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寮村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八面山下的大峡谷中。过去，因在大峡谷四周长满了许多野生核桃树，林中有一个10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全是茅草房，故名桃寮。桃寮与资兴市、炎陵县二县市交界，原属桂东县四都镇管辖的一个村民小组，2008年1月14日国务院批准将八面山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桃寮村就划归了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辖，成为了保护区的一个农业组。进入桃寮村有两条路，一条经八面山军营铺、小屋溪的山路，全长约30多公里，据当地群众介绍，步行需3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另一条是经株洲市炎陵县龙渣瑶族乡的简易沙石公路，沿洣水河而上，路线弯多路窄，路面高低不平，只有高底盘车辆才能勉强通行，距桂东县城约45公里，车程约一个半小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村内原有17户人家近百人，现仅有12户和长住人口不足20人。 

    2023年7月18日，笔者与文史研究会的同行们一起，为了进一步收集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的有关史料，同时也怀着崇敬和好奇的心情，乘车沿着106囯道至龙渣乡红星桥，再进入简易沙石公路，由于不了解路况，轿车底盘太低，艰难行使约2个小时才到达桃寮，第一次探访被誉为“红军村”的桃寮村。进村后，的确感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和之前看过的相关资料介绍的那样，这里翠色欲流、山高林密、沟壑纵横、崎岖险峻、云雾缭绕，一条小溪沿山谷穿村而过，几栋农舍被大山怀抱。在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桃竂管理站，我们见到了该村今年75岁的钟克帮老人，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当他听说我们此行的来意后，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当年红军游击队的一些故事。听了他一个接一个感人的红色故事，我们顿时对这里的山水心生敬畏，眼前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红军游击队员们在这里生活和战斗的情景。

    三年游击斗争，桃寮成为红军游击根据地中心之一

    1935年2月，按照中央“关于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的指示精神，湘赣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号赤潮，湖南攸县莲塘坳镇山田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率两个大队到达江西崇义、上犹边境，向湖南汝城、桂东一带建立和发展游击队。4月下旬，蔡会文率300多人的队伍进入桂东东边山，与游世雄(又名游炎岩，江西省吉安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奉命率领的100多名红军战士会合。在此之前，已有4支红军和游击队部队在桂东坚持游击武装斗争。一是方维夏(字竹雅，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重组的红军独立四团近100人的队伍；二是由红军独立五团团长张通率领的一个连；三是由龚楚(后叛变)率领的红七十一团的部分战士；四是由罗荣(桂东县寒口上东人)率领的80余人的桂东游击队。蔡会文、游世雄迅速联络上述各部，在东边山的赤水仙召开了各部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以现有各部为基础，合并成立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蔡会文为支队长兼政委；游世雄为副政委；罗荣为参谋长；李国兴为政治部主任。总部设在桂东东边山的赤水仙，下辖8个大队，每个大队50至80人不等。

    1935年5月，为加强党对湘粤赣边区游击支队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在与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后，在东边山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蔡会文为特委书记；李囯兴为组织部长；方维夏为宣传部长；委员有游世雄、王赤等人。游击支队指战员经常深入到东边山、西边山的村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将物资分给农民群众。群众从中深受感动，游击队的一切活动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纷纷积极参加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近千人，开辟了方圆数百里、包括湖南、江西、广东边界10多个县的游击区。同时，为巩固和发展游击根据地，游世雄、李国兴按照特委和游击支队的决定，率3个大队进入了西边山，开辟以桃寮为中心的西边山游击根据地。他们进入西边山后，在牛皮江与顾星奎率领的原红独四团三连十余名战士会合。在桃寮，游击队通过深入艰苦的宣传发动，只有17户人家的小村子，除3户人家外，其余14户均积极向游击队靠拢；全村60多口人就有15名青壮年参加了游击队，队伍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在游击队的推动和帮助下，西边山中心苏维埃政府在桃寮成立，地址设在桃寮村的长排脑，推举钟为忠(桂东县四都文阁桃寮组人，现属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35年5月与其妻李凤才一起加入红军游击队)为主席，下辖5个区苏维埃政府。

    随着桂东东、西两边山游击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得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安。1935年7月，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联合广东的铁甲兵教导团、江西的铲共团、湖南的保安团、桂东的铲共义勇队，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大规模“会剿”；另一方面利用叛徒李宗保等人实行政治拉拢诱降。游击支队冷静分析了当时形势，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利用山地、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斗争策略，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7月的一天，国民党军何宗汉、吴亮明部进攻东边山的五花洛、小水山等地，抢劫财物、杀人放火。游击队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占领山地制高点，设下埋伏形成包围圈，然后派人故意暴露目标，引诱敌人上钩。当敌人进入包围圈时，游击队四面出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打死打伤敌人近百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为此，游击队队员们高兴地唱道：“好个吴亮明，真会做人情，送来枪和弹，也不问奖金”。

    1935年9月，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加紧了对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的严密封锁，致使游击支队与陈毅率领的南方游击队总部失去了联系。游击支队经过艰苦努力，粉碎了敌军的多次“进剿”。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于1936年1月，何键、余汉谋从湖南、广东、江西调集了3个正规师和地方的保安团、铲共团约5万余兵力，在叛徒龚楚、李宗保的引导下，对东边山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军事上，修筑碉堡、炮楼；经济上，实行严密的封锁，阻断游击支队的物质来源，妄图将游击队困死在山上；政治上，推行保甲制，按“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五保为一联保”的统治形式，大搞联保连坐和并村移民，发现一户“通匪”，全村株连。村民李锦如一家因三日未搬家，就按“共匪”论处，将其全家5口人杀害。在上下庄两个自然村25户人家被迫全部搬走，方村几十栋房屋被焚毁，整个村子疮痍满目，村民流离失所。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和封锁，游击支队克服一切困难，用野果、草根、竹笋等充饥；把树洞、石穴当住房，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坚持游击斗争。1936年春，粤军余汉谋率一个团的兵力再次进攻东边山，蔡会文率部奋起反击，终因陈钧亮叛变投敌，蔡会文不幸身负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被叛徒和敌人残忍杀害。此后，东边山就剩下方维夏、王赤等少数队伍。

    就在敌人大举进攻东边山时，也对西边山发起了新的进攻。西边山游击支队在游世雄的率领下，英勇顽强反击，最后胜利突出重围，经桃寮向酃县方向转移。此时，周里也带领游击支队第六大队部分战士从东边山赶到了酃县的西坑，两军会合于酃县西坑与遂川坑口交界的大山上，但队伍只剩下200多人了。鉴于蔡会文已牺牲，按照陈山(时任湘粤赣特委书记)的指令，决定由游世雄负责游击支队的全面工作，周里代理特委书记兼政委。辗转几天后，队伍又返回了西边山桃寮村。

    1936年4月，方维夏被敌人围困在桂东普乐新庄。4月23日，叛徒黄犹斌等人，以给游击队送粮为名，趁方维夏夫妇正在生火做饭之机，将方维夏夫妇杀害于普乐新庄村的仙背山中，并残忍地割下头颅到县政府邀功请赏。方维夏的牺牲，使游击支队又失去了一位忠诚果敢、有勇有谋的领导人。同时，也使游击支队更加清醒了斗争的复杂与残酷性。

    1936年5月10日，国民党当局为了重新部署“进剿”东边山、西边山游击队，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彭霖生在桂东沙田主持召开湘粤赣三省“清剿”会议，叫嚣要在三个月内肃清广东、湖南、江西的游击队。而这个时候，湘南有两个特委存在，即湘南特委和湘粤赣特委。为了统一领导指挥，在安仁县豪山潭湾村的神堂背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有的两个特委，成立湘南军政委员会及其所领导的新湘南特委。徐克全为湘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周里(湖南炎陵县策源乡人，解放后历任湖南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等职)为副主席兼特委书记，主持游击支队的全面工作；游世雄为军事部长；刘霞为组织部长；李国兴为宣传部长；陈梅连(茶陵、安仁、永兴边委负责人)及各县负责人为委员。游世雄继续回桂东巩固和发展东边山、西边山游击根据地。不久，徐克全携枪逃跑，致使湘南军政委员会解散。

    游世雄率部回归西边山后，成立中共西边山边区委员会，他任书记，杨汉林任副书记(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东村乡澄江村人)。西边山边区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3个工作团，分赴桂东、资兴、汝城县开展工作。同时，根据开展游击活动的需要，将湘甹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整编成两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书良，以西边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第二大队大队长王赤，以东边山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1937年2月，第一大队在王赤的带领下，主动出击，在西边山的木丘打击了国民党军何宗汉部的一个排，打死打伤敌人10余人，俘敌10余人，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取得了全胜。

    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东边山、西边山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随时捕捉战机狠狠打击敌人。一天晚上，游世雄、王赤率部从西边山桃寮等地出发，突然袭击驻资兴龙溪的敌人，打垮了地方武装的两个排，打死打伤敌人35人，俘敌21人，缴获枪支47支，手榴弹3担，子弹万佘发，获得了全胜。

    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在东边山、西边山的艰苦游击战争，始终得到了桂东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帮助，他们在自身缺衣少食的环境下，为游击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生存保障；不顾生命危险，为游击队传递情报；帮助游击队转移和救助伤员。许多群众因此而被捕，受尽折磨，有的被杀害。西边山桃寮村钟为高(钟年高)，率先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在西边山上剿匪时，被土匪活捉后用石块活生生砸死。敌军疯狂扫荡桃寮村时，钟为忠一家和杨家、曾家全家老少被杀光，20多栋茅草房全部被烧毁，全村先后有46人献出了保贵的生命。西边山彩洞的瑶民、中共党员李根喜，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一家父子四口为革命牺牲，满门忠烈。这样的亊例不胜枚举。

    1935年5月至1937年8月，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队，以东边山、西边山为中心，坚持了长达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对敌作战50余次，消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牵制了湘粤赣三省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其他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斗争。

    国共桃寮谈判，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东建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1937年9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分局(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的指示信)“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将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指示精神，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决定与国民党桂东县政府谈判。

    1937年10月初，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负责人游世雄带领顾星奎、曾昭墟、萧国天，下山到西边山桃寮村，与国民党湖南第八区(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郭大维、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代表黄存善等人，就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游击队下山集中等问题进行了谈判。起初，国民党谈判代表还以“全国应统一于一个政府、军队统一编制和统一指挥”为借口，采取引诱和威胁的手段，妄图将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编入他们的保安团。游世雄等坚决进行了反驳，鲜明地阐述了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坚定立场。经过艰苦努力的斗争，最终双方达成了四项协议，即：(一)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确定沙田为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的集中地点，周围60华里由红军游击队设防并作为活动的范围；(二)红军游击队在沙田集中改编期间，国民党桂东县政府保证如数供给给养；(三)释放所有被捕坐牢的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员及革命群众；(四)除游击队派员与有关县取得联系外，国民党派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议郭大维为常驻沙田代表，以便双方联络交涉。紧接着，游世雄等又赴汝城与郴州保安副司令胡凤璋、国民党汝城县长凌惕渊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国民党郴州保安司令部解除对东边山、西边山红军游击支队的敌对行动”的协议。值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桂东形成。

    1937年10月中旬，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按照党的指示，在游世雄、王赤的带领下，离开西边山游击根据地，300多游击队员集中在沙田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任务：一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认清形势，明确新的任务，坚决拥护中央决策，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二是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战略战术水平；三是深入开展宣传工作，发动青年报名参军，保家卫国。经过广泛的宣传发动，桂东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有王桂馥、陈炳才、扶有佘等200多人参军，游击支队队伍很快发展到500多人。部队经过整编，湘粤赣边区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军”。义勇军下辖两个支队，原西边山游击队为第一支队，由游世雄任支队长兼政训员；原东边山游击队为第二支队，由方玉明任支队长，王赤任政训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