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康起义不仅是雅安人民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可以载入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我写的几位都是共产党组织部批准的离休干部，都是对祖国作出过贡献的人。8，90年代，他们和亲人在一起，享受改革成果，沐浴着新时期的和煦阳光。

    他们是原西康省政府工作人员、原国民党24军军官，是活跃在雅安地区的重要人物，我这里只写我认识的几位和他们的子女。

    1949年西康起义人员中有三位上校、一位中校军官，其中两位是国民党国大代表，两位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一位是华西协和大学医学博士毕业。

    上世纪90年代凡是参加西康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按离休人员对待。我因为工作关系和这四位人员有过接触，我把我认识的原西康省政府和国民革命军24军起几位人员的情况写出来，这是我多年来的夙愿。

    他们有的曾经参加了抗日战争，有的解放后为革命作出贡献，进入21世间还作为特邀嘉宾参加雨城区政协全委会议。其中李仕安获得2015年国家颁发的抗战70周年纪念勋章。

    李仕安：黄埔军校毕业，国民党24军西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24军上校参谋，政治处处长，国大代表。离休时落实的正县级待遇。2015年获得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高秉鑫：国民党24军中校参议，国大代表，离休时落实的正县级待遇。

    钟万蒸：国民党24军上校军医，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4军起义前是上校军医处处长，24军野战医院院长，起义后经过整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5军医院副院长，落实政策后在解放军47医院副院长直到离休。

    王兵：  武汉军校（后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国民党上校情报专员，解放后担任西康省农林厅秘书。

    2022年3月6日，收到好朋友李一都发给我微信，转发了原西康省刘文辉时期24军高级医官，解放后任解放军37军医院副院长钟万蒸的女儿钟建华写她下乡时的一段催人泪下的经历。感慨良多。李一都是钟建华的爱人，他父亲是我的原西康省国大代表，24军上校参谋，我父亲在原西康省政府工作过，1949年12月9号，西康省政府宣布起义后，由共产党组建西康省政府，我父亲又在新生红色政权西康省政府工作。在原西康省政府我父亲是政府的最低级官员，据我母亲说是政府内务股长，新的西康省政府成立后，西康省农林厅厅长陈少山和我父亲曾经在武汉军校读过书，所以推荐我父亲到农林厅担任秘书。

    以后听我母亲和父亲的谈话中，知道了几位原西康省政府时期的工作人员的情况及我以后参加工作时和这几位人员有交集，以后又和他们的后人是同学、朋友，又有过相同的命运，我非常佩服的是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历经磨难，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把青春和血汗用来浇灌这片热土。

    一 我父亲是原西康省政府工作人员

    我被父母亲送到仁寿县时时只有三岁左右，在仁寿吃红苕割猪草生活了六年，待母亲在边远的山区小学教书才把我们带回雅安。可母亲去找分给我们的胜利果实，一套房屋被收走了。

    我对父亲的了解只只是限于来自坊间的只言片语。1980年10月讨论我入党的那天晚上，公社机关党支部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共30多名，会上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李永仁给大家宣读他们的调查材料，在阶级斗争还在发挥余威时，李永仁毫不留情的宣读，最清楚记得有一句，我父亲出生于反动大资本家庭，毕业国民党武汉军事学校，国民党上校情报专员。个材料让我在大家面前颜面尽失，恨不得找一地缝钻下去。因为我只知道父亲解放后担任的西康省政府工作人员，父亲应该是革命干部，我应该是革命干部家庭出生，现在当着大家的面说我父亲是最反动的旧军官，我情何以堪？我以后如何面对同事？入党问题大家发言，我的家庭问题太严重，当然搁浅。我甚至觉得他们调查材料有误，但是我觉得这个材料会装进我的党案，影响我终身。后来适逢遇雅安县委书记王绍虞来检查水稻栽种工作，我汇报我入党问题，我说我那时才三岁，根本不知道我父亲的一切事情。几天后党委通知我的入党通过，时间从1980年10月算。我兄弟三人，二弟和三弟和我同回仁寿，二弟以后考入雅安一中，以后当知青下到沙坪，几乎所以的同学都回城，二弟还在农村，他学过木匠，跑过邮差，每天翻越陡峭险峻的牛路口。后考入雅安师范，分到严桥中心学校。三弟当时未满一岁，外婆家贫困，不能承受沉重负担，把他送人，现在他家成为当地首富。

    三年后我被任命为乡党委书记。

（左一为钟建华）

    二 国民党24军中校军医钟万蒸

    我读初中时，钟万蒸的儿子是我同学，周末就到他家改善生活，他母亲贤良温柔，烧的鹅肉味道特别好吃。在他家还见到他父亲，中国人民解放军45军医院的副院长，一个敦厚、诚实的医生，见到他弟弟钟建安，妹妹钟建华，在读小学5年级，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听我父亲说，钟万蒸是24军军医院上校处长。医术高明，不参与政治，是一个典型的学术型知识分子，所以解放后他担任军医院副院长，文革中受到冲击被关进牛棚，落实政策以后又担任47军军医院副院长，直到离休。几个儿女就有三个当知青。钟建安也是知青招回来，曾经担任的七中校长，教师进修校校长。钟建华知青下到下里（碧峰镇），所有女孩子都招回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她母亲特别担心她的安全，决定把她接回成都，当黑人黑户。

    她写有一段她在乡下的惊险的遭遇，看得我眼泪婆娑（附在文章后面）。

    三 国民党国大代表高秉鑫

    高秉鑫担任过西康省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议雅安县参议会副议长，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中央“戡乱”委员，中央宪政督导委员。高秉鑫和我认识是在我担任街道办事处主任时，大概是1993年，一天听说高秉鑫来了，我赶紧出来找他，因为那时高秉鑫的工资关系落实到办事处。那时他70多岁，瘦高的身材，还有几分书卷气。那时我父亲刚刚从安徽回来。

    四 国民党国大代表，24军上校参谋李仕安

    我在政协工作，负责每年开全委会工作，李仕安是特邀嘉宾，我是他们团的联络员，和李老接触比较多，李老在刘文辉时期曾经担任过很多重要职位，国大代表，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生，20多岁就担任过西康省模范县县长、担任过西昌备司令部中校参谋长。以后调任24军任上校参谋。他最大的功劳就是接受刘文辉的委托，到越嶲大山中救回来10名美国飞行员，这些飞行员是陈纳德飞虎队队员，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帮助中国人从缅甸运输物质到中国，因为那条线非常凶险，飞机不幸遇难，十名飞行员跳伞到越嶲大山中，缺食物缺水，高寒山区半夜寒冷异常。他们的电台发给飞机虎队司令部，国民党成都电台收到陈纳德的求助信号，这个任务万分紧急，况且救助美国飞行员的任务非同小可，越嶲是大山区，山岚瘴气严重，当地都是住的剽悍的彝族人。刘文辉想到了李仕安，他机警果敢，是彝族人，在彝族在在享有很高的威望，彝族同胞非常尊敬他，见到是他们彝族最尊敬的人，就和他密切配合，很快找到狼狈不堪的又饥又饿的飞行员，彝族同胞为飞行员提供粮食、蔬菜，鸡和鸡蛋，等他们身体恢复以后，由李仕安带队，把美国飞行员安全送给飞虎队。

（李仕安得的抗战纪念章）

（右一为李一都和他二哥二嫂）

    我退休以后担任政协离退休支部书记，和李老接触时间更多，李老为人忠厚、善良、谦逊，他喜欢喝酒，我专门为他买了一瓶五粮液，他再三推辞，他每次自带一瓶泸州老窖，他满100岁时，我们支部的同志要为他祝寿，他推辞不受，他说黄埔军校的朋友已经为他祝过寿了。结果他生日那天他给大家办招待，我去他们国民党专委会要到他的资料，在会上问他祝寿词。李老还专门制了红色的寿碗送给我们支部每人一个，李老活到106岁。

    2015年，单位通知我去领李仕安抗战纪念章，代表政协颁发给他，那时他在成都他二儿的地方，我只有请他们民革的邱瑞芳代表我发给给他。

    李老有三个儿子，小儿子李一都是我弟弟的同学，他们都是下到沙坪的知青，李一都聪明好学，才华横溢，仪表堂堂，他拉的小提琴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他教的学生成绩斐然，有在国内考上音乐学院的，有到外国深造的，我也请他当过小提琴老师。李一都以他精湛的琴艺使从云母厂工人，提拔到雅安市文化馆工作。他和钟万蒸的女儿钟建华恋爱到结婚，钟建华是云母厂著名的美女，李一都是“一生爱一把琴，一生爱一个女人”。二人都是西康起义人员的子女，双方父亲都是24军上校，二人相恋相爱，伉俪情深，家庭幸福美满传为佳话，有一女儿李钟琴是国际知名小提琴家。钟建华以后在成都大学附中工作，直到退休。

    这四家国民党起义人员的子女，他们在国家艰难的、阵痛的年代和祖国共呼吸共命运，步入古稀之年，他们无怨无悔。

    下面是钟建华写的文章：“打开尘封的往事”重现我们共同走过的从前。

    五十多年前我远离父母和家人，服从学校工宣队的安排，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下里公社插队务农。我们生产队有八位知青，四位男生，四位女生。

    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很少吃苦，初到农村，我像是个掉队的差生，什么都不会做，一切都糟糕透了。

    经过白天的艰苦劳作，好不容易熬到夜晚，风轻月柔的夜色中，我时常仰望星空，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我看不清未来，看不到到希望，内心充斥着迷茫。我父亲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被关进了牛棚，离家时他留给我们一句话：我向你们保证我决不会自杀。大院里所有的军人子弟和职工子女全都参军了，唯有我的两个哥哥和我没有资格。伴随着绝望，知青回城潮汹湧而至，蓉蓉第一个招工回城，接下来是若兰。若兰和刘伯伯回生产队办手续时特意打电话问我有什么打算。妈妈问清楚我们一屋的女生只剩我一人时，当即决定让我回成都当黑户。若兰帮我打点好行李，用板车拉回了她家。

    当黑户的滋味让我神不守舍，隔壁走资派赵伯伯从我妈那儿得知了我的情况，他厚着老脸给他昔日的战友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解决老钟家闺女的招工问题。我如获至宝，立即回雅安求见XX，可能是怕受牵连吧，他委婉的把信退给了我。我沮丧的走出他家恰好被我“八一”小学的同学妈妈看到了，她弄清情况后决定全力帮助我。

    两天后的下午两点我在雅安接到公社黄会计打来的电话，他让我立即回生产队填表、请队长写鉴定、拿到公社签字盖章并赶在第二天早晨七点以前送到知青办招工会议。

    雅安距生产队四十多华里，那时候正在修公路没有通车，冬季白天又短。我连走带跑居然在收工前找到还在地里干活的队长，他用我带去的笔，在招工推荐表内写上：该同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是个好同志。同意推荐招工。

    拿到推荐表后，我朝公社一路狂奔，黄会计早早的等在那儿，他帮我办好一切手续，递给我一包饼干、一支手电筒，催我赶紧回雅安。

    我天黑之前一路小跑，经过黄龙庙，进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人烟的八华里峡口山路，峡谷里的树木随风摇曳有些诡谲。天已黑到不见五指，怀揣着被我捂热的推荐表，借助手电筒的光亮，我忘记了害怕。突然发现前面有人打着手电筒朝我走来，来人越来越近，我却索性停止了脚步。此时的山路一边是建成刚通水的“八一大堰”，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假若来人心存不轨，情势必将无比凶险。对方发现我站着不走，也心生警惕停了下来，我们就这样僵持了几分钟，对方终于又朝我走过来。狭路相逢，我快速决定站在水渠这边，如有意外也方便跳进水里逃生。如果遇到坏人，大不了一死了之。为了能及时送上推荐表，我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结果来人是个背着背兜赶夜路的农民，我压住恐惧强迫自己不要出声，同时小心翼翼地与对方擦肩而过。当我发现自己安全了时，竟然出了一身冷汗，内衣全湿了。我忐忑不安地赶着路，不停地安慰自己不会有事，一定要勇敢。

    夜深人静，我孤身一人好不容易走到太平场，场外路段铺满修路的碎石，我艰难地走着，祈祷不要再碰到路人。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我越怕碰到路人，它就越叫你胆颤心惊。当我听到自行车稀哩咣啷在碎石上骑行，一个人下车在我面前停下来时，我恐惧极了，头皮发麻，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正想拔腿就跑时，一个中年男人发声问我：你是钟建华吗？黄会计让我来接你，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我瞬间平静下来。

    五十多年一转眼就过去了，人生的很多往事，如同过眼云烟，唯有招工黑夜送表这段经历，仿佛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不曾敢忘。那是一段燃烧青春、践行理想、让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的岁月。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当年下乡当知青，是谋生的唯一选择。知青的生活是艰苦的，知青的经历是苦涩的，每一个知青的经历，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这样的故事，都共同折射出当年的时代印记。它令人回忆，引人思索，我愿意打开尘封的往事，重现我们共同走过的从前！

    钟建华   2021.9.26.

    读建华写的文章，我泪流满面，我认识她的时候还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