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王政柱保存的底片夹

    1953年11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兼西海岸指挥所参谋长的父亲王政柱，奉命从朝鲜回国到达北京，在王府井帅府园军委招待所住了七个月，于1954年6月赴海军青岛基地任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其间，参加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根据彭德怀司令员指示，写出了“志愿军司令部工作经验总结报告”;到北京医院治疗严重的胆结石病。由于在朝鲜，父亲分得一台苏联制造的“基辅”牌照相机（135胶卷）慰问品，从而对照相产生极大兴趣。在京闲暇之余，他多次到大北照相馆向老师傅请教摄影技术，除胶卷外还专门买了底片夹。因父亲战争年代一直在领袖和老帅身边从事作战参谋工作，得到不少照片和底片，他把保存的100多张底片分类排序整理后放入夹中。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红军长征途中拍摄的5张照片，1959年10月建国十周年，父亲把照片捐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1937年9月16曰，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记者拍摄了4张照片，记录了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副主任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在渡船上的英姿;抗日战争时期，129师师长刘伯承元帅到八路军总部时照相底片，父亲从前线回延安后在叶剑英总参谋长身边工作期间,珍藏的叶帅照片底片;1946年3月,父亲赴重庆接叶挺出狱后，保存叶挺和家人在重庆照的7张照片及底片（后交给叶挺长子叶正大）。

图1、1953年12月12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接见参加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1953年12月12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体与会成员，第4排右3王政柱。

图2、1937年9月16日，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船上，右起：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治部主任、左权副总参谋长、黄鹄显作战科长。（底片夹第84项）

图3、站者朱德总司令，坐者左起：左权副总参谋长、任弼时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副主任。（底片夹第85项）

图4、抗战时期八路军叶剑英总参谋长（底片夹第82项）

图5、抗战时期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底片夹第83项）

    二、纪念父母结婚80周年

图6、底片夹

图7、目录（部份）

图8、父亲王政柱和母亲罗健延安结婚照。  

    父亲底片夹第27项（我俩：父亲指他和母亲）是父母1943年5月30曰在延安王家坪的结婚照，距今整整80周年。1943年3月7日，受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时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的父亲,携带八路军前线从曰军手中缴获、积攒的190两黄金（16两制合12斤）和8斤金银首饰，与时任总部机要员的母亲（回延安修改密电码）同行，从山西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出发，历经72天、行程2300里、三过敌占区和封锁线，历经艰险，于5月17曰平安到达延安王家坪中央军委总部，把黄金如数上交给党中央、毛主席。父母在麻田没有恋爱关係，通过送黄金，父亲用对党的忠诚和智慧打动了母亲，他们在到达延安后的第13天结为夫妻。

    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在军委小礼堂举办的简朴结婚仪式，并让记者拍摄了这张宝贵的结婚照。父母的证婚人是朱总司令夫人康克清和彭副总司令夫人浦安修，康克清妈妈专门送了一顶八角帽给母亲做为结婚礼物。

    2012年，八一厂根据送黄金史实，由著名导演安澜亲自执导，拍摄了“共和国名将系列”之一的电影《金身将军王政柱》。

    母亲在接受釆访时说，当年延安生活艰苦，到9月份才发了单衣和衬衣。照片上身无分文、穿着棉袄结婚的父母亲,相儒以沫58个春秋，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他们不离不弃、相互支持、终爱一生。

    王政柱是1937年抗大二期3队学员，罗健是1939年抗大五期女生队学员，王政柱、罗健夫妇是抗大伉俪，这张照片在延安抗大纪念馆展出。       

    三、延安是我的出生地和第二故乡

    父亲为记录我成长，底片夹第29项至39项保存我从出生到10岁（1944年4月至1954年4月）每一年的照片，同样父亲保存我弟弟王晋1947年9月出生和妹妺王晓莲1950年1月出生后每一年的照片底片，父亲做了一辈子参谋工作，我深深为他如此细緻入微所感动，战争年代照相很困难，父亲想方设法找人为我们拍照，他是多么爱他的孩子们啊！

    1944年4月15日，母亲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下了我，为了纪念我在延安出生，给我起名叫王延。父亲开始为我起名叫王延生，母亲原名叫罗秀珍，1938年5月参加豫东游击队后，因三个字不便于行军点名和打仗，改名罗健，意思要成为一名健健康康的游击队员。母亲说我们的孩子将来也要当兵，父亲便把“生”字去掉了。

    母亲生我时有个插曲：在中央医院做产前检査时，发现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还得过肺结咳，医院不同意接生，说这个孩子生下来会遗传心脏病，大人的命还保不住。父亲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母亲自已签字坚决地把我生下来，幸运的是我们兄妹三人都继承了父亲好的基因。母亲是位坚强的女性，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她在北京301总医院检查，发现右乳房患乳腺癌并转移到淋巴，时任南海舰队常务副司令员的父亲正带领舰艇编队在海上执行任务，掩护从印度尼西亚撤侨，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母亲再次自已签字，坚决做了右乳房和淋巴切除大手术，成功阻止癌症转移，又顽强地活了49年，成为北京市抗癌明星。

图9、罗健给王延洗澡，照于延安王家坪。

图10、王政柱怀抱王延，照于延安王家坪。 

图11、1945年11月，王政柱、罗健带着王延搬到枣园，住的窑洞在毛主席窑洞西（右）侧50米远，王延戴的帽孑是母亲结婚时戴的八角帽。

图12、罗健在枣园怀抱王延（中图）。

图13、1946年，王政柱警卫员董小书（17岁）抱着王延照于枣园作战室窗前。

    我生下来时又白又胖，小名叫“王胖子”，住在王家坪彭德怀旧居西（右）侧第一间，隔壁院住着朱总司令。彭总没有子女，但特别喜欢小孩，他和朱老总经常抱我。1945年11月初，枣园作战室成立，时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副局长的父亲兼任主任，为保证习惯夜间工作的毛主席叫父亲随叫随到，我们把家搬到枣园，母亲也把组织关係从王家坪军委机关直属队转到枣园中央机关直属队。在枣园留下的照片中，大多是毛主席机要秘书叶子龙伯伯拍摄的。我在延安共生活了两年7个月，1946年11月，母亲带着我提前撤离延安，东渡黃河投奔到山西兴县贺龙司令员的晋绥司令部。

    照片中有两个细节：父亲的军帽和我戴的船形帽上都有国民党帽徽，长大后父亲告诉我这是当年（统战）工作的需要，尤其是1944年7月，父亲从中央党校毕业后，任中央军委作战局二处（情报）副处长（后任处长和作战局副局长），負责接待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还接待过从敌占区来延安的对方代表、民主人士和记者，戴国民党帽徽表明我党忠实地执行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反动派。2019年8月1日，枣园作战室整修后正式对外开放，我把父亲生前留下的参谋工作“三件宝”（美军观察组赠送的美国派克钢笔、美军军用指南针和钢卷尺。）中的钢卷尺和在延安使用的《军事技术便览（装备手册）》等遗物捐献给枣园旧址。

    第二个细节是我在王家坪的照片又黑又瘦，搬到枣园后我两岁时又变成名符其实的王胖子了。父母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委：由于母亲身体不好，产后没有奶水，父母用省下来小米杂粮磨成糊糊把我喂大，两个月后就开始瘦下来。贺龙伯伯从晋绥到延安开会，看见我洗澡说：“王胖子怎么变成王瘦子了？”，知道原因后他当即把带到延安、120师从曰军手中缴获的洋奶粉交给母亲，以后只要有人来延安出差，贺龙伯伯就会捎来奶粉，我吃了一年多奶粉又变成王胖子了。1965年7月，女将军李贞带我去赖传珠上将家见到贺龙元帅，贺龙问李贞：“这个伢子是谁家的？”李贞回答：“王政柱的。”贺龙伯伯说：“原来是王胖子啊！”我赶忙回答：“贺龙伯伯好！”贺龙伯伯说：“你知不知道你小时候在延安是吃我给的奶粉长大的？”我乖巧地回答：“我当然知道，还都是洋奶粉呢！”贺龙元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如今我已满80岁了，还能从北京开车到海南，还能到各地讲课，皆因贺龙伯伯的奶粉帮我打好健康基础。我永远感恩贺龙伯伯，定把贺龙元帅的革命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图14、1948年3月22曰，贺龙52岁生曰，照于山西兴县晋绥司令部贺龙窑洞前，前排左3贺龙、左4贺龙夫人薛明、右1罗健（手牵小孩王延）。（王政柱底片夹第32项）

    从2017年5月到2021年的五年中，我先后八次到延安，在陕西延安干部培训学院讲课的同时多次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旧址、西北局旧址、杨家岭旧址、枣回旧址和“四八”烈士陵园等，深入了解了父亲在延安的足迹。父亲被西北局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党的七大，特别是在枣园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年五个月，被毛主席称为“枣园的老朋友”，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毛主席通过枣园作战室决策撤离延安并直接指挥延安保卫战，使我理解了父亲生前回延安日记所写：“延安五年是我一生中担子最重、责任最大的时期。毛主席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使我受益匪浅。延安时期是我党我军风气最好、最集中、最民主、最团结、战斗力最强的时期。新时代更需要继续发扬延安精神，把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下去！

图15、1984年，王政柱（左4）、罗健（左5）夫妇重回延安，照于枣园毛主席旧居前。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王政柱和母亲罗健结婚80周年（5月30日），父亲王政柱诞辰108周年（10月15日）和母亲罗健诞辰100周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