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纪念日如期而至，每次习惯性地重温诸多父辈生前手书或口述的点点滴滴，依旧感到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于是专诚检出四十年前我母亲为纪念建党六十周年时所整理和发表的家父遗稿一篇，愿与所有年轻人分享，并共同体恤和继承前辈的初心、信念与嘱托。

    从 “四·一二” 到 “八·一”

    盛幼宣遗稿     杨逸菲整理

    （一）

    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对上海人民的统治。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志士，整个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革命力量转入地下。

    这时，党对革命斗争作了相应的调整部署，许多革命同志奉命撤离上海，秘密赴武汉。约在四月下旬一个阴沉的下午，我和赵翼范同志（上海工人纠察队军事教练）等，伴随周恩来同志搭乘英商怡和洋行轮船，离沪去武汉。为了安全起见，从上海到南京的旅途中，我们装成不相识的乘客，携带的文件则卷成火柴梗粗细的纸条，塞在袜统里。

    轮船一过下关，进入安徽境内，我们才同化了装的周恩来打招呼。大家看了各自的打扮，都禁不住笑出声来。在蒙蒙细雨中，我们偎依在栏杆旁，随着引擎的震颤，仿佛又听到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枪声，看到了倒在血泊中战友的遗骸，大家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憋得透不过气来。这时周恩来同志操着低沉而凝重的口音说：“蒋介石的屠刀吓不倒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决不后退。这次上了蒋介石的当，暂时失败了，可是我们只要有一支坚强的工农武装，还是要找他算帐的。”

    到了汉口，我被分配在国民政府劳工部工作。这个部和农民部是当时武汉政府中由共产党掌握和领导的两个机构。劳工部长苏兆征、秘书长林钧、农民部长谭平山、秘书长丁晓先等，都是共产党员（谭平山后脱党），从上海撤退到武汉的同志，大部分分配在这两个部和武汉政府警卫团工作。

    劳工部办公地点原是四川军阀杨森的私人住宅，建筑相当考究。苏兆征部长，广东人，海员工人出身，省港大罢工中的著名领袖。他识字不多，但作起报告来有声有色，滔滔不绝。此时劳工部的组织机构，除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外，其余业务机构还未建立起来，只有劳动保护处刚刚建成。这个处的主任委员王荷波，北方人，中共党员，是二·七大罢工的领袖之一。他一只眼睛瞎了，平时戴一副浅墨镜，衣着非常俭朴。他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处事负责，看文件非常认真，而且学习非常虚心，不懂就问，不论年纪大小，职位高低，他都去请教。

    我当时在秘书长室任文书，主管文件，后兼任劳动保护处文书，负责起草《劳动保护法》和《劳动福利条例》等法规。那时武汉地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近二百万人，力量雄厚，在政治上从争取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发展到要求参加政权；在经济上从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生活待遇，发展到要求管理企业；在组织上从分散的行业结合，发展到产业联合，各业工会具有最高权力。随着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农民运动也高涨起来。

    （二）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会场在一个小戏院里，我以工作人员身份，从布置会场开始，参加了大会的全过程。当时陈独秀是总书记，曾打算停止召开这次大会，但在大多数中央委员坚决要求下，大会照常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八十余人，共产国际也派代表参加。国民党左派何香凝到会讲了话。汪精卫也到会讲话，发表“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

    会上，陈独秀作政治报告，瞿秋白和他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中心问题是当前革命的性质和形势与任务。陈独秀在革命领导权、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主张，对国民党右派一再迁就退让。这些主张在“五大”期间，虽然遭到大多数与会代表的反对，但由于他还有一定威信，又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大会仍选他为中央总书记。

    当时我们这些刚从上海撤退到武汉的同志，看到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狠狠打击了封建军阀统治的基础，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每当走上街头看到不久前收回的汉口英租界，面对江汉关前的钟楼，心情难以平静，感到周围的空气特别清新。

    可是好景不常，革命的发展不像大家心中想象的那样顺利。由于中外反动派对武汉实行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造成市面萧条，粮食恐慌，武汉政府发生财政危机，处在困境之中。特别是汪精卫等在政治上转向反动，形势越来越险恶。不久，地方军阀杨森、朱培德纠合农村封建地主势力，进行疯狂反扑；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而陈独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吓破了胆，认为工农运动过火了，不仅不支持农民协会摧毁封建地主的斗争，反而压制和打击农民的反霸运动，助长了国民党右派和地方军阀的嚣张气焰。

    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唐生智公开叛变，宣布“分共”，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时陈独秀竟下令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同时声明中共党员全部退出政府机构，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国民党反动派，于是反共逆流席卷全国各地。

    面对愈来愈险恶的形势，劳工部一切工作均告停顿，大家陷于愤懑之中。特别是我们这批四·一二后从上海撤退到武汉的同志尤感悲愤，何去何从成为每个革命志士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苏兆征部长等公开宣布辞职的当晚，奉命离开武汉，奔赴江西九江一带的前敌部队中去。那里有叶挺的“铁军”和贺龙的二十军，是我们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三）

    我随叶挺为军长的十一军政治部，从武昌乘轮船赴九江。船上挤满了军人，许多人都露宿在甲板上。面对滔滔江水，我们心潮起伏，想起三个月前从上海奔赴武汉是满腔热血；，如今从武汉奔赴九江，并且是满腹悲愤。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给每个革命者心中投下了阴影。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早在武汉就悄悄地退回上海，另作打算。

    当时革命军队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东有蒋介石，西有四川军阀，南有广东军阀，北有奉系军阀。我们党经过四·一二、七·一五的战斗洗礼，深切认识到必须有一支党所领导的坚强军队，对反动派展开武装斗争。在这紧要关头，党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当黄科长在船上向我们宣布“立即向南昌集中”的命令时，群情振奋，大家擦拭武器，整理轻便行装，乐观与希望又降临到每个人的心里。

    船到九江，我们立即上岸，整顿好队伍，向车站行进。这时车站上人头滚滚，等待出发的部队很多。我们席地而坐，等了三个多钟头，始终未见火车进站，只得返回江边待命。由于等待上火车的部队实在太多，时间又非常紧迫，加上传来了马回岭发生冲突的消息，上级临时决定战斗部队乘火车南下，非战斗部队改为步行，并规定十一军先行。我所在的十一军政治部轻装上路，除了各自携带随身的武器弹药和三天干粮外，所有不便携带的笨重物件，一律丢弃，并宣布军纪：“途中一切行动听从命令，违者以军法惩处。”出发时已是七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

    （四）

    各部队离开九江，浩浩荡荡向南昌进发。由于敌人破坏了桥梁，乘车的部队一直到天明才上火车出发。我们步行的路线原定走到星子县，再雇船穿过鄱阳湖，从水路赴南昌，估计需要五天时间。但军部来命令，必须在三十日前抵达南昌。为了赶时间，沿途要尽量避免同敌人接触，于是决定连夜翻越庐山，沿着山路攀援前进。此时庐山景色再好，也抑制不住同志们的急迫心情。

    天色渐黑，路面看不清楚，弄得大家不时摔倒，又急忙爬起来追上队伍。虽然出发前早已轻装，一路上摸索前进，却也累得满身大汗，精疲力竭。半夜，在山顶一座古庙旁，就地休息、烧饭。忽然倾盆大雨，大家浑身淋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部队决定天明下山。此时大家顾不上露天湿地，倒下就睡。

    第二天下午，到了星子县鄱阳湖口，开始雇船渡湖。船上没法警戒，夜间用灯光联络，每遇船只来回，口令声此起彼落。三天后，才到南昌附近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