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若尔盖大草原，雪后寒风凛冽，高飞的雄鹰盘旋在阴冷的天空，俯视着茫茫大草原。今天，在四川省阿坝州若尔盖县班佑乡，这个75年前红军长征走出草地的地方，一座高18米、宽24米、重1800多吨的红色花岗岩雕塑“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拔地而起、直刺苍穹。纪念碑取名“胜利曙光”，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亲笔题写。纪念碑主体由24尊神态各异的红军人物形象和一面军旗组成，整个碑体造形独特、采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沉郁而凝重地再现了当年数百名红军将士在草地不幸集体殉难的真实历史故事。

    纪念碑台座碑文镌刻着我的父亲王平将军(长征过草地时任一方面军红三军团十一团政治委员)回忆录里的一段文字：

    王平将军回忆录片段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哎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一个一个把他们放倒，一方面是想让他们走得舒服些，一方面再仔细地检查一遍，不能拉下一个还没有咽气的同志。最后发现有一个小战士还有点气，我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过了河他也断气了。我们满含泪水，脱下军帽，向烈士们默哀、鞠躬告别，然后急忙返回追赶大部队。

    我曾经无数次阅读过这段文字，它们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今天，我和从全国各地自发赶来的红军后代们参加纪念碑揭幕仪式，站在碑前重读父亲这段文字，我依然止不住热泪盈眶。七八百名年轻鲜活的生命没有了，无声无息地走了，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被饥饿、疲惫，或许是寒冷和伤病夺去了生命，但他们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悲壮牺牲，他们把生的希望、革命胜利的曙光留给了我们，假如他们再往前走几步，过了班佑河，就走出草地、冲出死亡线，就可以北上抗日，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贡献……而如今，他们却葬身这茫茫的草地了。迄今为止，从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来看，班佑牺牲的烈士是红军长征途中非战斗减员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最悲壮的一次。

    低沉悲壮的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的音乐旋律在纪念碑揭幕广场回荡：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伴随着歌声，当地的藏族红军后代，排着队默默虔诚地向前来参加揭幕仪式的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钱树根上将和红军后代们敬献哈达，纪念碑前的藏族同胞，边走边向空中轻轻抛洒着一把把“龙达”，那是一张张印有祈福经文的白色纸片，祈求神灵保佑烈士们吉祥。人们呜咽着、哭泣着，天空中的“龙达”像雪片似地在寒风里纷纷扬扬飘落、飘落，落进了人们悲伤的心中，我好像又听见了父亲的草地回忆……

    王平将军的回忆

    “长征中最艰苦当数过草地了，红三军在草地走了整整七天，刚走进草地时，原野上还稀稀落落有点灌木林，再往前走便是茫茫无际的泽国，绵延约五百余里。无边无际茂密的杂草甸子，上面是一丛丛野草，下面是一个个泥潭，到处散发着腐臭气味的黑色污水。人踩在草甸上就像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稍不注意就一脚踩空，陷进泥潭，人和牲口便不能自拔，越是挣扎陷得越深，以至没顶。草地大部分地区的水含有毒素，不但不能饮用，走路时刺破了脚，伤口被水一泡就红肿溃烂，难于医治，有的同志因此成了残废。还有的同志干渴难忍，喝了两口污水，肚子立刻发胀发病死亡。草地气候恶劣，天气一日多变，中午还是烈日暴晒，汗流浃背，午后便乌云遮日，狂风骤起，一忽儿大雨滂沱，一忽儿雪花飞扬，气温急剧下降，冷得发抖。睛天无法遮日，雨天没处躲避，身上老是汗渍渍、湿淋淋的，衣服发出一股霉味。部队无法宿营睡觉，大家困了就背靠背地坐在草甸上打盹，互相依偎取暖，下雨时撑起床单，坐在下面过夜。部队在像弹簧似的草甸上小心翼翼地艰难行走，一天下来，疲劳极了，晚上没有柴火做饭，青稞炒面被淋成了一个个疙瘩，缺少油盐很难下咽，然而为了第二天不掉队，大家像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样，坚持硬往肚子里咽，有时把眼泪都整出来了。越往草地深处走，行军速度越慢，青稞炒面早已吃完，皮包革履、死牛烂马、树皮草根，甚至粪便中残留的粮粒都成了充饥之物。饥饿、疲劳时刻袭击着人们，许多同志走着走着就倒下，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团部有位小通讯员，饥饿折磨得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开始同志们扶着他走，他不忍心拖累大家，坚持自己走，实在走不了，就在地上爬。他说，多爬一步，就离走出草地的目标近一步，离中国革命胜利近一步。我真想把他带出草地，就赶紧把他往马上扶，结果一扶，他就倒在我的怀里咽了气，我心里难过极了……我们红十一团过草地，因为疲劳、冻饿而掉队死亡的有将近两百人……”

    悲伤的草地成了父亲心中永远的痛。

    父亲出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一个贫困家庭，他未满周岁丧母，依靠已经给人家当童养媳、只有10岁的姐姐照料，在艰难中成长。1926年，父亲参加革命。在那个被彭德怀称为“小小阳新，万众一心，要粮有粮，要兵有兵”的父亲家乡，仅大革命时期就有20多万人与父亲一样投身革命，他们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英勇赴死，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人们尊称阳新县为“烈士县”。父亲参加红军后历经苏区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铸就了坚毅豁达的性格。父亲生前常说：“我只是一个幸存者，中国革命胜利是依靠许多烈士作出的巨大牺牲，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他们！”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惨遭迫害，五年的牢狱之灾使他的精神、身体受到了严重催残。但父亲坚持革命信念，鼓励我们七个子女对前途要有信心，黑暗中要看到胜利曙光。晚年的父亲，常常回忆往事，对于人生中的惊涛骇浪，父亲说起来是那么的淡然平静，而唯独每每提及过草地和班佑河烈士的真实故事时，竟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知道，我们谁也无法排遣父亲心中的悲痛，可是谁又能忍心去劝止一个耄耋老人怀念烈士的真情宣泄呢！因为父亲无法忘记那七天艰难险阻的草地行军，无法忘记牺牲在草地上的那个小通讯员和七八百名红军烈士。父亲去世后，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回忆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听过时任学院政委的父亲做报告，说到长征过草地牺牲的班佑烈士时，父亲不禁声音哽咽，泣不成声，全场无不为之动容，许多人第一次见到一位首长在公开场合伤心落泪……原来父亲的草地情结不仅仅是晚年的痛惜回忆，更是父亲一生刻骨铭心的沧桑烙印。

    2003年底，我从总参调成都军区任职，西南地区是红军长征的主要途经地，伟大的长征给这块土地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这财富也是父亲教育我们兄弟姐妹的精神食粮。利用下部队的工作机会，我怀揣着父亲的回忆录，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几经探寻，我终于在班佑河边找到了当年红军烈士的殉难地，如今这里已变成了一片红树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红树林旁，有个藏族村寨，当年长征因伤病而掉队的红军战士，在这里受到了藏族同胞的热诚收留和悉心照料，他们后来留下与藏族姑娘结婚生子。如今这些红军的后代、藏族的孩子们，他们默默地一代代守护着红树林，守护着他们先辈心中的精神家园。

    我站在这个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放眼茫茫大草原……父亲的啜泣声穿越了时空在我耳边萦绕，我仿佛看见了父亲伟岸而疲惫的身影，看见了那个临死不屈的红军小通讯员、视死如归的七八百红军烈士，他们衣衫褴缕、形锁骨立，然却气宇轩昂，他们一步一摇地向我走来，用一种期待热切的目光无言地看着我，像是要诉说着什么……瞬间，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双眼模糊了，我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心绪深深地感动着，召唤着，那一刻，我告诉自己，重走长征路，我追寻的不只是一种精神，还有一种责任，那是我们这代人传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责任！

    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丰富的今天，许多人却思想空虚、精神失落，他们崇拜金钱、追逐名利、炫耀财富，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不择一切手段……这些丑陋、耻辱正侵蚀着社会的良知和人们的信仰，我有责任要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在这片草地上发生过的红色悲壮故事，我要在草地上为烈士们建碑立传，让红军的长征精神光照千秋！建碑的倡议得到了成都军区党委和许多红军后代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2009年，我退出领导岗位，赴阿坝州考察建碑事宜，四川省军区政委叶万勇和中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委书记侍俊陪同我选址。侍俊书记说，烈士纪念碑应由我们阿坝人民修建，阿坝人民与红军情深谊长，长征中阿坝地区藏、羌、回、汉各族人民曾为供给前后在此过往的10万红军的粮食作出了巨大贡献。汶川大地震中，解放军在阿坝地区流血流汗抗震救灾，帮助阿坝人民重建家园，阿坝人民最懂感恩！州委州政府拨出专款，并将红军烈士纪念碑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之旅的重要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