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藏到的中央苏区票证中，对瑞金县信用合作社筹备委员印发《瑞金县信用合作社收据》情有独钟，因为它与我前半生从事的职业有关。

    十年前的2012年10月4日，我花10000元收到一张《瑞金县信用合作社收据》（图1）：

图1：瑞金县信用合作社筹备委员印发的铅印版股金收据，规格约为6.6×18.3cm。

    它是89年前的1934年4月26日由瑞金县信用合作社筹备委员开具给江定泮认购二股的股金收据，大洋贰元，编号是001657（最后一个号码太过模糊，结合推断而定）。红油墨号码告知我们，江定泮是个入社积极份子，是第1657位缴纳股金的人。

    1933年9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颁布了《信用合作社标准章程》共36条。内容主要有办社宗旨、入社要求、股金与股票、借贷规则、管理与运作和利益分配等六大方面。

    江定泮收据告诉我们，瑞金县信用合作社的筹建工作是从1934年4、5月间开始的，每股股金为大洋壹元。看到这里，有人不禁要问，当年不是发行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吗，怎么不用国家银行货币，而指定要用大洋入股呢？因为：

    这期间第五次反“围剿”正遭受到重大挫折，我工农红军处于全面撤退状态。4月24日，中央苏区南大门筠门岭（现会昌县筠门岭镇）失守，28日，北大门广昌失守；5月16日建宁县城失守，红一、三、七、九军团被迫退守宁化县、石城县、博生（宁都）县、兴国县和长汀县南部一线。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并将此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此时，苏区内经济通胀严重，国币超发，苏区内紧缺物品，如药品、棉布、食盐等，只有用大洋才能到白区取得。

    可见，瑞金县信用合作社筹建阶段中央苏区就已经风雨飘摇，战火烧到家门口了，可谓生不逢时。然而即使这样，作为中央苏区首府的瑞金县与其他县域比较，还是相对稳定，因而筹建工作和股票发行工作较正常地进行着。

    从相关文章披露的现有实物资料可考，1934年7月1日，瑞金县信用合作社筹备委员会筹建完成，正式更名为：瑞金县信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原认购的股金收据更换为：瑞金县信用合作社股票（图2）①。

图2：瑞金县信用合作社发行的木刻和铅字结合印刷的股票，规格：18cm×8.5cm

    图2是瑞金县信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分别于1934年8月18日和9月1日出具给社员钟德旺和胡会柱的股权证，可惜左图正面漏写权证编号，只能从骑缝处大概可辩为250号；右图正面填写为：合字568号。另有人撰文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一枚“瑞金县信用合作社股票”，时间为1934年8月17日，但作者未说明编号是多少。

    2005年11月2日，《中国质量报》报导说浙江邵武市一位金融部门的工作人员，收藏到一张“NO合字68”的“壹股”股票，时间是“公历1934年7月1日”。依据编号来推断，瑞金县信用合作社应该是在这一天挂牌成立的。

    也就是说，江定泮4月26日认购的贰股股金收据，在当年7月1日瑞金县信用合作社成立之日后，就可以凭此据兑换或领取贰股的股票权证。但存在二种换取方式：一种方式是用“收据”换“股票”，即“收据”由管委会收回，入股人换得“股票”。这种方式入股人手中只能持有“收据”或“股票”任一种票据。另一种方式是，凭“收据”去领“股票”，收据和股票同时还由入股人持有。而后一种方式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用铅字来印刷临时用收据在当时来说，应是够奢侈了。

    如是后者，江定泮一定会将“收据”和“股票”会视为同等重要藏匿到一起。几十年后因某种原因，票和据重新面世时，出售人把它当成废纸或老物件来卖，因此，江定泮入股“瑞金县信用合作社股票”极有可能还留存于世。故我希望通过本文的牵线，奢望能得到收藏此股票的藏友的响应。

    1977年4月，作为留城青年的我，参加县里大招工，出乎意料地通知我被招入“瑞金县信用合作社”。我父母不太愿意，他们最希望我分配到卫生部门去从事医务工作。父亲常跟我说学医的二大道理，一是悬壶济世，救死了扶伤，一生都是做善事。说他自己从小就想学医，是因为他出生不满四个月就死了父亲，不足5岁死了母亲，都是因为当时医生太少，医疗条件太差所致，因此，有终生想学医的渴望。二是有一技在身一辈子吃穿不愁，也不怕任何政治运动。并常用当时县人民医院一老中医的案例当说教。这老中医在文革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因有一技在身，县领导都要找他看病，从而得以终老。

    为此，还搞出一起小插曲。我母亲跑到县人民银行找其领导，要回档案，又以要照顾医院家属名义，把要到的档案放到县人民医院人事部门。那知当年医院应召的名额全部让长征老干部的子女们占去，没进一个家属子弟。档案放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答复，母亲又怕这边落空，要回档案又拿回到县人民银行去。母亲回来跟我说：“我去拿档案时，某某领导态度很好。我送回去时，态度不如从前了！”

    “信用社是干什么的？”“就是银行，不过在乡下工作。银行里的李股长跟我说，工作条件还不错，不比医院差。你如果有钱存到银行，银行还会付利息给你。”母亲的这些话，是我对信用社工作性质的第一认知。当时不少公社还有专门造纸的“纸业社”也在招工，我庆幸没分到“纸业社”去。由此可见，当年父亲也还是有点“关系”的。至于把钱存入银行，为何银行还要给付利息，等我参加了信用社工作，才知晓原来信用社和银行是做资金买卖工作的。

    我们这一批共招了20人。通过培训和实习，我才基本晓得，原来信用社就是个由社员入股形成的集体合作金融组织，每个公社都有这样的独立组织，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为方便生产队和社员个人获得金融服务，每个生产大队基本都设有“分社”，多由大队会计兼任。营业所才是银行的下伸机构，他们的编制叫“干部”，我们叫“集体工”。所社合署办公，一般为十几个人。

    记得培训和习实了一个多月，我被分配到离县城20多华里的黄柏信用社工作。当时所里连我有二个年轻人，一个是上一年刚顶替入行的营业所出纳小钟，一个是我。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工作不过七个月，所社唯一一名先进工作者的奖状给了我。我在黄柏信用社一干就是七年，几乎年年得奖，想来与这第一张奖状也有很大关系。

    去年五月间，老母亲去世后，在清理她遗物时，发现她还为我保存好了我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张奖状，令我感概万千（图3）。

图3：本人参加瑞金县信用社工作获得的第一张奖状

    1984年底，银行从信用社选拔人员，摇身一变我也成为“银行干部”了，但信用社的情结一直还在。九十年代初，我在支行会计股工作时，到沙洲坝所社检查会计档案规范化管理时发现，档案室里有几小箱子老旧凭证没有被清理好，里面还有一些五十年代初和六十年代初二个品种的“信用合作社社员证”。这是社员退股以后收回的“股权证”，于是随手挑了几本品相还好的（图3-5）。没想到20年后 ，我又收藏到三十年代的“瑞金县信用合作社”入股收据。它们彼此间也相隔二、三十年，虽都是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为广大农民兄弟提供金融服务的集体合作金融组织，但却有天翻地覆的改变。

图4：封面：左为60年代初发行的社员证，右为50年代初发行的社员证

图5：内页：左为60年代初发行的社员证，右为50年代初发行的社员证

    图5内页可知左为吕衍荃于1962年5月20日入股壹股，金额2元，第二年又入股壹股，金额2元。而右为詹光桂于1952年12月20日入股金额为3万元，当年因通胀原因，每1万元为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