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国情状况和阶级关系，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基本性质，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的问题，成功地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认识中国具体国情，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篇之作。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一次伟大结合的理论产物

    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是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联系的，什么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什么时候就发展，否则就会遭受挫折，就会失败。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中国必须选择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出路。选择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就必然选择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选择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政党作为领导核心，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必然带来并持续不断地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二是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只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解决了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管用，没有普遍意义；二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相信自己的经验，不相信理论的指导作用；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这三种表现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实践。

    中国社会的国情实际、中国革命的实践实际，需要并催生了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明确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艰苦的探索，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缔造了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为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战的人民军队，一个团结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依靠这三大法宝，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世界近代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完结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正是在这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与特征、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规律与特点，明确了指导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策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

    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国文化的实际，需要并孕育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不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相结合，是实现“两个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靠马克思主义立党、兴党、强党；靠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高度重视结合中国实际，吸收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话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既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先进思想的指导作用，又高度重视以外来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吸取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精华，持续不断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和中国化。毛泽东同志既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的拿来主义、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又反对历史唯心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之根的最佳结合。譬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又吸收了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精华；矛盾观点和矛盾方法，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又吸收了中华传统哲学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实践论的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又吸取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知行统一观的思想成果。

    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丰富与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个理论创新。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构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同志领导开启了第一次结合，形成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毛泽东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第二次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领导全党开启了第二次伟大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创新观点，发动了第二次飞跃，丰富和发展了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形成作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同志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民主主义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实际地推动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的艰辛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成功地领导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道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1949—1953和平恢复时期，外御帝国主义侵略，内治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增长；到1956年基本完成了“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稳步推进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地实现了较为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华民族走上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是“第二次结合”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1956年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探索。鉴于前苏联与中国国情的极大差别，又由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明显的问题和弊端，毛泽东同志很快意识到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模式，必须摸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原则和政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具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推进了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认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制度条件、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毛泽东同志积极领导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积累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也正是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实践进程中，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得出了中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创立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探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经济体制、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论断，为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做出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思考，把马克思主义牢固地确立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灵魂，创造性地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根本方针；确立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原则，积极发展最广泛的国际友好合作等等。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包括与中国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相结合，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充实和丰富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作的著述中，吸收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的范例可以信手拈来、不胜枚举，譬如“双百方针”、“两类矛盾”、“三个世界”、“十大关系”等重大论述、论断和思想。

    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跨越两个不可分割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是这两个阶段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毛泽东思想其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理论：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二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三是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一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创新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二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飞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极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第一次结合的主题是要找出中国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充分准备；第二次结合的主题是不间断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回答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一重大课题。创立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

    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创立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丰富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和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包括与中华优秀传统历史文化实际的最佳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基本理论可以理解为两个部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具体领域又可理解为五个部分，即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以及党的建设理论。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简单运用，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以至世界东方的重大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整体、在众多领域都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都作出了卓有创新的贡献。毛泽东思想不仅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