能来往，早晚“放风”时间极短，号房之间不准接近。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狱中党支部首先发动难友向监狱管理人员要求读书的权利，对外间送来的书籍不准扣留。在这场争取读书权利的斗争中，葛文宗带头与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敌人认为他不守狱规，把他拉去吊打。他和支部成员不畏强暴，坚持斗争，敌人无奈之下，只得接受他们的条件。

    争得读书权后，监狱里的政治氛围顿时活跃起来。他们组织了两个学习组：一个是识字组，专门帮助工农同志提高文化水平；一个是理论学习组，由葛文宗等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组成，主要学习政治理论。针对革命书籍没法送进来，他们就让外面的同志把一些外文本和各种伪装本送来。日文本由葛文宗译成中文，英文本由其他同志翻译，译好后抄写传给大家阅读。葛文宗领导同志们重点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著作《通俗资本论》以及日本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他们还秘密组织同志们学习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相互交流学习心得体会。通过狱中学习，提高了同志们的政治水平和斗争信心，大家兴奋地说：“我们把国民党的监狱，变成了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葛文宗和狱中党支部领导的另一次重要斗争，是1929年冬发动全体难友反对敌人迫害和改善生活待遇的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当时，安徽省第一监狱典狱长柯小敬，生性残暴，见钱眼开。平时动不动对“犯人”拳打脚踢，百般侮辱。囚犯每人每天只有8分钱生活费，他还要贪污克扣。难友们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待遇。葛文宗和狱中党支部成员决定趁势发动难友，揭发监狱的黑幕，发动大家展开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斗争开始后，柯小敬令看守人员携带武器和镣铐冲到号子里，拖走了5位革命同志，把他们毒打一顿，并且反铐起来，关进特别监号。葛文宗等人经过商量，决定通知所有难友，立即绝食。如果敌人不送回5位同志，不接受大家提出的改善生活待遇的条件，决不罢休。敌人看到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一手，假惺惺地把饭菜送进牢房，劝大家进食。难友们不为所动，把送来的饭菜倒掉。敌人又要“犯人”派代表去谈判，想从中抓到共产党。党组织识破敌人阴谋，秘密通知大家：一个也不走出号门。说话大家一起说，喊口号大家一起喊。难友们团结一心，不动摇，不妥协，坚持了5昼夜。敌人怕事情闹大，被迫接受条件，送回被抓去的5位同志；生活费每人每天由8分增加到1角2分，饭菜质量稍有改善；同时，为每个号房配一张桌子，“放风”时间也延长至10分钟。斗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不久，典狱长柯小敬被撤换，狱中的政治气氛更为活跃。

    葛文宗等人领导这次改善生活待遇斗争的胜利，提高了难友们的政治觉悟，锻炼了他们的革命意志。大家认识到，只有在党组织领导下，才能挫败敌人。狱中党支部通过考察和实际斗争的考验，决定发展王修顺等5位同志为党员。其中王修顺是葛文宗亲自培养、亲自介绍入党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发挥了强有力的战斗堡垒作用，把难友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向敌人开展了更坚决的斗争。

    在长期监禁的艰苦生活中，葛文宗受尽折磨，伤痕累累，身体非常虚弱，但他平时依然想着难友。偶尔得到一点食物，总是让给受刑和生病的难友。有时监狱里发了几十粒黄豆和蚕豆做菜吃。他总是收积起来，利用狱中微弱的阳光，晒干或风干，留到节日拿出来供大家嚼食。葛文宗的模范行为，使他的威信很高，无论在党内或在难友中，大家都深深敬佩，称他是狱中斗争的优秀领导人。

    1931年夏，在熬过3年多的监狱生活后，由于党组织的大力营救，加之敌人始终没有抓到确凿证据，葛文宗被保释出狱。出狱前夜，他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斗争，争取胜利。

    忠贞不渝勇就义

    葛文宗出狱后，忍受着多年牢狱生活所带来的肉体痛苦，秘密奔赴党中央所在地——上海，通过关系找到了党组织，并要求组织上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工作，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斗争。组织上考虑到他遭受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伤痕未愈，疾病缠身，劝他先留在上海治病养伤，等健康恢复后再走。葛文宗在狱中关押了三年多，一直渴望投入战斗生活，因此谢绝了组织的关怀，坚持立即前往苏区。党组织理解他的心情，遂于1931年秋通过地下交通站，掩护他经过寿县、霍邱，最后到达皖西北道委所在地——六安县麻埠（今属金寨县）。途中，他通过内线关系，给安徽省第一监狱的党支部成员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出狱后，在安庆住院开刀，现已到寿县，预备回老家去。”同志们一看就明白，他已经找到了党，并将回到大别山区参加斗争，都为他感到高兴。

    麻埠历来是皖西重镇，也是皖西北特委所在地。1931年12月，皖西北特委改为皖西北道委，并成立皖西北道区苏维埃，所属机关有革命军事委员、政治保卫局和革命法庭等。组织上考虑到葛文宗曾担任过怀宁中心县委书记，又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当过教员，因此任命他担任皖西北道区苏维埃革命法庭书记。他到职后，深入调查研究，宣传革命法纪，认真做好审判工作，为保卫红色政权夜以继日地操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