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同志几年前关于延安的这篇讲稿，有助于深入了解革命圣地延安的辉煌历史和文化底蕴，学习弘扬延安精神，现经作者修订发布，以飨读者。

    我给大家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圣地延安承载着什么样的辉煌与奇迹；二是延安奇迹后面有什么样的搏击智慧与领导艺术；三是延安智慧对今天的事业拓展和团队建设有什么借鉴意义。重点讲述第一个问题，后面两个内容概括点题。

    一、圣地延安承载着中国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辉煌与奇迹

    宝塔山下的红色圣地延安，是一块什么样的神奇土地？为什么能够吸引无数普通民众和各界精英来此观瞻学习甚至顶礼膜拜？如果你知道那个不太远的年代——也就是上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造的辉煌历史和业绩，并真正地认识和理解了，一定会十分震惊地感觉到，这里的内涵和价值，决不是一片连绵荒凉的黄土高坡、一些简陋的窑洞院落、一座古朴中带些现代气息的小城和一条一度几乎干涸的河流所能表现的。这是——

    一个有迷一般伟力和灵慧之气的圣地；
    一个起死回生、时来运转的圣地；
    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圣地；
    一个出思想、出智慧、出人才、出伟人泰斗的圣地；
    一个使中国革命爆发式发展的圣地；
    一个打下事业雄厚基础并走向伟大成功的圣地；
    一个孕育了人民共和国和当今新时代所有基因的圣地；
    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永远不能忘怀、所有志士仁人及做大事业者都能从中汲取超凡力量和奋斗营养的圣地。

    这样的评价和赞美，应当只有不及而无过之。

    只有了解宝塔山下的这个红色圣地，才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到这里来；才能更好地激发学习热情、增强学习动力，更加主动地去理解圣地包含的成功真谛，更加迫切地去掌握圣地蕴藏的制胜法宝；才能不虚此行、感激此行，使此行打下的深刻烙印，成为事业发展和人生历程中永远高耸的里程碑。

    让我们慢慢地静下心来，暂时脱离这个斑斓喧闹的现实世界，把思绪收集聚焦、调整方向并穿越时空，去透视那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再拓宽视角、延伸视距，全景回望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业历史，然后进行思考和疏理，这个圣地蕴含的非同寻常的辉煌和意义，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现在，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看。

    （一）从时间跨度看，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期，作为政治军事中心最久的地方。

    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的历史，是从1935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经过艰难的长征，终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但中共中央最初的驻地不在延安，而是在保安，后来为纪念牺牲了的刘志丹改为志丹县。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影响下，张学良也不想继续打内战，与共产党沟通谈判。但蒋介石一定要他消灭共产党，他在谈判中让共产党把中央驻地保安让给他，他好拿来向蒋介石交差，做表面文章糊弄蒋介石，证明他“剿共”有功，占领了共产党的首府。作为交换条件，张学良答应适当时机把延安让给我们，用保安换延安。1937年1月13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按照我们与张学良达成的协议，东北军向西安一带集中，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

    当时，延安是陕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规模多大呢？直到1938年底才六七千居民，不但小得可怜，还驻有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和县政府。先是江华率领红一团开进，接管了县政府，组织延安的群众和周围四乡的赤卫队，在延安的大街两旁敲锣打鼓、吹唢呐、放花炮欢迎。进城时，有群众牵来一匹扎了大花球的高头大马，请毛主席骑马过延河，但毛主席没有骑，而是与大家一起走下河岸，踏着坚冰过河到凤凰岭，在一家开明士绅腾出的石窑院落住下。

    从此，揭开了延安历史的新纪元，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10年后，也就是在1947年3月，国民党全面进攻失败后改为重点进攻，胡宗南率军大举进攻延安，目标就是要占领这个红色首都，端掉共产党的“老窝”，从而造成可以炫耀的重大政治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毛主席却没有坚守延安，而是决定放弃延安。面对想不通的我军指战员，毛主席给大家讲了一个比喻：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拦路打劫的强盗该怎么办呢？如果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如果把包袱一扔，使出全身武艺和强盗对拼，才有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他还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说：战争不能只限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主要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打仗是争地盘，要延安，要开庆祝会，我们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的武器，消灭他的有生力量。他背上这个很重的包袱后，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他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蒋介石图虚名占领保安，他的部下却私下送延安给共产党，图虚名要求占领延安，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战争中处处被动挨打，图虚名而招实祸；毛主席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不图虚名，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得到了全中国，两条路线的结果高下可见。

    当时，胡宗南打延安形势紧张，彭德怀等劝毛主席及早撤离延安，而毛主席说要最后撤离延安，要看到胡宗南的兵之后再走。1947年3月18日，直到老乡和部队全都撤走了，附近山头上已经出现敌人的影子，毛主席还在稳如泰山的办公。彭德怀要战士用担架把他抬走，周恩来、王震也来催促，他又说要在延安吃完晚饭再走，炊事员只好从车上把饭取下，他从容地吃完晚饭后才上车走人。临走时，他还从容地对大家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这个山头，我上那个山头，怕什么！”那种不畏强敌，沉着冷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气魄与自信，让人望尘莫及、叹为观止。

    离开延安后，开始了整整一年的转战陕北征途。党中央、毛主席带着4个半连人马，与胡宗南的25万军队在陕北“捉迷藏”，虽艰难严峻险象环生，却应付自如从容不迫。经过与敌人一年的周旋，到1948年3月大局已定，毛主席才东渡黄河到西柏坡，筹划与蒋介石决战。至此，中共中央在陕北近13年时间。

    我们知道，从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诞生，到1949年10月夺取政权，共经历了28年，其中陕北主要是延安，作为中央所在地、革命中心的时间接近28年的一半。人民军队1927年8月创建，开展革命战争22年，上海、江西瑞金、陕北延安及河北西柏坡等地，先后都做过军事统帅中心，而陕北延安作为军事统帅中心的时间，超过了22年的一半。可以说，创立新中国千秋基业，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或者说是大脑，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时间是最长的。

    上世纪70年代修建毛主席纪念堂时，延安送来了13棵青松栽种在堂前，象征那段人民领袖与延安圣地生死相依的如歌岁月。现在，这13棵青松已长成一片根深叶茂的松林，像那段沉甸甸的历史一样，永远留驻在人民对领袖的深情怀念和记忆中。

    （二）从事业发展看，在这里实现了摆脱困境、迅速发展并走向全面胜利的伟大转折。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吴起镇，由出发时的8万人，剩下了不到7000人，加上陕北红军才10000多人。

    刚到陕北时，连饭都吃没得吃。费好大力气买了些土豆分给连队，又因为找不到足够的水，炊事员就连泥带土焖熟，每人分了一茶缸，毛主席也同大家一样的待遇。警卫员怕不够，给他多拿了两个，惹得他大发脾气，迫使警卫员含泪把土豆送了回去。饭后，毛主席对警卫员说，这是没办法啊，我带头多吃一个土豆，就会让大家的情绪受影响，等以后我们打了天下，我请你敞开肚皮吃大米饭。当时就是这样的困境，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就是享受了。10月的陕北开始变冷飘雪，没有钱买粮食和衣服，从南方万里长征走过来的红军战士，更是不适应北方的寒冷天气，实在没有办法了，毛主席不得不亲自写了个借条，向红十五军团借2500块钱救急。按当时红军的规矩，哪个部队的钱财归哪个部队使用，不允许“共产”，何况都是刚结束长征，都非常困难。军团长徐海东看到借条后，马上就去查看自己的财务家底，总共还有7000多块大洋，虽然这些钱自己都不够用，但还是二话没说就给中央送去5000块。这使中央领导很感动，虽然现在看来这几千块钱不算多，但当时却是雪里送炭的救命钱，让毛主席记了一辈子。从抗战后期开始徐海东一直生病，但“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中央每次开会，毛主席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到广州视察和他住隔壁，毛主席夜间乘车外出时，总是让司机从上坡滑到下坡，然后再发动汽车，怕打搅徐海东养病休息。有一次在北戴河，周恩来总理正在理发，见徐海东来看望他，头发理了一半便停下来，陪他谈了40多分钟，直到徐走后才继续理发。党的九大开会时，毛主席发现没有徐海东，紧急提议让徐海东出席会议，并参加大会主席团，徐海东在主席台上坐着轮椅参加会议。毛主席说，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可见，领袖们是多么看重他。

    那时，毛主席领导的红军不只生活保障极为困难，革命力量也处在严重分裂中。张国焘带走了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还有红色革命根据地基本都丢失殆尽，仅剩的陕北根据地还处在危险之中，外部有张学良、杨虎城、胡宗南等10余万国民党军包围，内部因陕北肃反扩大化，甚至连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人也被关了起来，当地干部群众非常不滿；白区党组织几乎百分之100损失，30万党员只剩下25000左右有组织的党员，不到原来的1/10。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支饥寒交迫、衣衫褴缕、面黄肌瘦，人员与枪支寥寥无几、或者说少得可怜的军队，会在短短十几年后雄视天下，中华大地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争锋。就是这样一支力量、处在这样的困境，却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起来，成就了惊天动地、扭转乾坤的伟业。我们可以概略地疏理一下：

    一是1个月后粉碎了“围剿”。1935年10月到陕北，11月下旬就组织了直罗镇战役，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在一起才1万多人，用了4天时间，歼灭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仅俘虏就抓了5300多个，给了敌人一个“下马威”，也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二是3个月后胜利地进行了东征、西征。粉碎“围剿”后不久，便于1936年2月发起东征战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两个半月歼灭阎锡山的晋绥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大红军8000人，筹款30余万元，迫使侵入陕北根据地东部的阎军撤回，还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抗日游击区。1936年5月又进行西征，向陕西、甘肃、宁夏3省交界的广大区域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战马500余匹，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还开辟了纵横各约200公里的新区，大大拓展了根据地。

    三是不到1年就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到陕北后，通过各种渠道做张国焘的工作，特别是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林育英，林彪的哥哥），发电报给张国焘做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引起了他们很大的震动，使张国焘越来越孤立，再加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红四方面军8万人锐减为4万，少数民族地区缺衣少食，无法保证部队生存，证明“南下是条绝路”（这是毛主席在与他们分手时说的话），迫使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取消第二“中央”，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1936年10月，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整1年时，胜利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大会师。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这对开创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四是1年多点的时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1936年12月12日，在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后不到两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因蒋介石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希望停止“剿共”被蒋介石严厉训斥，二人“苦谏”不成实行“兵谏”，把蒋介石一行全部抓了起来。这个事变突然发生后，前面摆着许多条道路，哪条才是正确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由于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协助张、杨逼蒋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最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释放后，在机场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的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的内战，我负责。今后我决不剿共。”从此结束了10年内战，开始了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从此也进入了崭新阶段。从到陕北时九死一生、苟延残喘，到实现柳暗花明的伟大转折，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五是在8年抗战中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1937年8月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走上抗战第一线，在敌、伪、友、顽夹缝中，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红军改编时5万余人，出师敌后一年后，到1938年10月就发展到18万多；到1940年，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发展到50万人，增长了10倍，还建立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几十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开始，就超过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比例，抗击着大部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和主力军。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从日寇手中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加上原先的根据地，共领导解放区104.8万平方公里，扩大了20多倍，其地域分布北起内蒙古，南至海南岛；领导1.25亿人口，扩大25倍；人民军队发展到127万，扩大25倍多，加上民兵268万，8年时间军事力量增加了79倍（在游击战状态下，民兵对敌人的牵制和打击作用是不可小视的，而且民兵与正规军的转换也是便捷的），平均每年扩大近10倍；还有根据地和国统区120多万党员，还不算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广大民众包括中间势力巨大的政治影响和号召力，这样的软实力也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这就奠定了雄厚的胜利基础。

    六是解放战争开始后，一年多的时间就走过了最艰难的山坳。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一度想与国民党“和平建国”，根据双方协议，毛泽东等任国民政府委员，周恩来任行政院副院长，还安排几个共产党领导干部任政府部长等，军队也开始缩编复员，并已经复转20多万。但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和平建国，很快就撕毁停战协定，从1946年6月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全面进攻。这时，无论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力量，国民党都占有很大优势。国民党军总兵力达430万人，而解放军127万，为3.37比1的比例；蒋介石的正规军约1/4是美械装备，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1/4是混合装备，不但拥有大量炮兵，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战机和舰艇，我军却只有抗战中缴获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少数量的山炮、野炮；美国为蒋介石训练了15万技术军官，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936架，舰艇131艘，还动用海空军帮助运输兵力54万。蒋介石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国土730余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百分之76，人口3.39亿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71，以及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而我们只占有百分之24的土地和百分之29的人口，除哈尔滨外没有一个大城市，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主要靠肩挑、背扛、大车位、小车推等。所以蒋介石对发动内战充满信心，提出要“速战速决”，在3至6个月内消灭关内我军。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战胜敌人，是大家忧虑的中心问题。当时，毛主席在延安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并解释说：“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事实也正是如此，从1946年6月开始，蒋介石先是气势汹汹的全面进攻，但过了8个月就被歼灭66个旅，损失71万余人，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集中攻打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又仅过了4个月，重点进攻基本被挫败，到1947年6月，战略主动权已经转入我军之手，从1947年6月底开始，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以“品”字形阵势展开于中原地区，开始转入战略进攻，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而国民党军则不得不转入“全面防御”。到1947年底仅半年时间，又消灭国民党军75万余人，迫使蒋介石由“全面防御”到“分区防御”，攻防角色完全易位。陕北战场形势也是如此，1947年3月，胡宗南集中25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当时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2.6万余人，比例几乎是10比1。毛主席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一年，把兵力打成了5比1，并开始主动追着胡宗南打，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延安。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3月，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了工作和生活13年之久的陕北，东渡黄河到西柏坡。到西柏坡后不久，就组织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批消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仅过了1年，到1949年3月，毛主席、党中央就进驻北京。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

    从这个历史过程看，延安的确是领导革命事业、领导我们党和军队摆脱困境、迅速发展、走向全面胜利、奠定共和国千秋基业的伟大圣地。

    （三）从人才生长看，这里培养了治党、治国、治军覆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的一代英杰。

    据传说，早年曾有个会看风水的先生，见了延安凤凰岭的山形水势后，讲了句当时人们不知所云的谶语。他说此地贵不可言，水若二龙戏珠，山似丹凤朝阳，日后必有大用，要出3斗3升小米的官。过去市制容量单位，1石为10斗，1斗为10升。按重量计算，清代一石约等于28公斤，3斗3升小米的重量应是9.24公斤左右。这些小米若为官俸，恐怕连肚子都吃不饱。但要论数量，那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1克小米的数量约390粒，9.24公斤小米是360多万粒。生长那么多官员，在中共中央到延安之前，那简直可以说是天方夜谭，整个延安市一共才几千人，整个陕北根据地有多少人呢？一共才150来万人口，哪能出那么多官员？即便都成了官员也不够。但是，在党中央、毛主席进驻陕北延安，到走出延安和陕北的这13年间，从这里起步、经这里培养和在这里工作过后来派出的干部何止万千！实际上，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党和军队大多数中上层领导干部，包括文化、艺术、科技、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基本都是从延安这块“风水宝地”走出来的。

    当时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建国后七人核心，任弼时病故，又加上陈云、林彪、邓小平等。第一次授衔时的十大元帅、十大将，只有粟裕没有在延安工作过（但是到延安汇报工作开过会）。军队人员只有部分南方游击队的部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没有到陕北延安，其他主力红军红一、二、四方面军，加上红25军、陕北红军，但包括华南部队和东北抗联的部分领导也都到过延安，在这里学习集中后又奔赴全国各地的。

    前些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是已故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写的。这部书很有特点，一开始就写了1936年2月他父亲当红军骑兵团团长“走麦城”，因为打了胜仗后又被土匪打了埋伏，战马损失1/3，被撤职查办。毛主席把张爱萍叫去，先是批评了一顿，临了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职务已经被撤掉了，这些年来拼拼杀杀，有机会还是想好好学点东西。毛主席一听很高兴，说红军大学就要开学了，我就当你的介绍人吧，说完就提笔给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写信，推荐张爱萍到红军大学上学。在开学典礼上，毛主席上来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然后指指背后那座山说，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的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张爱萍他们学习快要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毛主席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然后在一个晚上，毛主席把张爱萍叫进窑洞说：你不是想走吗？准备一下吧，尽快出发，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任浙江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任务是迅速组织起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张爱萍受领任务后，向毛主席请求带几个干部去，毛主席让他自己挑了几个。后来他到皖东北实际就是带了两个人，很快就拉起了上万人的队伍，在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交界处，开辟了一块抗日根据地。当时就是这样，毛主席把他的弟子们像棋子一样，布满了整个中国战场，大批红军指挥员和党的干部，单枪匹马深入到一个独立的方向或地区，像游僧一样在战火中“布道”，搞统战、拉队伍、建政权、打游击，解救在日寇铁蹄下受难的众生。毛主席很为他的这些学生骄傲，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却能打胜仗。

    当时，在延安这些黄土高坡的沟沟壑壑里，到处都有窑洞大学，到处都有那些满怀激情的共产党人、抗日战士和知识青年的身影。抗战爆发后，大量爱国知识青年来到延安，燕京大学的800名大学生中，先后投奔延安的有200多人。这些青年在这里接收少则几十天，一般几个月的教育训练，就被派往敌后抗日根据地或敌占区，很快就成为独撑一面的骨干，推动党的事业迅速发展。那些文艺战士则深入基层、深入部队、深入人民群众，把文艺与工农兵结合，创造了领导潮流的文化。

    延安出来的文化人，也是引领一代潮流风骚。如大作家丁玲，是第一个到延安的作家，当时毛主席还在保安，专门召开宴会接待她，还为她写过一首《临江仙》：“纤笔一支谁相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大哲学家艾思奇也是延安出来的，在相当一个时期，全国人民学习哲学的基本读本《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就是他的著作。还有史学泰斗范文澜，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唐朝佛教》等，后来是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九届中央委员。周扬，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建国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主席。大诗人艾青，大家经常诵吟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就是他饱含深情的优美诗句。郭小川，写《团泊洼秋天》的著名诗人。贺敬之，20出头就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何其芳，著名诗人，后来是中科院文学所所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学大师茅盾，1940年5月到延安后，中央为发挥他的作用，没有恢复他的党籍，几个月后丢下一双儿女留在延安，自己到了重庆开展党的文艺工作。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谱写了《黄河大合唱》这部中华民族千古传扬的不朽音乐经典。著名音乐家郑律成，词作家公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曲作者。著名诗人萧三，建国后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还有著名漫画家华君武，著名作家和记者穆青，还有成仿吾、林默涵、刘白羽、柳青、舒群、何仲平、萧军、严文井、黄钢、吕骥、周立波、贺绿汀、王朝闻、欧阳山、陈荒煤、草明等，都是经过延安熏陶从延安走出来的。

    当时，还因陋就简办起了大批大中小学。在延安及周边创立了30多所干部学校，各有侧重，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干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胜利后，衍生出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鲁迅美术学院等一批高等学府。根据地多数适龄儿童都能上学，有游击区流动的游击小学、隐蔽小学、伪装小学，还有以识字班、夜校等形式开展的成人教育等。秧歌剧《夫妻识字》，就是以生动的文艺形式，反映了当时组织老百姓学文化的真实情景。这使一些不识字的农民及穷孩子，成了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战士、革命干部。如我军通信兵原主任崔伦，就是陕北土生土长的高级干部，他父亲是边区破除迷信的劳动模范，他中学毕业后到延安电台当了通信兵，建国后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通信处长，后来成为军委通信兵主任，兵团级军队领导。与他搭档的政委叫张凯，抗战初期正在山东胶东老家上学，见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干脆学也不上了，把父母给的学费买了一辆自行车，与几个同学一起骑车几千里，到延安参加抗日革命队伍，建国后成了通信兵的政委。建国初期的一代领导骨干，大都有这类的经历。他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著名诗人贺敬之在长诗《回延安》中这著名的诗句，就是革命前辈对这个圣地魂牵梦萦的咏唱和感怀。

    建国后毛泽东时代，这里又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圣地。前些年，中央决定在井冈山、延安和上海浦东建干部培训基地，延安圣地又不断走出新一代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出干部、出人才的数量，还会不断增加下去。说这些并不是要证明那位风水先生有多神明，而是认识这个圣地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影响有多大，认识延安的精深内涵和价值。

    （四）从思想建设看，这是战争年代用先进理论凝聚指引党、军队和人民最成功的时期。

    延安曾经是穷乡僻壤，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直到现在我们还能感受到，这里与内地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差距。当年从苏联回国在党内有很大影响的王明等人，也讲“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对组织及团队的领导管理，首先是思想理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一个不能出思想、出真理的地方，怎能起到领导部属和人民、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呢？但回望这段历史时，我们却惊奇地发现，这里曾放射出璀璨的思想与真理的光芒，在这片贫瘠偏远的土地上发出的声音、阐述的道理，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和魅力，“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我们看看当时的理论成果吧。《毛泽东选集》四卷，是毛主席生前亲自主持编辑的，包括了建党以来到建国前夕他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总共1517页，其中在陕北13年写的1155页，占四卷文字总量的百分之76还多。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军事科学院合作编辑，并出版发行的《毛泽东军事文集》六卷，编选范围从1927年8月到1972年12月，总共3962页，而陕北13年的文稿是2343页，约占文字总量的百分之60。需要说明的是，这不仅仅是文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其中永恒真理的品质，引领和号召一个时代并具有的穿越时空的价值。如刚到陕北时，毛主席就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科学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论持久战》科学地阐明和提出了抗日战争正确的战略方针，连蒋介石、白崇禧也让部队学习；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连国民党的理论家叶青都感叹，不能再说共产党没有理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还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根本理论依据和方针；《论联合政府》，在抗战胜利的关键时刻，廓清思想迷雾，指明了奋斗方向和目标；《矛盾论》《实践论》提出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矛盾特殊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等，至今都是我们的科学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发表了“老三篇”，其中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的形象和精神，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和人民，成为铭记在中华民族心灵中的不朽楷模。此外，毛主席还在延安领导了学习运动、整风运动，通过了历史决议，总结了历史经验，使全党紧密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毛主席刚到陕北时42岁，正是精力最旺盛、最富创造力的年龄。当时的中央领导核心，普遍年龄在40岁左右，周恩来才37岁，朱德年龄大些才49岁；高层干部30岁左右，彭德怀才37岁，林彪才28岁，邓小平31岁，杨尚昆28岁，李先念25岁是军长；一般中层干部20来岁，像前面提到的张爱萍，当时是团长25岁；后来写长征组歌的总政主任萧华，当时因为减员由师政委改任团政委，年龄才19岁，他的大队长杨得志24岁；著名“三杨”中的其他两个，杨勇当时是团政委22岁，杨成武当团政委才21岁。就是这样一支年轻的革命力量，他们在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旗帜下，在血与火的救国救民实践中，迸发出了中华民族最先进、最明亮、最迷人的思想之火，点燃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烧掉了沉疴已久的旧中国，创立了一个新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五）从领导科学看，这是毛主席领导艺术和红色管理体系形成、发展和实践最成熟最成功的时期。

    延安时期，领导事业发展的困难和挑战是今天难以想象的，面临的内外矛盾也是极为错综复杂的。既有对核心领导地位的挑战和争夺，又有敌对力量的绞杀和挤压，还有思想分歧的阻扰和牵制，也有自然条件的不足和制约。怎么才能对革命事业和革命力量实现有效的领导管理，似乎是一个无人能解的世界性难题，但在这13年里，却交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精彩答卷。

    在领导地位上，尽管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但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还没有巩固。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几个书记各管一摊，毛主席主要负责军事。张国焘闹分裂，好歹劝回来后，还是不服气，有的甚至带着部分人拖枪逃跑。更为复杂的是，共产国际这个上级领导不信任，特地把王明派了回来，提出了与毛主席不同的抗日方针政策，一下子蒙蔽了不少人，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彭德怀后来回忆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感到两人的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怎么向部队干部传达？当时自己也模糊，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可见当时王明对领导层的影响很大。还有，因为合作，部分同志想在国民党当官，再加上蒋介石分化拉拢，思想意志受到严峻考验和腐蚀。但经过努力做工作，这些问题都逐步得到解决，很快就成功地克服了分裂，战胜了对手，化解了矛盾，形成了共识。张国焘没有了“市场”，像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的战将，都真心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张国焘最后孤家寡人叛逃到蒋介石那里；王明被迫放弃争夺领袖地位的努力，灰溜溜地回到延安；共产国际也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肯定。最后，全党全军心悦诚服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坚决拥戴他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强成熟的第一代领导核心。

    在战略指导上，从抗战开始，八路军就迅速撤向华北、华中华东敌后，新四军在江南敌后，还有华南东江、海南琼崖的抗日游击队，东北的抗日联军等。日寇侵略到哪里，我军部队就深入到哪里，把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发展到哪里。总部设在西北黄土窝里的延安小城，领导的部队和根据地散布在大半个中国，山水相隔交通不便不说，还有日、伪、顽、匪犬牙交错的封锁，沟通联系极为困难。中央领导能给部属什么呢？只是规定方针政策，布置任务提要求，没有兵员、没有经费、没有枪支、没有给养等物资支持和供应保障。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却一直保持着有效指挥控制，保持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和指战员的高昂斗志，部队能够撒得开、收得拢、令行禁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样的领导艺术和管理水平，有哪个组织、集团和力量能做得到？一般说来有些不可思议，但这却是那段岁月无庸置疑的事实，非常值得我们的领导管理者认真探讨研究。

    在动员组织上，党中央毛主席到陕北后，陕北和延安就成了吸引优秀知识青年的圣地，甚至国统区一些达官显贵还托关系，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延安学习。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迅速广泛地动员群众，建立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根据地。开始是山区抗日根据地，很快就走向平原。没有山地掩护如何生存发展？就设法筑成“人山”。这“人山”就是老百姓的拥戴、支持、掩护，我们做到了，硬是在平原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整个中国都成了陷日寇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即使解放战争时期也一样，转战陕北时胡宗南25万大军，在陕北像过筛子一样的追寻，硬是找不到毛主席在哪里，有时仅仅隔一个山头，有时就是山上山下，他也硬是发现不了，为什么？老百姓的心向着共产党、毛主席，没有给国民党军通风报信的，所以他们是聋子、瞎子。日本军队的顽强是有名的，抓住俘虏根本不投降，但在共产党手里却有了例外。看《烈火金刚》中有个武男义雄，最后成了英勇的反战者。其实那时不只一个，在延安就有个收容日军俘虏的日本人工农学校，专门做反战工作的。后来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队的兵，俘虏过来后马上就调转枪口，成了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最后还成为高级将领，如原总参有一个副总长，就是辽沈战役后参加解放军的。当时俘虏后站成两列，对他们说愿意参加解放军的站过来，愿意回家的站过去，发路费回家。他本来是站过去的，但后来带兵的一个班长说，你这么大的个子不当解放军，可惜了这块材料，一把把他拉了过来，从此后当了解放军，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当时有的部队解放战士达到百分之80，这些人在国民党军队打仗不行，一过来就变了个样子，成了勇猛无畏、富有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还有国统区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民主力量，大都成了倾向延安、支持延安的力量。包括众多新闻记者、外国友人，一到延安就被感动吸引，有的甚至说如果住11天，就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包括美国派到延安的军事观察组，大都成了亲共产党的人士，后来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时代，他们因为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基本都被从美国的国家机构中清洗掉了。一位叫李敦白的美国人，出了一本回忆录，还在电视上做节目，就是讲当时如何在延安被感动，最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后留在中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贡献，经受许多磨难却初衷不改。

    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心甘情愿地豁上身家性命支持人民军队和革命战争；能让国民党这个对手的力量分化瓦解，国统区中间力量和国际上并不友好的人士不断转化，起来反对蒋介石，支持共产党；能把日寇、伪军、顽军、打内战的国民党军俘虏感化，迅速转变为进行革命战争的力量，这样的动员水平和领导艺术，无论在什么国度、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都是十分鲜见的，甚至是前无古人的。

    二、延安奇迹凝结着在严酷斗争中创造的划时代的搏击智慧与领导艺术

    一个偏据西北黄土高原的穷山窝，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使一支几乎陷入绝境的革命队伍起死回生，成为中华大地上不可战胜的主宰？许多人都想解开这奇迹背后的谜底，而且对此做出五花八门的回答。

    有的讲，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曾预言：中国的举业者，必是“取源于南，收功于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这样，从广东、武汉开始，到袁世凯逼宫后清王朝就彻底垮了；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开始闹革命时主要力量集中在南方，长征到陕北延安后获得巨大成功。前几年一位研究易经八卦的学者著书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毛泽东精通易经八卦的结果。毛泽东领导红军走过25000里长征，选择陕北作为革命大本营，后又派林彪部队进入东北，这两步棋，与易经八卦要求完全一致。八卦有8个门，西北为开门，东北为生门，这是8个门中仅有的两个吉门，而且都有居高临下之势，吉门都让毛泽东占了，说明他的易道极其高明。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这样一种解释，但对延安时期这种神奇的转折，进行深入地探究却很有必要。了解了为什么，才能从中受到更多的启迪，汲取奋斗的智慧和力量，成就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

    其实，这些博大精深的斗争智慧与领导艺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曾做过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从领导科学的根本意义上讲，是毛主席当时曾总结阐述过的三个“三”。

    一是掌握“三大法宝”。1939年10月，毛主席讲：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它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法宝。

    二是倡导“三大作风”。1945年4月，毛主席在七大作政治报告时讲：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他把这三大作风的地位看得很高，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三是遵循“三句话方针”。习总书记带领政治局常委到延安，也专门讲到这个内容。1939年5月，毛主席在抗大讲课时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军人所不可缺的。他把这规定为抗大的教育方针。

    这三个“三”，是带有根本性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对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要求，也可以理解为拓展事业的总体要求；第二个层面，是对建设好各级党组织的要求，也可以理解为加强团队建设的要求；第三个层面，是对每一个革命军人、党员干部的要求，也就是对团队和组织中每个领导骨干和成员的要求。这样就形成了红色领导和管理基本架构和原则。

    从领导内部建设的角度看，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发起的“三个运动”、树立的“三个榜样”，也具有划时代意义。

    发起的“三个运动”：一是学习运动。毛主席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并采取许多措施改造学习，整顿学风，最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二是生产运动。为战胜国民党的封锁，克服严重经济困难，从1939年就开始搞生产运动，毛主席等带头参加，初步尝到甜头，到1941年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全党全军都动员参加，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有生产任务，自己动手垦荒种田，实现丰衣足食，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三是整风运动。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了全党全军思想的高度统一，作风的整体进步和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这三个运动几乎贯穿于延安时期的始终，解决本领恐慌、克服经济困难、统一全党思想，最后赢得了伟大胜利。

    树立的“三个榜样”：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二是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三是不怕艰难，挖山不止，终于感动上帝的寓言人物愚公。毛主席为这三个榜样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曾被称为“老三篇”，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必读书。这三个榜样，生动体现了党和军队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准则，也是激励革命队伍和每个革命者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动力源泉，在推进事业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延安精神和延安智慧对事业拓展、团队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我们到延安不是来看风景的，而是想有所收获和启迪。能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世界是多样的，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特点和运动规律，所以要研究事物的特殊性。但世界又是统一的，不同事物和不同领域在深层本质上，往往显示出惊人的一致，遵循着共同的准则和规律运行。把握了这些共同的东西，有助于我们掌握本质和规律，更加聪明睿智。所以，古今中外的哲人智者，都在孜孜不倦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穷宇宙之理，探索这样的普世准则。往往在一个领域中深入下去之后，会出现触类旁通的效果，在其他领域也会有不俗的表现。

    著名军事理论家、《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讲：“军事和政治上升到战略层面，就合二为一了。”在我军军事领率机关经常讲，战略层面上军政不分家，过去刘帅、叶帅等反复强调这一点。政治军事斗争与经济活动虽属不同活动领域，具有不同的性质特点，但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肯定是具有一致性的，其思想认识方法和战略指导原则，应该是相通和相互借鉴的。在美国，最优秀的“商学院”不是哈佛，不是斯坦福，而是西点军校。二战以来，西点军校培养出来的董事长1000多名，副董事长2000多名，总裁5000多名。在中国，2004年营业额排名前500位的企业中，具有军人背景的总裁、副总裁200人之多，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有很深的“毛泽东情结”，看看伟大的企业家任正非就更加清楚，对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和军事思想情有独钟，在实践中也是屡试不爽。为什么？因为在战略层面上相通、一致。

    比如，在政治斗争中，毛主席说搞政治就是让拥护你的人越多越好，反对你的人越少越好。人多力量大，拥护你的人多了，有令就能行，反对你的人多了，就会令不出户。经济活动是不是也有共性呢？作为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内部要有团队人气，才能更好地落实自己经营管理的理念，实现其经营目标；外部要有市场人气，才能建立品牌和信誉，更好地发展赢利，不断做大做强。

    再如，在军事斗争中，毛主席讲不能做蚀本生意，坚决不能搞形式主义，从这个着眼点出发，他提出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以保存实力和消灭有生力量为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方针原则。资本从本质上是追求利润，也不能做蚀本生意，为了赢得利润要采取非常实用的措施和办法。从这个层面讲，战场和市场都遵循着同样的道理，战场上厮杀争斗的智慧，也可以借鉴来进行市场上的角逐搏击。

    还有，在内部建设中，前面讲到的若干个“三”，对于任何一个经济组织和团队，应该都是管用的、可以借鉴的。

    中科院数学所龙芯研制组组长胡伟武有一个演讲，其中讲到他的团队一直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感到很值得思考。他说：每次龙芯取得进步，都会带些骨干去毛主席纪念堂向毛主席汇报，这不是说着玩的，也不是为了宣传，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指导实践。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战胜强大的对手；只要坚持这个东西，我们就必定能取得胜利。在他看来，今天至少有三个方面仍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第一，需要毛泽东的精神。毛泽东从来不信邪、不怕鬼。他一生碰到过无数的敌人，从来没有被敌人吓倒，而是吓倒了所有的敌人；他一生碰到过无数的困难，也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克服了所有困难。这一点不光是他的同志佩服，他的敌人也佩服。为什么只有18811人的八国联军就可以打到北京，几十万清军和几百万义和团团民没有挡住；而同样是这些不识字的农民，就可以在朝鲜打败美国？就是因为后者有了一种精神，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种精神不是毛主席的发明，而是几千年来，尤其是汉唐以降的中华民族，在无数历练中形成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近代以来这种精神被忽视了，就像一块金子蒙上了灰尘，毛主席和他的战友重新擦亮了这块金子，使之光彩夺目。他说龙芯也一样，经常有人问，国外的大企业如何如何强大，你们怎么可能战胜他们呢？问这种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决定一件事情或一个组织的成败，不在于眼前是否强大，而在于这件事或这个组织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历史就是在弱小者不断战胜强大者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如果按照强大就能赢的推理，共产党早在井冈山时就被国民党剿灭了。而毛主席却早就告诉过我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这么多年，最大的困难就是很多人对自主创新信心不足。所以，现在非常需要一种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

    第二，需要毛泽东的方法。毛主席最善于从实践中学习，最善于抓主要矛盾，永远不被浮云遮住望眼。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是今天龙芯得以发展的唯一方法。龙芯的发展也需要我们从实践中学习，尤其是从市场实践中学习；也需要我们时时抓住主要矛盾，不要被暂时的胜利或暂时的挫折遮住我们的双眼，不要被一些小利益消磨了进取的信心。虽然我们目前还比较弱小，但面对全局的劣势，我们可以集中所有力量，找准对手的薄弱环节，在局部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此外，毛主席提倡的统一战线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等等，都是我们制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