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的基础，也是当初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长征中，由于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一贯的欺骗宣传，沿途所到之处，群众对红军心存疑虑甚至恐惧、敌对情绪，造成了红军在白区粮弹供应、兵员补充上的困难。因而，红军在长征途中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

    其时的群众工作，也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如果红军停留下来的时间长一点，比如在贵州遵义、在云南威信，还帮助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或游击纵队。应该说，红军长征中的群众工作有力地配合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为红军完成战略转移提供了保证。

    长征中，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出奇制胜，成为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1960年，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曾说，三大战役不算什么，四渡赤水才是他的“得意之笔”。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所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也曾写到：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

    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长征中自1月29日从贵州土城、猿猴（今元厚）一渡赤水进入古蔺境地到3月22日于四川古蔺的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离开，前后三进古蔺，辗转作战共计54天。古蔺成为了中央红军转战时间最久、转战路线最长、转战区域最广的县，也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每一渡的唯一见证县。

    下面就古蔺当时的情况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在四川古蔺开展的群众工作做一些回顾与阐述。

    古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置县。位于四川盆周山区川、滇、黔结合部，笋子山横亘其北，赤水河环绕东南，西北部与叙永及贵州赤水接壤，东南与云南镇雄、贵州毕节、金沙、仁怀、习水诸县相邻。位于赤水河源头的岔河渡口，一舟渡三省，一处鸡叫，三省皆闻，故有“鸡鸣三省”之称。

    因为地处川滇黔边界，故而该地匪患严重，尤其是民国时期，更是达到了峰巅。

    民国以来，由于各地军阀割据，整个中国一盘散沙，军阀之间常年开战，庞大的军费开支转移到广大百姓身上，很多人走投无路，被迫拉起人上山干起绿林生涯，渐渐演变成了土匪。古蔺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成了川滇黔三省军阀互相争夺之地。朝川军，暮黔军，忽而宰割又滇军。军阀们拉夫派款，预征公粮，拍卖公产，无所不用其极。很多小股土匪便在这样的缝隙中生存和弱肉强食。四川政体统一后，国策只体现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无可改变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状况。林立匪棚，飘忽于川滇黔毗邻地带，出没无常，饥民有被裹挟亦有求生而加入匪棚者。这些匪患给地方造成了无尽的灾害。

    古蔺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反封建统治的革命经历。明天启元年，彝族土司奢崇明以古蔺为依托的叛明；咸丰十年（1860），古蔺螺蛳寨胡伏龙谋划起义，接应太平军；清同治元年（1862），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入蜀，曾驰骋迂回于古蔺境内多个地方；同治三年（1864），川滇黔边缘结合部的苗民起义，古蔺饥民纷纷响应；光绪二十九年（1903），乐荣里苗沟（今古蔺龙山镇境地）龙会首领彭友章、彭清成（绰号大老圈、小老圈）兄弟聚集群众，抗拒镇龙山团总罗大成的横征暴敛、鱼肉乡民；1911年，古蔺同盟会员联络城乡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会，宣布古蔺独立，成立古蔺县大汉军政府，在辛亥革命中产生死难烈士23名；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来，古蔺城区各界人士及各学校师生集会游行。

    自1860年以来，古蔺发生的历次革命及活动，都对古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2年冬，川军刘文辉部撤出古蔺，黔军侯之担部乘势进据。侯之担部占领古蔺后，县长变成了他属下的一个团长谢永言。侯之担令饬时古蔺县府预征民国27年至30年的田赋，规定三月清解一次。百姓民怨沸腾却又敢怒而不敢言。

    1934年古蔺旱灾。《古蔺县志》记载：连年大旱，粮食收获锐减，贫苦农民多以草根、树皮充饥，白泥（俗称“仙米”）当食，全县饿死3000多人，逃荒上千户。饥民集聚一起，走乡串村“吃大户”逼地主供给饭食。

    1933年的古蔺，已经有了两支互不联系的中共地下党。一支是知识分子体系的五人特支（1936年后自行消亡）；一支是古蔺地下党的真正源头，即以邓伯明为首和发展起来的十余人党组织，当时已和叙永的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而独立开展工作。

    两支地下党之前也在群众中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工作，为中央红军后来进入古蔺的群众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中央红军的到来，使古蔺地下党及其工作得到了党的直接领导，而中央红军各军团和古蔺地下党开展的群众工作结下的“军民鱼水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在贵州土城青杠坡战役失利后，一渡赤水进入山高林密、雪冷寒天的古蔺，其时，已经是农历腊月二十五，已经进入了“富人盼过年，穷人怕过年”（俗语：大账小账，三十晚上）的年关。

    原红九军团总卫生部医务科科长，后来成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涂通令上将在《红九军团四渡赤水》中这样回顾到：“除了当时面临着强大的敌人外。在客观上，还碰到了两个具体问题。首先的一个是，川南地区尽是山，古蔺、叙永一带是个狭小地区，森林密集，回旋余地小，不便于大军运动……再一个困难就是粮食紧张，这个地区产粮不多……到街上去买老百姓的粮食，大米买不到，只能买到一点玉米。主要靠红薯充饥，经常一天只能吃几片红薯……”

    但无论条件怎样艰苦，中央红军始终随时随地地进行着群众工作，使古蔺百姓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最终赢得了古蔺人民的拥戴与支持。

    四渡赤水期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开国大校、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七机部副部长、去世后叶落归根坟茔在故乡古蔺东新王呐喊村的王星，在其《投笔从军》的文章中如是回顾：“……一个红军小鬼跑到我们面前，递给我们每人一张传单，上面印有红军是什么军队，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我同他（一同参军的同伴）到了品心田附近，正好遇着红军在那一带打土豪、做群众工作……”同期参加红军的古蔺鱼化人徐柏生在《赤水在呼唤》一文中写道：“……他们（红军）来到村里休息，好奇的群众立刻把他们围起来，很多战士坐在地上就和我们攀谈开了。人越来越多，一会儿就挤了许多层，一个挂着驳壳枪的红军见人多了，就站在一块打石头上讲起话来……”

    …………

    归结起来，进入古蔺后，在前后辗转作战的54天中，中央红军开展了如下的群众工作：

    一、铁的纪律。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右纵队在贵州元厚渡河后，爬上马鹿坝，翻越莲花山，进入古蔺县北部的黄荆老林。在渺无人迹的密林中，部队络绎不绝地走了两天三夜，饿了就煮点野菜和吃些随身携带的干粮，天黑了就在大树下铺草而眠。广大指战员以坚定的信念和患难与共的感情，战胜了雪夜严寒，征服了黄荆老林。红军在店子坝、胡家山路口、桃子坝等地的大树上刻上路标，写下标语，在树下埋锅造饭，烧火取暖，这些被群众称为“红军树”的千年古树，成为红军经过黄荆老林的见证，是红军艰苦奋斗的象征。

    在古蔺太平渡四渡赤水博物馆内，摆放着一截被锯下来的半边烧焦的树桩，就是当年红军在树下埋锅造饭的印记。

    时刻牢记宗旨与纪律，赢得中国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支持，这就是我们胜利之师的根本。

    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左纵队一部来到古蔺太平渡走马坝村，找到一块可以充饥的萝卜地，由于有的老百姓听信反动宣传，逃进了深山，部队找不到萝卜地的主人。怎么办？部队首长作出决定：在这块没有找到主人的萝卜地里，每挖一个萝卜，就塞进一个铜元作为对百姓的补偿。

    在古蔺马蹄滩，朱德向毛泽东谈到“营盘山上橘子红”和“一个萝卜一个铜元”的故事时。毛泽东很高兴地对朱德说：“《宋史》言：岳飞军，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我们朱毛红军的纪律在井岗山是这样，到了总司令的家乡四川也是这样。”

    红军转战古蔺县时正值隆冬时节，因为缺少粮食，红军嚼过草根、吃过树皮。在我们古蔺的黄荆，红军在山上挖过一些野菜充饥，后来，当地群众为纪念红军，就把这些野菜亲切地叫做“红军菜”。

    当时的群众在标语中写到：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这充分表现了当时百姓对红军和白军的两种截然不同态度。

    在红军全体指战员铁纪如山的事实面前，就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了他的军队和红军有着本质的区别。请看蒋介石对红军纪律的一则“表扬”电——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刘湘和潘文华：“庭密。据报前朱毛匪部串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借此煽惑民众。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已行参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蒋中正  鱼午行参战  印 ”。 

    张策勋是太平渡的一位医生。红军刚来时，由于他听信了反动宣传，害怕红军，便跑到贵州亲戚家躲避去了。红军走后，他回来听说红军在他家里住过，便连忙屋里屋外仔细检查。他放在楼上的两百多斤黄粮没了，他气得跺脚直骂。一直到年底，他打扫卫生时才在神台上的香炉里发现几块大洋和一张纸条，上面写到：“老乡，吃了你家两百多斤黄谷，主人不在家，我们照价付钱，请原谅，红军留条。”张策勋一见惊呆了，久久不能平静，他逢人便讲红军好，说：“这样的红军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

    古蔺太平渡走马坝的农民袁少洲卖米给红军，来不及去红军银行兑换红军票，红军就开拔了。他收集了当地农民手中卖东西时红军给的苏币，一路追找红军，最后到云南威信全部兑换了银元。在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严明军纪和取信于民的政策后，他毅然参加了红军，二渡赤水在太平渡时，他才把各家卖东西给红军的钱分发给了他们。

    二、开仓分盐、分粮

    1934年农历腊月，红军来到太平渡，占据了上街“荣盛通”盐号办事处，抄了财主朱蜚声的家，红军当即打开朱家粮仓，把圈里的肥猪也吆来杀了，找来打更匠周国清，叫他打锣通知群众前来盐号办事处开会领取食物。由于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群众心存疑虑，东躲西藏，谁也不敢接近红军，直到周国清传了三遍锣后群众才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在盐号办事处门口聚集，红军干部抓住时机，召开群众大会，给群众作了宣传工作后，立即开仓分盐分粮分财物，赤水河两岸的川黔百姓做梦也没想到红军对穷人这样好，个个喜笑颜开。

    旧社会，由于反动统治的黑暗和奸商的囤货居奇，并且贵州不产盐巴，所以盐巴成了赤水河两岸的贫苦群众的渴望。“斤盐斗米”的高昂价格让老百姓对盐巴可望而不可及。在二郎滩曾经广泛流传这样的民谣：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贵州军阀、黔军副军长侯之担搞武装贩盐，在二郎滩街上建有号称“四公号”的大盐仓。红军进入二郎滩后，没收了侯之担四间盐号的食盐达六十余万斤，通知群众到盐号门前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然后开仓分盐，通过三天三夜的开仓分盐活动，救济了川黔对河两岸成千上万的贫苦群众，深受群众颂扬。与此同时，红军在二郎滩上游十五公里的豹子滩，把集大成盐号尚未卸下的十二船盐巴也分给了群众。 

    太平渡、二郎滩仅仅是红军在古蔺土地上开仓分盐、分粮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缩影。

    三、召开群众大会

    红军每到一地，只要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都会进行“打土豪”活动和召开群众大会。1月29日，右纵队（一、九军团）一军团一部进驻龙爪坝时，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决了在贵州活捉的土豪黄平正。群众拍手称快，还编了顺口溜：“民国二十三，红军到四川；先打黄陂洞，后攻碓窝滩；杀死黄平正，气死黄厚安（黄平正之父）。”

    同日，左纵队（三、五军团）经醒觉溪、青杠坳涉古蔺河口，进入古蔺县东部边境的赤水河畔要镇太平渡。红军在这里，请了打更匠周国清传锣，召开群众大会，将土豪朱蜚声家没收的猪肉和财物分给群众；进驻附近九溪口的红军，还打开盐仓，分盐给群众；红军二渡赤水时，红3军团派两个连于2月15日至16日晚包围、攻打云庄，17日，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公审、镇压了作恶多端的大管家等帮凶，没收所有财产，开仓放粮，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四、指导古蔺地下党工作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进入古蔺县太平渡、麻柳滩、永乐等地，30日到达镇龙山。时中共古蔺地下党负责人邓伯明与邓叔明、唐运森等去与红军政治部接上关系，受到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代号“山东”部队的刘晓接见。

    邓伯明等人向地方工作部部长刘晓汇报了古蔺地下党工作情况及敌军和土豪动态，要求参加红军。经填表审查，红军政治部同意他们参加红军，同时指示，红军有可能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要他们继续在地方工作，发展地方党组织，等条件成熟时组织武装起义，并设法与川南游击纵队建立联系，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刘晓指定邓伯明（丁伯夫）为负责人，化名邓正勤，商定以后由“巴东”部与其联系。

    二渡赤水前夕，中央红军第二次来到镇龙山，代号“巴中”部队的邓振询找邓伯明等人联系，传达地方工作部意见，要地下党同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

    四、发布告

    中央红军在原古蔺境内，先后张贴了三类布告：

    1、进入古蔺后，在人口密集的乡镇张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2、在营盘山严守纪律，没有采摘群众的红橘。红军先遣团的工作干部罗通等人，对大土豪“张大爷”的橘林，则发布告示，予以没收，分批让经过的红军有序采摘，还单独划出一片，留给当地穷人采摘。
    3、在白沙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

    五、写标语

    六、在辗转古蔺的境地中，只要在某一地方停留下来，红军负责宣传的人员便马不停蹄地选准地方书写标语。现在古蔺太平渡、二郎滩、鱼化、皇华的一些老民居墙壁上都还能见到保存完整的标语群。

    据古蔺太平渡“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陈列馆”（张爱萍书写馆名）介绍：1935年2月18日下午，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等人骑马抵达太平渡镇下街，然后下马沿石板路步行而上前往驻地。毛泽东看到红军宣传员在墙壁上写满了标语口号和墙头诗，很感兴趣地边走边看。朱德向毛泽东称赞《官僚军阀面团团》诗。快走到上街时，毛泽东看见一堵墙壁上写着：《当红军的好处》，《当白军的坏处》两首诗，不禁笑了起来，对朱德说：“我们红军队伍，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有各方面的状元。我们应该给这些红色宣传员记上一大功。”

    这些红军标语墙（物），现已属国家二级文物。

    而这些标语，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纲领、方针，极具鲜明的政治性和针对性，对广大群众起到了消除疑虑、启发觉悟、深入人心的作用。

    六、救疾苦

    红军路过太平渡时，适逢贫农方少周的老母亲病重。为挽救老人，红军把从湘赣边境打土豪时得来不易的一包人参赠送给了方少周熬水给母亲喝，把老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红军过二郎滩时，正遇街上“天一盐号”下面住着的私塾老师邓尚征儿媳难产，痛不欲生，一家人一筹莫展。红军卫生员义无反顾帮助接生，部队还送上猪肉、粮食以表情意。邓尚征感激不已，为孙儿起名“红恩”，表示永记红军的恩情。

    七、群众对红军的支持

    在得到了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指导后，邓伯明以党团员为骨干，在镇龙山组织“红军朋友会”，扩大对红军的宣传。“红军朋友会”通过张贴标语、演文明戏等活动，配合中央红军做群众工作。

    1935年2月17日，红军扎西整编后，一、三军团从锅厂坝进驻镇龙山，地下党人通过“红军朋友会”动员群众欢迎红军，家家门前挂出红旗，张贴标语，给红军端茶送水，组织镇龙山群众举行火把游行，还给红军提供情报，镇压了罪恶多端的民团中队长皇甫少云。

    红军离开镇龙山以后，古蔺地下党派邓叔明、姜绍云去叙永和扎西方向寻找川南游击纵队；派熊少阳进入古蔺西北边境的黄荆老林，侦察地形，准备必要时在那里打游击；还派邓泽沛到建新、马蹄一带组织游击队等。虽然组队未获成功，但在配合红军过境和地方革命上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1935年3月中旬，红军主力从贵州茅台三渡赤水，向石宝、皇华、镇龙山方向进发。川军魏楷部的廖九甫等两团兵力驻扎镇龙山，妄图堵截红军队伍。为了减轻红军阻力，“红军朋友会”组织唐运森、李家齐、牟泽临、熊学曾、牟泽宣等人，分别以各种方式接近伪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向他们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主张抗日救国，欢迎他们起义参加红军，红军优待白军浮虏，如愿意回家，发给路费等等，以涣散伪军军心。当一团红军奔袭镇龙山时，川军即溃不成军，速往古蔺、叙永方向逃窜。

    “红军朋友会”积极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使他们得以健康归队或安心静养。

    红军四渡赤水期间，古蔺地下党员熊少阳以朋友关系，专程前往镇龙山附近的印盒山，认真做了驻军黔军侯之担部团长侯相如的工作，晓以大义，劝其不要与红军作对。侯相如自知非蒋介石嫡系，难免受到排斥，始终消极避战，最终将该团官兵遣散。熊少阳对侯之担的化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红军四渡赤水的阻力。

    这期间，在红军宣传队和地下党“红军朋友会”的宣传鼓动下，全县范围内掀起了扩红高潮，先后参加红军的达八百多人。

    八、古蔺儿郎踊跃从军

    曾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他在《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中回忆说：“九军团从扎西经古蔺向赤水前进时，距离太平渡二三十里地有个栗子坝，是个小集镇，正逢赶场，我们派了几个宣传员去，一下子就有一百二十个人参加红军。在距太平渡两三里地处，发现有个盐仓库，是块盐。我们没收了仓库，发动老百姓来背盐，每人背了三四十斤，并趁此机会做发动群众工作。”

    四渡赤水期间参加红军的古蔺龙山镇人陈万明在《参加红军前后》中回顾到：“……跟着红军干，累死也心甘情愿……我参加红军的第一个晚上，住在曾家地主大院里，同时参加红军的有一百多人……”

    同期参加红军的古蔺鱼化人徐柏生在《赤水在呼唤》中写道：“……老百姓站在道路两旁，流着眼泪送别红军。这时，有些群众扛着刀枪棍棒来要求参军，当时就收下了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没让去的又费了好大的努力说回去，可是当部队往镇龙山走的时候，还有许多群众跟在队伍的后边。”“……部队把我和跟来的群众集中在一起，经过挑选，已近百人，便成立红一军团二师新兵连……准备过赤水河时，红二师新兵连已增加到一百四十多人。”

    九、传颂革命歌谣

    歌谣很多，既有红军教百姓传唱的，也有群众有感而发的，直到现在，这些歌谣依然在赤水河两岸流传。比如：

    三省干人都唤醒

    白军弟兄们：
    白军弟兄，我是红军。我们彼此，都是干人。
    你不打我，我不打你，联合起来，结成团体。
    团结得紧又紧，打平云贵川三省。
    三省到处起红军，三省干人都唤醒。
    一打土豪二分田，三不交租四抗债，
    五抗苛税六抗捐，七条人人有饭吃，
    八条人人有衣穿，九条工价要增加，十条百货要便宜。
    这个十条都做了，人人都说红军好。
    红军军威震天下，官僚军阀都打倒。
    亲爱的白军弟兄们，我们说了就要行，
    不靠他人靠自己，不靠菩萨靠凡人。
 
    我打草鞋送红军
 
    赤水河，清又清，我打草鞋送红军。
    穿上草鞋翻山岭，北上抗日打敌人。
 
    赤水河，清又清，一双草鞋一片心。
    长征路上播火种，工农联合闹翻身。
 
    赤水河，清又清，我送草鞋谢红军。
    军民情深似赤水，千秋万代流不尽。

    十、军民鱼水情深

    红军四渡赤水期间途经太平渡时，镇上中医师胡大成积极主动为红军伤员治伤医脚，红军一小战士痊愈后为感谢其精心护理，将书赠与胡郎中留作纪念。因为我党的政治主张和我军秋毫无犯的军纪感动了这位胡郎中，他才主动地不分白天黑夜为红军伤病员进行医治，也正因为以胡郎中为代表的古蔺老百姓对红军的拥戴感动了红军伤病员，才有了彼此间的情感交流，也才有了受伤的红军将医书相赠。

    现在，这本1933年江西瑞金出版社出版，为红军军医学校培养红色医务人员教本的红军医书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二郎滩群众为感谢红军在这里“扶困济贫”，开仓放盐，百姓们捧出了自家的郎酒，慰问红军。红军指战员得到郎酒后，舍不得饮用，大多用来给伤员擦洗伤口。在今天的赤水河上，仍然可以听到老百姓传唱这样一首歌：“郎泉之水清呵，可以濯我脚；郎泉之酒香呵，可以作我药。”

    红军强渡赤水河时，为了能让红军顺利渡河，当地老百姓自愿把家里的床板、门板拆卸下来，支持红军搭建浮桥渡河。

    军民鱼水情，在古蔺这块红色土地上，还有很多很多。

    徐柏生在《赤水在呼唤》中动情地写到了古蔺人民与红军的难舍难分——

    “……太平渡是红军四渡赤水的主要渡口，红军在这里的群众心里扎下了根。在一处板壁上留下了这样一幅标语：

    脚踩黔军牵川军，能打善走是红军。
    拖垮累死‘中央军’，最后胜利属我们。

    到太平渡的当晚，红二师开始渡河了。数不清的人，部分男女老少，打着灯笼火把站在岸上，流着眼泪目送红军战士过河，一边高喊，一边挥动着火把：‘你们要回来啊！’当我们最后一批登上木筏时，有的乡亲竟嚎啕大哭起来。

    ‘老乡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们站在木筏上向群众招手。‘你们——快——点——回——来——啊！’隔着波涛翻滚的赤水河，群众还在悲切地嘱咐。我们也边走边回头，也都发自内心地呼喊着：‘我们一定会——回——来——的！”那洪亮的声音，激起万顷波浪，滚动在赤水河上，传得很远，很远……”

    当年红军转战了现今古蔺的所有乡镇、154个行政村、41个场镇、13个社区，红军各部队在古蔺总的转战里程为3671里。转战期间，红军取得了火烧寨攻坚战、云庄歼灭战、太平渡阻击战、二郎滩背水战、长坝槽击落敌机、镇龙山奔袭战等重大胜利；在多地进行开仓分盐分粮、铲霸除奸、扶贫济困，同时广泛进行革命和扩红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