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排左四为父亲姜云清，时任察哈尔军区骑兵独立27团参谋长。时年34岁。已经是个沙场征战20年的老兵了。

父亲姜云清晚年继续革命的一组照片。父亲是个把一生奉献给党和人民军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时任天津驻军66军后勤部副部长。

    我是1931年在湖南桑植地区参加红军的，转年我就在一次激烈的战斗后入党了。当时我只有15、6岁。从那时起到现在，我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参加过大小战斗百余次，先后负伤11次，有几次几乎丧命。现在身上还有两块无法取出的弹片。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些浴血沙场的往事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总也忘不掉！

    谎称孤儿参加红军

    说起来，我很小参加红军即是被万恶的吃人的旧社会被迫的，也是被父亲从家里打出来的。我出身在湖南冷水江地区的一户雇农家庭，我的父母都是给地主当长工的，我从小就上山放牛，帮助家里劳作。没有一天吃过饱饭，我从小脾气就犟，心想为什么穷人当牛做马，吃了上顿每下顿？而富人不劳动，整天还花天酒地，我就认为这个世道不公平！有一次，地主吴麻子的儿子狗仗人势，骂我是穷崽子，还说“你爸给我家当长工，你也得帮我干事，”我火性上来，臭揍他一顿，还把这小子蛋子踢伤了。这下给家里惹了大祸，地主一面上门逼债，一面扬言要捉我去衙门吃官司，父亲向来怕事，情急之下，竟拿起柴刀砍我，母亲吓怀了，边抱住父亲求饶，边哭着对我说“细伢子，快跑，跑的远远的，回来就没命了。”就这样，我一气之下跑出去好几百里地，一路沿街讨饭跑到了桑植地区。当时桑植已经是革命苏区了。我在桑植城大山峡谷中遇到一支红军游击队。其实他们也和我差不多少，穿的破破烂烂的，除了几只筒子枪外，就是鸟枪、梭镖和大刀。我见他们待人和气，就跟着他们走，他们几次让我离开，我就是不肯。后来一个带队的高个子队长（此人长征的时候牺牲在雪山上了）见我死缠硬磨不肯走，还差点把我当成白区派来的奸细抓了。后来我干脆就说自己是个孤儿，爹妈早亡，无家可归。这样，大家都很同情我，让我吃顿饱饭，那顿饭我现在都觉得是最香的，菜是竹笋抄辣椒。高个子对大家说：这孩子个挺高，又是苦出身，留下给我当个通信员吧。接着有人拿来个破帽子，有人送了双草鞋。当时就把我感动哭了。从此我这个放牛娃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给肖克将军当警卫员

    我所在的那支游击队归属湘鄂赣省委领导，后来又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赣东南独立师。以后又发展成红八军。1932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肖克将军任军长，不久我从军直警卫连调到肖克将军身边当贴身警卫员。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首长就睡在一块门板上。其实那时候肖克首长只有二十五、六岁，也就比我大个十岁八岁的。但他已经是在军中威望很高的老革命了。他是黄埔早期的学员，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是湘鄂赣苏区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是红军早期一个文武双全的高级将领。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几年，我得以有机会学习文化，听他讲述在井冈山和毛委员在一起战斗的故事，渐渐地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在长征路上和抗战初期，我一直在肖克将军的身边工作，他一直是我最敬重的老帅之一。当时根据地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我们每天都要全体出动去山上挖野菜，挖回来和南瓜一起煮菜粥喝。一年四季就那么一件破军装，很多后入伍的战士就穿着参军前的老百姓的衣服。当时我们的装备很差，我开始只有一把马刀，后来在一次缴获中得到一支“汉阳造”，乐的我吃饭睡觉都抱在怀里，生怕被别人抢走了。开始不会放枪，还是肖克首长特批我打两枪试试的。但红军队伍里官兵一致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革命队伍里大家庭的温暖让我终身难忘。

    长征开始前的红六军团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为什么要对江西红军发动五次反围剿，必欲治红军于死地而后快。因为江西瑞金当时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政府，并且选派毛泽东担任了第一届临时共和国主席。如果五次反围剿还没得手，蒋介石还会有第六次第七次的反围剿。其实回头看，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既有敌人的军事实力的强大，更有党内排挤掉毛泽东对于红军的领导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瞎指挥和教条主义盛行的结果。此外，受苏联肃反的影响，红军内部以查处AB团的名义错杀了以师长段德昌为代表的好多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减。

    1932年6月，我所在的红八军等部队改编为红六军团，由红17师和红18师组成。六军团初期领导人有肖克、王震、李达等同志。红六军团一成立，立即投入到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去。当时我已经在军团直属队警通连当班长，主要负责肖克将军的警卫勤务工作。1933年到1934年这一年仗打得十分残酷激烈。规模也越打越大。主要是同国民党的正规军作战。我记得当时有国民党的15军、16军、19军、还有62军。经常是营团规模的战斗，有时仗打起来，枪炮声震耳欲聋，连冲锋号的声音都听不到了。由于总是打阵地战和正规战，部队伤亡减员非常大，还得不到及时人员给养的补充。记得当时18师的甘泗淇政委见到我问：姜娃，怕不怕死呀？”我回答说：“怕被炸弹炸死了不值。要是到战斗部队打仗，就是死了，也赚几个够本！”1934年9月，我们6军团在贵州东部与桂军作战失利，遇到了很大困难，我们部队钻进了深山老林，每天饿着肚子，打着赤脚与敌人重兵展开周旋。不久，听说红18师龙云师长在与黔军的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又听说龙云师长在长沙被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健杀害了。大约在10月间，我们在贵州东部靠近乌江的南腰界地区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合。从此两军合兵一处开始策应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我们红二、六军团奉命回师湖南、湖北一线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敌人更多兵力。为中央红军减压。这时我们六军团又打回到湘西，还一度回到桑植、大庸地区。并在大庸消灭了何健的一个营。1935年初，桑植、大庸失守，红六军团主力东出向慈利方向运动。最初，军团首长想在家乡南方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的地方开辟一块根据地，策应北上红军主力，也就是不随中央红军长征。后来由于敌情变化太大，加上张国焘要挟中央搞分裂活动，中央要求我们二方面军在完成牵制任务后随其长征。我们当时从根据地撤出后，越走离家越远，上级说要北上抗日。北上去哪？到什么地方去抗日，连首长们都说不清楚。大家只是隐约感到，北上一定要走很远很远的路，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会是一月两月的事，没准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到家乡来了。也有动摇开小差的战士，我们班有个战士，打仗很勇敢，不怕死，临走留个条子说，要留在家乡干革命。我当时是横下一条心，哪怕跟着部队走到天边，也决不开小差。我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和经历中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红军干革命，才有出路和前途。离开了红军，只有死路一条”。

    翻越雪山草地

    从桑植、大庸地区开始长征，在淑浦地区，遇到敌机轰炸，一块弹片嵌在我的太阳穴上，我受了重伤。当时无后方的战略转移，很多受重伤的战士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就死去了，或者被留在当地的老乡家里了。我被大家用木板抬着走，肖克军团长还把他的马让我骑，就这样走了近一个月，伤才好些，也许是我的命大。过大渡河时，水流喘急。我牵个驼东西的毛驴过浮桥，浮桥架的不稳，一个浪头打来，把我打进河里，差一点被河水冲走。幸好有个姓杨的排长，水性好，跳下河一把把我拽住，连拉带推的把我拉上了桥。那个年月的红军部队里，谁都肯舍出自己的性命去救自己的战友，阶级友爱似海深。

    说到翻越雪山草地，那是人迹罕见的地方，传说中飞鸟都飞不过去的地方。红军为什么要爬雪山，过草地、因为舍此不能它图，也就是说，依照红军现有的这点实力，在国民党军队层层围堵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打出去。当我们红二方面军开始翻越雪山草地的时候，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已经走过去了），这对我们即是个鼓舞，也是个难题，因为一路上能吃的东西前头部队已经吃的差不多了，部队筹粮已经相当的困难了。我们翻越的雪山叫哈巴雪山，位于青藏高原，海拔5300多米，山上陡峭，终年积雪。据当地老乡讲，从山上到山下，一上一下要走70多里路。山上气候多变，我们过雪山的时已是5月上旬，部队都换了单衣，由于连续行军打仗，到了雪山脚下，大家浑身都是汗。越往山上爬，气候越不适应，寒冷不说，气压低喘不过气来。没有水喝，也不敢吃雪。当地老乡告诉我们，翻越雪山必须一口作气翻过去。吃了雪要炸肺，歇一会就再也起不来了。我们有些同志不听话，渴急了就吃雪，结果就死在山上了。还有一些同志被山风卷进了雪坳里，为革命牺牲了。我们连续攀登了16、7个小时，才翻过这座大雪山。过了雪山，我们正式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肖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李达为参谋长。下辖两个军团共6个师。接着是过松番草地，，一进入草地，放眼望去，烂泥烂草，茫茫无际，荒凉的像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开始我们以为走个几天天就能够走出去的，结果一走就走十几天的时间。由于粮食准备不充分，没吃的就吃树皮草根，实在没吃的，就杀马，吃皮带，捉小鱼煮汤喝。草地天气很恶劣，一会下雨，一会下雪，中途我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浑身没劲，烧的我直说胡话。同志们就搀扶我坚持走，我也下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去。为了不拖累大家，我说你们先走，我在后面慢慢跟，因为后面都由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的收容队，谁知前边同志们刚走，就有几个藏兵骑马窜了出来，他们是专门袭击红军掉队伤员的。他们先放枪，然后拿马刀砍了我一刀。大概以为我死了，就扬长而去。当时我躺在草地上，心想这下算革命到头了。幸亏藏兵的刀不快，没伤到致命处。后边的收容队及时赶到，把我救了下来。我算是命大的，最后走出了草地。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对于我这个当时还不到19岁的红军战士来说，不仅仅是历史上亲身经历的一种光荣的革命经历，更是一次对我革命理想和信念的锻炼和考验。太平天国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灭，毛主席说过我们不做石达开。雪山草地自古没有军队走过，可我们红军硬是把千难万险踩在脚下走过来了。有人说红军是“神兵”，我说不对，当时我们主要靠的就是跟着毛主席跟着红军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靠的是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靠的是推翻反动派的剥削制度而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操守。这是红军精神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光荣传统！

    抗战坚持敌后反扫荡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宣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改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三个师。我所在的120师358旅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晋冀抗日前线。我当时在358旅716团当排长，先后参加了雁门关、娘子关、（注：74年我在27军当兵时在山西娘子关施工三年，父亲还到部队看望过我）和百团大战，几乎天天有敌情和战斗发生。有一次，我带一个班到离昌平20多里的一个村庄执行任务，露宿的时候被汉奸发现告密，让鬼子给围住了。我们化装成老百姓，分散混了出去。天刚亮的时候，我从一个峡谷摸出来，被三个守卡的鬼子发现了。我只好端刺刀跟鬼子拼了。鬼子讲武士道，看只有我一个散兵八路，也没太当回事，一个对一个跟我比划。小时候我学过些武术拳脚，露个破绽给他，躲闪过他的刺刀后一个反刺就把他给撂倒了。剩下两个小鬼子一看急了，一起向我扑来，我怕时间久了脱不了身，就开枪打到一个鬼子，另外一个件事不妙，撒腿就跑，我也赶紧脱身找自己的部队去了。这一次的胆量可真的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

    1937年秋冬之交，雁北支队宋世伦司令员带着我们716团一部分北越长城，到平西组建12分区。当时部队主要活动在赤城、遵化、昌平、延庆一带，游击范围很大。对日军进行骚扰打击，阻止战略南进。日本鬼子为了对付八路军，不得已抽调回大批师团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三天两头的扫荡。第一次挺进平西，我们没有站住脚。不久我们12分区又改编为挺进军，肖克调来当司令，我又到了挺进军警通连当指导员。又能和老首长天天在一起战斗了，我特别高兴，感觉心里踏实。在敌人后方坚持敌后抗战非常艰难，谁也不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时候，敌人会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每天都要绷紧战斗的弦，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记得1940年春的一天佛晓，2000多鬼子伪军在涞水以东把挺进军机关包围了.当时后勤机关和和群众都还没来得及转移上山，眼看鬼子要把退路给截断了。我着急的对肖克司令员说：首长，你们先走，你们走了我们就可以放开跟鬼子打游击了。肖克不愧久经沙场，临危不惧的亲自指挥警卫连掩护老乡转移，让我带一个排在村子四周埋设地雷，许多民兵也跟着打鬼子。然后打打撤撤的跟鬼子转圈子。那一仗鬼子没占到便宜，被地雷炸死不少，打了一个多小时，我肩膀挨了一枪，排里牺牲了几个战士。战斗结束后，我受到挺进军司令部的通报嘉奖。

    我被老乡救过一命

    1842年，部队在龙关、尚义一带活动。听说鬼子要扫荡，平北军分区司令部要我带两个侦查兵去涞水侦查敌人动静。当时已经是六月上旬，青纱帐都起来了。我们到距涞水县城10来里的地方观察敌人动态。天气已经很热了，我背的四颗边区造的手榴弹都是用桃树胶粘的护圈，被太阳一晒，化胶了。把里边的拉线拉开爆炸了，气浪把我炸出好远，差点就没命了。当时就昏死过去了，跟去的战士以为我死了，也吓坏了，跑回去报告了。其实我只是昏死过去了，正巧有个基本群众赶着毛驴往咱们部队驼粮食。看我躺在地上，一摸还有气息，带着八路的臂章，那个老汉连粮食也不要了，驼上我就往司令部所在地佛各庄跑。这次我脑子受到轻微刺激，一连半个月都说不出话来。大家都以为我傻了。那个护送我的老乡也受到边区政府专门开大会进行了表彰。战争年代的老乡热爱八路军，心系边区政府，如果当时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很难在敌后坚持斗争。还有敌后战争的危险性，每个人随时都可能丢掉性命。有一次我带几个战士去张家口地区龙关县执行任务，路上遇到鬼子，我们被迫躲进一个山洞里，鬼子不敢进来，我们也不敢出去，最后鬼子往里烧火灌烟，有个战士实在受不住跑出去让鬼子打死了。我和另一个同志决心熏死也不出去，坚持到鬼子走掉，得以脱险。1945年为配合苏联红军入关作战，我奉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带一个骑兵支队去坝上跟苏军接洽，当时部队上没人会说俄语，就在当地找了个翻译，谁知这个翻译原来在国民党军干过，仇视共产党。一到苏军营地，他把我们翻译成是土匪。一下子苏军就把我们的枪支缴了，关进一个大院里，我跟他们解释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是奉命来迎接你们的。可是语言不通，他们不信。正好我们带部电台，有联系密码，通过联系，证实我们的确是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的队伍，这才把枪还给我们，还跟我们喝酒联欢。后来那个翻译我们带回去枪毙了。

    在张北地区剿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为了扩大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我被上级从挺进军派到康保县当县大队长兼武委会主任。当时县大队有4个连，全是骑兵。因为康保县靠近内蒙，地势辽阔，骑兵作战的优势明显。当时我们的作战对象主要的是土匪，小股的有几百人，大股的有上千人，他们专门祸祸老百姓，破坏共产党的政权组织，杀害革命干部。康保县当时有个首领叫“大黄蜂”的土匪头子，颇有战斗力。有一次偷袭我们的区公所，把区长抓住砍了头。我跟那个区长很熟悉，最后叫人用黄米做个头颅按上下葬了。当时我们县大队有近两千多人，跟这个大黄蜂打了有半年的仗，双方都杀红了眼。有一次我们围住一股土匪，杀到最后我命令连投降的头都砍了挂在城楼上，因为违反了战场纪律我还受到了记过处分。还由一次，一个叫黄国富的土匪头子搞假投降，我带部队去收编，没想到中了埋伏，部队打散了，我单枪匹马一个人在山里转悠了两天才回到部队，部队损失不小。打散的部队最后被政委带回来了，大家看到我活着回来了特别高兴，都还以为我见“马克思”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