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唯一直接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的党中央领袖

    在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唯一直接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的领袖人物。1935年6月，按照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指示，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在地下党协助下转赴上海，随后由宋庆龄、马海德掩护，与陈潭秋、杨之华、曾山、何实嗣（何叔衡女儿）等一起去苏联，此前，陈云和陈潭秋已被确定为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但因路途遥远，待抵达莫斯科时会议已经结束。

    陈云与抗联的渊源，开始于1935年10月2日，从这一天起，陈云化名史平，正式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排名王明之后、康生之前，同时兼任代表团监察委员会委员。从这一天开始，代表团一切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得到王明、陈云、康生的一致同意，因此陈云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权。也就在同一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立了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决策机关——满洲问题委员会，陈云以化名史宾被指定为9名委员之一，其他8人除王明和康生外，分别是曾山（化名唐谷或唐古）、孔原（即陈铁铮）、潘汉年（化名白林或博林）以及抗联干部魏拯民（代表南满地区，化名冯康或冯空）、杨松（代表吉东地区，化名吴平）、赵毅敏（代表北满地区，化名赵一民）。从此，陈云承担起了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重任，作出了三大贡献：

    首先是以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经验、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指导抗联斗争，全力反对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当时，在莫斯科有一所抗联干部学校，即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自1936年3月1日起，陈云在该校担任代理副教授，主讲党建课程。陈云到校后，立即确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和遵义会议”为抗联干部教育的基本原则，以后实际上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还在讲课中向魏拯民、刘海涛、韩光、李范五、刘仁、林娜等抗联干部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对“左”倾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严厉批评，以及党中央委托他本人传达的“统一战线在当前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方针”的指示。韩光对此曾有详细的记述回忆。

    其次是主持东北党组织体制改革，重点在于加强基层领导力量。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期间，陈云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并受季米特洛夫委托，主管全党组织工作。鉴于东北地区日伪军封锁严密，各部队和游击区互不统属的现状，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白区党组织工作原则，陈云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文中，明确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各个革命者应该准备独立工作”；指出“按着这些由远方来的报纸上的指导方针，独立地去进行革命斗争。这种做法，反而创造出许多能独立工作的出色的革命者”。当时，东北地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成员，都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在洪湖地区协助夏曦大搞“肃反”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后，由上海中央局书记、国民党特务内奸李竹声、盛忠亮派往东北的，而且在东北农村抗日武装斗争方兴未艾的情况下，满洲省委仍隐蔽于大城市哈尔滨，完全脱离了东北抗日斗争实际情况。因此，陈云果断决定撤销满洲省委，组建由中央特派员陈潭秋（未到任）统一领导下的南满、东满、吉东、松江四个省委（以后南满、东满省委合并为南满省委，松江地区自行成立北满临时省委）。从而使党组织的分布与游击根据地的扩展相适应，加强了东北党组织对于抗日斗争特别是农村武装斗争的领导。周保中以后曾于1958年总结说：“由于日本加紧侵略全中国，引起民族矛盾的加深，国内阶级斗争有和缓下来的趋势，国共合作出现了可能。国际的形势也很紧张。中共中央估计到了这个形势，看到了日寇的野心，想把满洲作为侵略整个中国的根据地和反苏的前哨。东北人民和日寇的斗争，越来越残酷了。一个省委指导游击战争是不方便的，同时认为今后掌握武装，坚持游击战争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是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来的，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

    第三是主持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工作。随着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下统一整编东北抗日武装的任务日益急迫。1935年10月2日，在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当天，陈云就主持满洲问题委员会讨论了东北抗日武装统一建制问题。12月底，随着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传达贯彻，东北抗日武装统一建制工作加速进行。在陈云主持下，杨松起草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确定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基础，联合一切抗日友军，首先组建抗联第一至六军。并提出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心的五条政治纲领，诚意联合国际国内一切抗日力量，并致力争取汉奸伪军反正抗日。期间，正在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张国焘于1月27日致电党中央，反对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张闻天和张浩于2月14日复电驳回：“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拟在上海、北京、东三省等地同时发表，此时不宜再有变更，因原则上并无不妥当处”。20日，《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正式发表。此后，抗联部队陆续组建了共计11个军的部队，继而合编为三个路军，一直坚持战斗到抗战胜利。

    此外，在陈云主持代表团工作期间，代表团以《救国时报》为主要阵地，大力宣传东北抗日联军的光辉事迹，吴玉章和陈潭秋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2月2日，由陈云主持的代表团决定，编辑出版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原拟任命为六军军长，实际任八军军长，1939年叛变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被东北民主联军捕获处决）的文集。《救国时报》在总共152期中，发表了102篇有关抗联的图文报道，传播至包括南非约翰内斯堡在内的43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在此期间，陈云撰写了大量著作。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一文，以及记述长征事迹和经验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英勇的西征》都先后传入东北，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军事教材。金日成就曾组织学习《随军西行见闻录》，以泸定桥勇士作为楷模榜样。他写道：“当我们翻越老爷岭的时候，在中国关内，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突破蒋介石军队的重重封锁，正在胜利地进行历史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5月30日，红军来到大渡河，经过激烈的战斗，抢占古老的铁索桥——泸定桥，为数万长征勇士开辟了前进道路。5月30日，是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石达开曾试图强渡大渡河的日子，也是上海五卅惨案十周年的日子。就在这历史性的日子，英勇无比的红军敢死队飞夺泸定桥，这实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有关贵州战役的报道和强渡大渡河的消息接连传到间岛，大大鼓舞了我们。泸定桥战斗后，红军接着克服了长征路上最难克服的障碍大雪山、夹金山等天险，进入了甘肃平原……我们更关心……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哪里、攻占了什么地方等这些令人鼓舞的消息”。红军翻越雪山的经验，则为1938年北满抗联部队提供了借鉴。当年10月27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1939年4月12日改名中共北满省委）发出指示强调：“耐心的坚定不移照着中央的策略路线才能实现。事实上，红军西征仍不免穿越西康大山，何况我们薄弱的东北游击队。因此我们必须采取逐渐的伸张，沿着山边前进”。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北满抗联部队在李兆麟和金策率领下分三批西征，冒着严寒翻越小兴安岭，开辟了松嫩平原新游击区，谱写了北满抗联后期斗争的新篇章。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后任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起草《第三路军训练处关于党政工作问题》的指示，将《随军西行见闻录》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彭德怀与斯诺关于红军游击战术的谈话一起，列为北满抗联的主要思想政治教材，由李兆麟主持干部训练班亲自授课。1940年5月15日，中共龙江工委致函北满省委，索要《随军西行见闻录》和《英勇的西征》，以便组织学习传阅。从信中特地注明因油印质量较差、希望得到铅印小册子来看，当时北满地区可能还有油印本流传。

    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其他同志，也对东北抗日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九一八”之际，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林伯渠和吴玉章，就率先关注东北问题，林伯渠起草了大量文稿，以后经修改成为确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二六指示信》，吴玉章受党的委托与苏联方面交涉，主持了义勇军撤入苏联境内的接待安置工作。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东北发出由滕代远（李光）主持起草的指示信（即六三指示信，因签署者为王明和康生，又称王康指示信），按照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经验，特别强调：“政府的所在地，主要的以游击队的活动为前提，不一定是死守一域，如果游击队为了战略的或经济的关系，或为活动的便利，尤其是实力的保存而离开原来的地方，则政府亦应随军而迁移，不要死守根据地而损失反日的武装实力”。

    陈云、陈潭秋等同志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36年元旦，毛泽东在致朱德的电报中亲笔手书：“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1937年11月29日，陈云回到延安，此后继续承担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职责。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陈云提出的“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打通联系，开展今后”16字作为东北工作方针，确定彭真、陈云、康生为东北工作负责人。

    1945年9月18日，在“九一八”14周年之际，陈云和彭真一起，踏上了浴血奋战14年的白山黑水，在沈阳正式建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迅速恢复了与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联系，领导东北人民开始了新的斗争，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前进。

    陈潭秋——与东北关系最深的党的创始人

    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杰出的革命先烈。从1921年参加党的一大到1943年血洒天山，他22年革命生涯中的近一半时间，打下了白山黑水的烙印。

    1929年8月26日至10月10日,受党中央派遣,陈潭秋来东北巡视工作,从此,这位出身荆楚大地的革命家,开始了与白山黑水的不解之缘。此后，他协助刘少奇领导东北革命斗争，积极营救刘少奇、杨靖宇等被捕同志，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反对罗章龙分裂活动。1930年12月7日在哈尔滨参加北满特委扩大会议时不幸被捕，因未暴露身份，于1931年2月被判处五年徒刑，关押于哈尔滨道外监狱。在狱中，陈潭秋和其他同志加紧抗日宣传，告诫难友和看守：“日本子总有一天要来抢我东三省”。“九一八”日本侵略战争爆发后，监狱人员情绪波动，陈潭秋等同志鼓励大家：“提起精神、振作精神，为自己的身家、为自己的民族打算，如果我们不甘愿当亡国奴，只要每人都抱定反对日本子的决心，齐心一志，将来不怕没有赶走日本子的那一天”。1932年7月，陈潭秋被营救出狱后返回上海。

    1935年8月5日，在南方游击战争中身负重伤的陈潭秋，和陈云、杨之华（瞿秋白夫人）一起，由上海秘密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但由于路途遥远，到达时会议已经结束，此后，陈潭秋化名徐杰，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协助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兼代表团满洲问题委员会委员的陈云（化名史平或史宾），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1937年1月29日，以季米特洛夫为总书记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代表团指定陈潭秋负责管理在莫斯科的抗联同志。据抗联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回忆，期间陈潭秋还曾被代表团再次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但因故未能重返东北。

    在协助陈云领导抗联斗争期间，陈潭秋多次到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八分校（即抗联干部学校）讲课，宣传中央苏区的斗争经验，他的讲课给抗联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还和许多在莫斯科的抗联同志促膝谈心，掌握东北抗日斗争的第一手资料，原吉东特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林业部第一副部长、黑龙江省省长的李范五（张松）、原抗联第二军参谋长、以后在重庆谈判中担任毛泽东警卫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的陈龙（刘汉兴）等许多抗联同志，都与陈潭秋多有接触，甚至“陈龙”这个名字也是陈潭秋起的。

    在代表团工作期间，陈潭秋还主持过《救国时报》的工作，在他的积极推动和组织下，在莫斯科的抗联同志撰写发表了大量记述日寇暴行和东北人民不屈斗争的文章，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白山黑水的苦难与苦斗，由于其中许多同志文化水平不高，陈潭秋付出了大量的精力，用于整理这些文稿，如陈龙撰写的《史忠恒烈士传》等。他还以在东北工作时期的化名孙杰，亲自撰写了《东北抗联第四军介绍》和《满洲的游击运动》（这本书是在陈潭秋同抗联干部多次谈话的基础上写成的）两本小册子，于1936年和1939年在苏联出版，对抗联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总结。1937年7月10日，《救国时报》发表了陈潭秋以化名徐杰为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给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第七军军长陈荣久、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红光、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史忠恒、第五军第二师师长傅显明等先烈的悼词，与他联名签发悼词的还有陈云（史平）、邓发（方林）、吴玉章（王荣）、曾山（唐古）、滕代远（李光）、李立三（李明）等，悼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榜样，号召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团结在“举世闻名的民族英雄”杨靖宇的周围，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9月18日，陈潭秋又以觉民的化名，在《救国时报》发表《狱中生活的断片——“九一八”六周年的回忆》，记述“九一八”后哈尔滨狱中的抗日宣传。

    1936年7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陈潭秋为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杂志撰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忆》，指出：“在党内外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的、苏维埃的、红军的优秀领袖，如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同志，正在领导着中国人民作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斗争”。1937年1月6日左右，杨靖宇收到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来的这篇文章，此后将其确定为抗联第一路军政治教材，对抗联同志了解党的历史、认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巨大贡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陈云、陈潭秋等同志对东北抗日斗争的领导，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36年元旦，毛泽东在致朱德的电报中亲笔手书：“中央已派大批人去指挥抗日战争，东三省抗日战争有大发展”。陈潭秋参加中共代表团抗联领导工作的消息，经魏拯民、杨松（吴平）等同志传达到东北后，有力地鼓舞了抗联同志的斗志，杨靖宇尤其欢欣鼓舞。1937年1月16日，杨靖宇以化名元海，亲笔致函陈潭秋（化名文光），寻求加强同代表团的联系，遗憾的是，虽然这封信保存了下来，但在现在可以查到的档案中，并没有发现陈潭秋和代表团收到或回复这封信的记载。

    1939年以后，陈潭秋被党中央派往新疆工作，与毛泽民等同志一起，在致力于发展统一战线、建设抗战后方、实现民族平等的同时，也一直牵挂着东北抗联的斗争，对当时通过新疆回延安或留在当地的抗联同志，陈潭秋都与他们有着密切接触，几十年后，韩光、褚志远等抗联同志仍记忆犹新。坚持战斗在东北第一线的周保中，也一直试图通过陈潭秋、毛泽民等在新疆工作的同志，恢复与党中央的组织联系，早在1940年6月12日，周保中就要求苏方协助抗联代表越境回国，去新疆转延安向党中央汇报。

    1942年以后，随着盛世才随时可能公开反共，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将陈潭秋、毛泽民等新疆干部撤往苏联远东，准备参加对日作战。为此，1942年7月7日，毛泽东一天之内两次致电季米特洛夫，通报：“至于我们在新疆的干部……如果将他们逐步转移到苏联，那他们就可以继续学习或治病，而一旦在远东发生战争，他们都可以参加远东的工作……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同在延安的苏联同志讨论了这个问题，并拟定出以下措施：1、将飞行员和兽医40人转移至苏联继续学习，如果远东形势发生变化，他们将完全由苏联任用从事某种工作。2、在徐杰机关的50人将逐步转移到苏联继续学习和治病，其中的一些老干部，经我们同意并在远东形势发生变化情况下可以任用做适当的工作”。” 8月1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季米特洛夫，通报：“在这些同志（指陈潭秋、毛泽民等新疆干部——引者注）当中，除30名航空技术学员外，其余的人多数是中下层干部。能否将他们分批派到苏联进行培训，以便以后一旦爆发苏日战争可在远东战场使用他们”。

    与此同时，以陈潭秋、毛泽民为首的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们，也在积极筹备经苏联远东奔赴东北，投身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1942年8月下旬，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陈潭秋就提出在撤往苏联后，“较重要的干部……可派外蒙或东北游击区工作”。其中有方志纯、杨之华、马明方以及后来叛变的徐梦秋、潘同等。

    党中央和陈潭秋等同志的安排，经过秘密渠道传达到东北抗日联军后，周保中等同志无不欢欣鼓舞，期待与新疆战友会师的时刻，周保中在工作笔记中记录了陈潭秋和毛泽民的化名和地址：“新疆迪化南门外招待所，督办公署财政厅周副厅长斌转徐杰同志”。这里的“迪化”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周斌”实际上应该是“周彬”，这是毛泽民当时在新疆的化名。直至1943年5月25日，周保中还期盼“必须从莫斯科方面获得中国人政治、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共中央联络，经新疆派遣人去”。

    然而，正当陈潭秋、毛泽民即将撤往苏联远东之际，盛世才提前于1942年9月对共产党人下了毒手，导致党在新疆的工作被彻底破坏，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慷慨就义、血洒天山。

    陈潭秋最终未能重返东北，更没有能够指挥抗联战斗到最后胜利，党中央和东北抗联恢复组织联系的机会再一次错失，铸就了历史的一大遗憾。但他的英名已闪耀神州大地，他的遗爱已融入白山黑水，他对东北革命的贡献将永垂史册，东北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不朽业绩和崇高精神。

    永远活在习近平记忆中的十位抗联战士

    习近平总书记——党和人民敬爱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树立了补充理想信念之钙、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的榜样，诠释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内涵。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一直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评价。200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视察哈尔滨时，专程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向抗联先烈致敬。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情地赞誉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军数以百万计的将士献出了生命，涌现了无数英模人物和英雄群体，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018年1月11日，在十九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以蔡和森、夏明翰、杨靖宇、江竹筠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政治定力，永远为真理而斗争。

    附录：林彪与东北抗战

    林彪的一生，已经由历史和人民给他作了结论。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贡献，也早已众所周知，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曾为东北抗战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早在1935年底，中央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之际，毛泽东就有意让林彪承担东征任务，为将来直接联络抗联做准备。此后，在林彪担任红军大学校长期间，正如斯诺所见，还准备从“抗日义勇军干部”中招收学员，终因未能与抗联直接联络而未能实现。也正如前文所述，林彪也和毛泽东、林伯渠、张闻天等一起，陪同斯诺观看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短剧《侵略》。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林彪和聂荣臻率领八路军115师挺进华北。9月25日，就在平型关大捷的当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林彪，提议组建一支包括中央军、东北军、晋绥军在内的统战性质的抗日武装，以林彪率领115师为先锋，在华北主动出击，并通过热河向东北挺进，以期分散和消灭日寇，减轻华北战场压力，“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由于国民党华北正面战场迅速溃败，这个设想没能实现。

    1938年，林彪因被晋绥军误伤，去苏联治疗，此后至1941年，他以化名李进，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成员。在此期间，他一直关注东北抗联的斗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在1938年5月发表的《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一文中，林彪指出：“由华北向东北发展的游击战争，首先应在XX与XX（原文如此，似为辽宁与吉林，下同——引者注）发展起来，并渐与原在XX两省西部北部原有的游击战争，衔接起来和配合行动”。

    1939年7月5日，在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林彪发言具体对比了东北抗联与八路军的不同，实际上提出了抗联向中苏边境实行战略收缩的问题。他指出：“在华北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的军事行动（游击战），根本不同于东北各省（满洲）义勇军的行动，因为义勇军的行动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也没有这样顽强。此外，他们也不善于如此广泛地动员群众，而在目前的被占领区却在进行。所有这一切都会给日本人的推进造成困难……不能将八路军与东北各省的义勇军相比。八路军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有接近、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方法。这些特点是满洲的义勇军所不具备的。八路军可以与全国的其他部队配合行动，此外，八路军还拥有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满洲的义勇军没有这个优势。华北的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困难，满洲的义勇军也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八路军不应该向陕西、甘肃或青海撤退，因为那里没有物质条件，此外，八路军也会丧失政治威信”。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1941年初，正当以周保中为代表的抗联同志在伯力坚持原则，捍卫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联的绝对领导之时，林彪也正在莫斯科与季米特洛夫研究东北问题，并明确表示支持周保中的正确立场。2月5日，林彪致函季米特洛夫，通报了八路军挺进东北的具体部署，坚持满洲游击队必须也只能由八路军“吸收、帮助和指导”。信中有关内容如下： 

    按照各种军队的驻地，现在整个中国大致可分成四个地区：

    （1）只有日军和我们游击队的满洲，那里既没有国民党军队也没有我们的正规军。

    八路军的主要行动方向应该是通往满洲的道路。如果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向满洲行进，那么蒋介石和国民党首领们都会同意这样做。向满洲进攻并不意味着从华北撤走八路军，把它投入同日军和满洲国军的阵地战。八路军的主力应该留在华北。派主力去满洲，这意味着失去在华北的根据地。进攻必须用1000到1500人的突击队。最好这些突击队是骑兵，一旦失败，他们可以退到自己的后方。这些队伍应通过无线电互相联络，以保证作战行动的统一。在满洲不要占领大城市，而要坚持蚕食策略，以小股部队逐步向前推进。

    要吸收、帮助和指导目前在满洲活动的所有游击队。但不要吸收由蒋介石政府指挥的原国民党满洲部队，因为这必然会引起摩擦。

    必须研究满洲的情况、游击队的斗争经验和通往满洲的所有交通要道。

    林彪的上述意见，很快得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批准。9天之后，2月14日，曾坚持抗联应归属苏联远东军指挥的苏方联络员“王新林”（化名）奉上级命令，向周保中赔礼道歉并收回了错误意见。东北抗日联军捍卫党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