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着手进行并支持各国科学家开展新冠肺炎病毒源头研究，得出实事求是地权威结论

    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明确指出：“加快病毒溯源、传播力、传播机理等研究”。2020年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明确表示：“支持各国科学家们开展病毒源头和传播途径的全球科学研究”。这些指示，有着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对新冠肺炎的始肇病源，业内业外，网上巷里，国内国外，各种消息、各种传言、各种推测都有，甚至争锋完全相对。个别大国的政客甚至所谓专家出面，刻意抹黑我国，把始肇病源嫁祸于我国。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也即呼应认定这是我国制度和体制所暴露的根本弊端，呼吁我们必须向相关各国和人民道歉。甚至一些人内外勾结，从疫情出现之初，就别有用心地一口咬定这是中国人野蛮地吞食蝙蝠或穿山甲所致。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野蛮猎食野生动物，但把始肇病源硬栽到个别中国人不文明的生活恶习上，却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正是一场宏大阴谋的重要组成。正因如此，我们更有必要下大力气查清始肇病源。值得欣慰的是，2020年2月27日，钟南山院士说：“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是发源在中国。”这一结论清理了不少种种吵杂之声。

    笔者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几年。该院所属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了时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学院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徐德忠主编的《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该书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自然界根本不存在SARS CoV的直接祖先，其是以‘非寻常进化’方式，很可能是‘非自然’地引入人群的”。这一结论值得高度重视。

    当然，目前若想完全查清这一重大问题也会有些困难；但只要方法得当，就会势如破竹。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分析蒋介石反动集团在抗战胜利后会不会发动内战时便说：“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一思想方法完全可以被运用到分析当前疫情始肇病源之中。美国有使用过国际违禁生化武器的劣绩。早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国就在中朝鲜边境打起了细菌战。20世纪60年代在侵越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包含作用持久的剧毒物二恶英的橙剂。美国从来也没有停止过研发生物武器的进程，并已拥有很强的生物战能力。1995年所谓的全球精英在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召开会议，确立把明日理想之世界规划为一个只有现在地球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世界，拟运用转基因、瘟疫和战争等手段作为实现的路径。另据报导，美国在2015年就在SARS基础上制造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可引发人类高传染性肺炎，这一论文于2015年11月9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2019年8月，美国最大的生化武器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因为地下废水泄露严重污染水源而紧急关闭。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剥夺其对一些高致病性病毒研究的“特许代理人”许可证。接着，美国CNN报导当地出现多例不明肺炎。2019年10月，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主办，对未来可能爆发的世界性疫情进行了预演。当然，目前尚无具体确切证据完全判定2003年非典和2019年年底的新冠肺炎就是个别大国发动的生物战，但也决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罪于如蝙蝠、穿山甲等中间宿主，决不能轻易排除就是个别大国蓄意研究病毒、无意泄露甚至是极少数精英有意策划并发动的生物战中的基因战。

    有人说，怀疑我国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人工所为没有科学依据，仅是逻辑推理，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断然认定这是自然界自生而非人为，同样有极大的局限；最多只能是部分科学家依据自己现有经验和学识进行逻辑特别是经验推演的结果。我国相关权威部门轻易宣布与人工无关的做法可能有所不妥。

    病源学决不能仅仅从医学等专业技术角度看，而应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军事、国际政治等众多学科角度综合出发，综合分析。万事万物，往往关键在人。建议在审查始肇病源时，主要应由一些生物医学、军事医学和安全、公安、纪检监察等专业人士组成，另外一定要有从事军事战略、国际政治的政治上十分可靠的相关人士参加，以把种种现象放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视域下，把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紧密联系进行调查分析，实事求是地科学审视。

    调查研究结论无非三种：一是断然否决是个别国家的人为，我们也很希望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二是个别国家的一些精英集团蓄意所为。三是仍然不能确定是人为还是自然界自生。但是，即使是第三种结论，同样还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的存在。2009年突发的新疆“7.5”事件明明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所为，但我们现在不是仍然没有找到其确切证据吗？真正查清新冠肺炎的肇始病源，其延伸、辐射意义极为重大和重要。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敌对势力“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始肇病源若真正是来自个别大国，就完全可以对我国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事件定性为是个别大国对我国悍然发动的一场十分隐蔽的不见硝烟的生物战中的基因战，其直接政治目的是企图摧垮我国经济，推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政权，扶植符合其根本利益要求的代理人上台。

    科学本身当然没有阶级性，但掌握科学技术背后的人往往有着阶级性。不能把新冠疫情政治化，但在特定条件下，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亦会被一些特定的国家、特定的集团和人所利用，进而使新冠病毒讲起政治来。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底线思维，即假若极少数所谓的世界精英觉得他们既有凌厉的攻人之矛，又有完全安全的御己之盾时，亦不排除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多国爆发就是所谓的世界精英集团这些极少数人对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和不同种族的绝大多数人发起的惨绝人寰的攻击，以彻底解决其国内所谓的种族、移民等尖锐问题。风云突变，美国的疫情正在发展，全球始肇病源的真相正在陆续被披露之中。美国若真的是病毒的发源地和泄露国，并在其本地上泛滥开来而一发不可收拾、不好收拾，那么这些极少数精英则真真是闹“大发”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硕大的飞去来器。此时，我们就完全可以有理由宣布，始肇病源是刻意制造，无意泄漏，意外变异，伤及自身。这一推理极可能是杞人忧天，但也不能不防。

    有人主张，防治新冠病毒是当务之急，可在疫情结束之后再从容查证始肇病源。这一主张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断定防控何时完全结束，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须集中在防控的具体应对工作之中。从国家安全大局角度讲，查证始肇病源也是从根本上防控的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环节；能否早日查清病源肇始，还必然涉及我们防控的总体判断与总体思路。查清和防控工作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时进行。

    十一、关键是国内的改革、稳定与发展

    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国内的方方面面，这里仅谈八点：

    1、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键。必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并保持党的领导核心的相对稳定。应对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党大国，首先和迫切需要一个十分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习近平同志是毛泽东、邓小平两个时代培养造就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并保持其连续性。废除终身制无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但是，列宁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无逊色。”他还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从根本上说，历史当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和英雄仅是人民群众的突出代表，但马克思主义也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领袖和英雄的特有作用。邓小平曾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和战略意义。随着党的20大的临近，这一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有必要进一步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把这一重大问题在党内及社会上讲清楚。改革开放后我们从上到下实行的党政干部任期制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并继续坚持；但也必须明白，西方“三权分立”的选举政治中任期制根本上是为私有制服务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掌控着整个经济社会运营的资本家不仅是终身制而且是嫡传制。这就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一些政治职位虽然有任期限制，但社会财富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政治权力本质上都是由终身并且嫡传的垄断大资本操纵，他们通过金钱操纵选举和政客,通过基金会、共济会等公开和秘密社团组织控制政客、介入具体政治过程，而且前台“运营”掌管行政、立法、司法权的基本上也都是富豪出身。美国联邦法院9个大法官不仅是高薪制，而且是终身制，这是维护垄断大资本利益的最后一道比较牢固的防线。这些年，由于错误舆论的引导，人们往往误认为，所谓传统的社会主义就是专制，其典型特征就是终身制；而任期制才是代表人类文明的灯塔即资本主义制度的精华。请大家一定注意，美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是通过“两个终身”而确保的，一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终身制且嫡传世袭的资本掌控着经济社会运营所有前台，二是九个大法官的终身制，这“两个终身制”就进而确保资本同时牢牢地统治着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而实行任期制的行政和立法，实则成为玩弄所谓民主实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障眼术。而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年轻最为进步最为文明的并正在艰难的探索中成长的政权。这一政权直接执掌着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与运营体制与机制，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尤其是领袖人物，不仅需要出以公心的高尚品德，而且需要十分丰厚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需要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战略策略的胸怀视野，需要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等。改革开放后，一些部门和一些行业的领导人秉持不正确的政绩观，在执掌权力的过程中，打着为民办好事、实事的旗号，实则是为了创显自己认为进一步升迁所必需的所谓政绩，大搞“污染环境”、“杀鸡取卵”、“借贷高额债务”那一套，不惜牺牲人民群众的长远、全局和集体利益，这与干部任期制亦有一定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实践论来讲，真正领袖人物的诞生往往经过艰难曲折，甚至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付出血的代价才能换来。全党要更加自觉做到“两个维护”，保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党和党中央的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并能在今后一些年内，依靠全党培养和造就出新的可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决不能让西方的所谓任期制束缚我们的手脚。这是在今后一些年内的至要之策。

    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把培养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列入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我党我国应对美国影响力下降将是一个长时期的战略任务。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镇，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一代又一代极长期的反复艰难困苦的斗争，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是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关键环节，是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尚未完全解决的重大课题。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领导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大党大国，一定能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2、高度重视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晚年多次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一结论是我们党经过多次血的教训得出的科学理论和成功经验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顶层思维、顶层设计，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毛泽东思想精髓思想之一的重大继承和发展。理论是可以射向360度方向的原点。若理论这一原点错了，其它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都是射线，最终都会、都要出大问题。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错误的理论，必然会有错误的行动；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错误的理论与行动，常常是一仗打下来就能很快得到检验并加以纠正，而在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年代，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往往需要一些或更长的年月甚至党和国家付出重大损失直至灾难才能得到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理论强党，强调要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最高层次最为重要也是最为艰巨的思想政治任务。为此，建议适时成立统筹全国理论研究相关机构，其成员可适当吸收退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较为深厚和实践经验较为丰富的老同志组成。适当吸收退下来的老同志参与，一是退下来后有一定精力学习思考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二是能够直接接触基本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三是不在现职领导岗位，各种不必要的顾忌可能较少，往往能说实话实情。四是这些老同志党性强又富有政治经验，可以通过调查和思考，为中央提供更多的真实情况和相关对策建议。党的重大理论提法可经过理论委员会进一步论证。另一方面这也可以为培养、带领出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理论队伍提供思想理论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时代的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不仅要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而且管到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即整个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这一相当长的整个历史时期。

    3、当前的关键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私营外资企业都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有益补充。经济是基础，要想真正确保国内的改革、稳定与发展，说到底，就必须真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的国家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当下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党和政府调动的基本都是公有制体制内的人力、物力、智力，特别是彰显了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的独特的优势，确保了全国各地的水、暖、电、气、网络、通讯、电视、公交、铁路、民航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全部稳定供应。假若没有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国遇灾难可依谁呀？！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没有公有制，我们党就没有执政的经济基础和工农联盟的阶级基础，或是蜕变成了名义上还叫共产党，本质上已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有人说“所有制中性”，且这一理论传播很广。这给广大干部群众甚至党的高级干部造成不少困惑。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眼下几年内涉及修不修改宪法，而本质上涉及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问题。如果把所有制看成是中性，公有经济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就名存实亡，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一句空话，社会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就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中国大地就会逐渐演变成事实上的新的殖民地经济。现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仅占GDP的百分之三十，但却贡献了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建议每年把国企500强与民企500强的产值与税收都全部公开。混改，应是双向。在国内改革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是不少地方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但步入经济全球化的深海，就必须是航空母舰集群，才能相互护卫。

    公有制为主体，首先就要理直气壮做优、做大、做强国有企业。2016年10月，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必须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重点拿国有企业说事，恶意攻击、抹黑国有企业，宣扬，国企不破，中国不立，声称‘肢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些人很清楚国有企业对我们党执政、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乱人心、釜底抽薪。”没有强壮的国有企业，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政权就没有先进的阶级基础，就没有广大的群众根基，就没有坚强的政治基础，就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柱，就会失去国家集团式创新这一世界上唯一的独特优势，广大民营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搏击就没有航空母舰的护卫。国有企业只能做优、做大、做强，真正成为国际经济的航母，我们的大批民营企业才能在波涛汹涌的国际市场上弄潮。我们要毫不犹豫、千方百计地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民生领域最为重要的是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四个领域决不能产业化即市场化，同时，也决不能把城市的水、暖、电、气、食盐等基本生活供应交给私人企业特别是外资管理。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和城市的水、暖、电、气、食盐等基本生活供应领域都是全民中最为基本的公益事业，其中都有产业，私企和外资可以适度参与，但决不能产业化。衡量改革开放是否最终成功的根本标准，决不能仅用一个GDP增长与否，而应主要看广大普通百姓的满意程度。这次抗疫胜利结束之后，我们也亟待投放货币，刺激经济。一定要趁机和逐步扩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关键民生领域的公益成分，由政府通过实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把普通百姓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从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新的“四座大山”解放、释放出来，使我国从广大普通群众中逐步产生内生性消费能力和消费动力。西方不少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还坚持没有把这四个领域全部产业化。我国如果进一步产业化，必然进一步加剧现有的两极分化，在不久的将来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必须调整现在有人想把教育、医疗、住房、教育完全产业化的思路。国家有关部门还拟把医疗人员和教师从国家人事编制中移出。对这些顶层设计，建议必须重新考虑。待抗击新冠肺炎完全告捷后，在大张旗鼓地表彰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的同时，应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认真检查反思我们各项工作所暴露的问题，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真正从顶层思维、顶层设计的要求，从经济制度与世界观两个层面系统地加以同时改进。我们深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正确的领导下，我国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夺取抗击新冠肺炎的完全伟大的胜利。2020年这一不平凡的年月必将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光辉史册。如果说1989年我国的政治风波，是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昭示我们能从容应对1991年苏东剧变前后猛烈的国际政治风波；那么2020年我国突发的新冠肺炎事件，则至少是从自然界的角度昭示我们必须更加认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从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对我们今后的各项工作提出新的更高的标准与战略举措。人们常说多难兴邦，但多难之后兴邦的前提是必须认真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如何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贯彻这一指示，十分重要。

    城镇通过社区党和行政组织适时、适当发展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宪法也明确规定：“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会影响很多人就业。在此时，在各个城镇，通过社区党和行政组织，国家给予贷款优惠支持，大家入股投资，大力发展城市集体合作经济，社区治理也好真正落到实处，食品安全才有可靠保障，体制内的监管队伍亦可缩减。

    应大力支持中央组织部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农村没有集体经济，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村政权就没有坚实的政治和经济根基，粮食安全就没有坚强保障。在农村，应明确支持中央组织部通过农村党支部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大力推介烟台党的各级组织支持引导农村新合作集体经济组织的办法。土地确权，三权分置，经营权允许资本下乡甚至外资一承租几十年，这当然完全可以在近几年较大释放土地流转即土地市场化的红利，增加全国资本流动性，缓解当下几年的经济下行压力，农民也从转让经营权中暂时获得的一些纸币，但却已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结果往往会坐吃山空，甚至是投资失败，这必将会在大中城市周围形成无法返乡的庞大的贫民窟。历史上王朝兴衰的周期率依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要让“农村的人口”不向“城市盲目流动”。必然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多次倡导的振兴乡村战略。实现振兴乡村战略，在我们中国，唯有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

    实践也正在开始证明，私有化不能救中国。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之后，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及其企业内部的管理上，放在对其它各种所有制的引导和支持上，而不应让一些人千方百计变换各种提法和手法去改变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制度的本身。

    当然，笔者绝不是主张不发展公有制之外的其它所有制经济。但公有制经济除了中央强调外，地方各级党和政府组织，往往都在强调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招商引资工作。我们在强调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也必须毫不动摇地贯彻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另外，建议果断中止城市化的提法，用城镇化这一提法来替代。这是解决交通拥挤等现代城市病甚至预防大的疫情流行和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的根本举措之一。

    在所有制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必须反对“左”的一套做法，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在有的部门和地区却违背总书记的要求，只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甚至放手让私人和外资资本大力发展，搞私有化。我们必须清楚，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各种所有制经济中的生产力同时都存在于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框架之内的。这种生产关系所组成的经济基础的总和，常常决定于生活在这一生产关系框架内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直至政治态度。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大量员工，基本上都是新中国通过免费教育培养出来的所谓精英人士。他们所获得的薪酬要远比我国国有企业员工多得多。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群体中不少人所持有的观念往往是资本主义好得很，社会主义糟得很。笔者获知，就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国际上有的知名在华外资企业员工中，刻意播散丑化斯大林、列宁所谓历史再现的纪录片，开展进行抹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系列教育。我们常讲，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他们中亦有人振振有词地回答，我们是吃美国的饭，不能砸美国的锅。所以，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经济基础异常重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中公有制为主体这一基础逐渐遭到剥蚀，政治上层建筑核心的共产党还能永不变质、永远执政吗？1989年“8.9”政治风波后，邓小平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此后，党和国家的工作有没有失误呢？笔者认为，1989年之后的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此问题已积累多年。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积极稳妥地解决这一问题，令人欣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为我们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又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的窗口。

    在整个社会中，当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中，制度是外因，人是内因，人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2014年2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我们各项工作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随着国内改革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化，多年积累的深层次多方面的问题在新的条件下必然逐步暴露。从现象上讲，不少问题的外在表现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本质上则是关键少数人中有不少人起心动念抬手迈脚，打的是仅为个人升迁和小家庭过好日子的个人名利的“小算盘”，用的是只顾眼前、争着吃好吃的肉、不啃难啃骨头的“巧劲儿”。要真正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顽疾，除了铁的钢的制度外，关键少数人还必须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那样，带头牢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与公有制相配套的价值观。如果这一价值观在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中缺失，它或迟或早会反作用甚至决定于特定条件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最终危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其它一切制度之经济基础，关键少数人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引导集聚人民群众力量之旗帜，党的领导是解决以上这两个关键性问题之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发自内心地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同时，也要认真进行全方位反思。随着国际斗争的日益复杂和严峻，这次疫情结束后，我们应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总结这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应对其它各方面出现类似重大危机的国家战略。

    4、必须尽快与美国的国际互联网脱钩，建立我国自主主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互联网体系。文化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更不能产业化即市场化，不能让市场配置在这一领域起决定性作用；若简单追求文化GDP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最终会被国内外资本牵着鼻子走。当然，这文化领域中必然会有产业，我们也应大力鼓励和引导这些行业依法积极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本和先进技术。但是，这一领域也同样必然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而现在有的互联网等新媒体却被私人资本甚至外资控股，这一现象着实让人忧虑。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把互联网里的骨干企业包括搜索引擎和网络技术安全企业等混改为国有企业占主导。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抗击已经充分标明，这一抗击主要在两条战线展开，一是医疗，第二就是互联网。这都是生死之战。另外，还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相关部门与组织已经并正在组织日夜编撰的成千上万的文章和段子，通过美资为背景控制的平台以及多年精心打造的所谓公知，其中包括学术大家、艺术明星及大V在我国社会中广泛传播。这些文章或段子每篇或每段文章直接间接侵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段子手，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经费，并会根据不同情况随时调整其战略和策略。对他们这些所谓 “零碎”的游击战需要整体应对，不能仅仅是网送来，网回应，甚至是简单的封堵。建议：一是体制内必须介入，我们的正规军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系统，包括社会科学院、党史文献、教育等系统都应参与，并要统一规划。对重大理论与党史国史问题，我们都要认真及时地回应。对网上尖锐复杂的斗争，不能仅凭民间几个自愿者自带干粮去上班。分头行动。要大力支持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民间人士发声，并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对政治上坚定、理论功底较为深厚、年富力强的，可考虑从体制外转入体制内。二是现在仅把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所造谣言的辟谣作为重点往往较为被动，建议由中宣部出面，与网信办、安全部、公安部建立协调机制，从重大造谣源头查起，依法严肃处理，并通过相关主流媒体昭示天下。三是必须坚定而又稳妥地在网络平台贯彻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对现有的外资控股腾讯、网易等进行结构性改造，严防在特定条件下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特别是微信等兴风作浪。四是组织一批得力骨干，可以随时到外网了解情况，并在外网上与看不见的敌人打垒台，把大外宣工作做到外网上去。

    5、正确对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总书记之后不久的2013年“1.5”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一重大结论，深得党心、军心和民心。国内外敌对势力为了把我国改革开放引向邪路，竭尽全力丑化毛泽东，一些谣言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实事求是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仍然有着十分重大的特殊意义。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为了从根本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顽疾，说到底是为了防止党和政权改变其为人民服务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性质与宗旨亦即资本主义复辟。但鉴于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无疑伤害了不少不应伤害的好人，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很多人仅从小家庭和个人的恩怨出发，过分诟病毛泽东的原因所在。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但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作了充分地肯定。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又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这一论述十分重要，这就坚定地划清了与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进而逐渐脱离、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为的根本界限。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确保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中的失误，同时也可以说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过程中的失误。我们在着力防止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也应充分重视邓小平关于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机的相关结论。文化大革命对不少人不应有的伤害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有的甚至是一些企图改变我们党和政权性质与宗旨的别有用心的人蓄意所为。现在，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后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多数人已经有了共识，但对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理论基础的认识，有着各种甚至完全对立的不同认识。毛泽东多次强调，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十分可惜，这一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但经过1989年我国的政治风波，特别是1991年前后苏联亡党亡国及苏东剧变，邓小平即石破天惊地呼应：“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对习近平总书记这里所说的“必须说清楚”笔者理解为，一是组织上必须查清楚，二是理论上必须说清楚。从一定意义上讲，组织上查清楚，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而从理论上说清楚，则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抓住了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矛盾中的最为根本性矛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宏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有着光明灿烂的前程。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反腐中所揭露的触目惊心的铁的事实已充分证明，我们决不能重复过去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毛泽东关于务必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6、从现在起开始着手准备适当时候全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本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学习党史国史之时，也特别强调学习新中国史。回顾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规划未来就必须回顾过去。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绝对不容许否定。但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失误呢？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这次事件(指1989年“6·4”政治风波——笔者注)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很不小啊！”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与美藉华人学者李政道谈话中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毛泽东曾夸邓小平“人才难得”。在如何对待和评价改革开放和“6·4”政治风波的定性问题上，邓小平同样是我们的光辉榜样。2017年10月19日，王岐山参加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校正了党和国家前进的航向。”王岐山这一结论是实事求是的，在党内和社会上也赢得了广泛的赞同。随着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一切向钱看”的社会思潮的势头进一步得到遏制，全国各层各界人士都在更加深刻地关心着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命运。从一定意义上讲，单凭理论往往无法说服人、掌握人，浪澜壮阔的社会实践才能更好地统一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为更好地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乃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梦的完满实现，建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党史和国史进行认真梳理，适时实事求是地作出相关决议，以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进。鉴于当事老同志目前健在的还比较多，似应即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

    7、现在应开始着手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适当方式逐步进行中美关系调整的相关教育。1959年3月，毛泽东在同拉美一些共产党人的谈话时说：“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现在，除了对美国恐惧之外，也有一些人对美国抱有幻想，这些人也往往信奉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是恶的，但在看待美国时，却总是认为他们是善良的？所以一旦有人谈到阴谋论时，这些人便一触即跳。从理论根源上讲，这些人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是过时了。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是另一种形式的跨越阶段论。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对中美关系的调整，开始下毛毛雨，进行有理、有据的教育。否则，不仅不会也麻痹不了敌人，反而会麻痹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甚至使一些人对中央的正确方针产生不必要的误解甚至疑虑。同时，一定要讲清4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基础的奥妙在于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广义上的地租、级差地租和超额地租，要讲清迎接经济下行和中美关系变化的严峻挑战和必然性与必要性。要讲清这一根本性挑战，需要入情入理，既要生动形象，同时也要深刻入微。在此过程中，一并讲清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可能会有助于增强说服力，容易使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