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未能与至亲相见

    “四人帮”被粉碎后，大气候变了，对我们家来说是轻松了许多。1979年姑姑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获准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由娇娇夫妇陪同。华东医院随行的护士回来问我，姑姑其他地方都没哭，到中南海主席的卧室就哇一声哭了，什么道理？我说你看她眼光在哪个角落，你到那个地方去找原因，别问她，她不可能说的。我们猜想，可能她看到了一样东西，要么是两个人共同用过的，要么是她送给主席、他临终还留身边的，情感无法抑制才爆发出来的。

    姑姑在北京301陆军总医院高干病房住了一年。一年后，姑姑要求回上海。我爸知道为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治疗过的针灸医师技术精湛，想介绍给姑姑（1977年姑姑从福建回来不到半年就中风瘫痪了）。但这个医生很有点性格，绝不去医院医治病人。另一个原因是姑姑自己在北京吃东西不习惯。

    谁知上海市委不让姑姑住湖南路旧居。我妈和我在虹桥机场休息室等她，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张世珠也在，说要姑姑住华东医院，还问出了问题谁负责？后来我们和我爸说，我爸拍胸脯说我负责！可是我爸当时不在，我妈不敢讲这话。姑姑的飞机一落地，张世珠和医生、护士立即上去围住姑姑，将她抬下飞机送去华东医院。

    第二天姑姑一醒就嚷嚷，我不要住华东医院，我要出去！华东医院便向中央告状，说我们贺家干扰治疗，鼓动病人出院。于是，我爸也不含糊，在福建打个报告给中央办公厅说，本来贺子珍就不愿意住那里，你们硬要她进去。中办不同意姑姑出院，我爸两年中多方奔走，联系其他医院做转院事宜，最后又被中办否定，甚为无奈。

1965年国庆在杭州岳王庙，左起：贺怡养子刘子毅、贺小平、贺子珍、贺海峰

    姑姑在医院是过得不舒服的，华东医院将她喜欢的护士调走，又安排了一些眼线在她身边，其中有个徐姓护士在姑姑去世后拿出了所谓的遗言，以姑姑的干女儿自居。姑姑操永新普通话，徐某某操浦东普通话，两人语言无法沟通，如何能够交心？在这份遗言里，前三条都是关于她这个护士的，录音机之类当时比较贵重的东西都留给她，就第四条说将国库券留给李敏和外孙，也是奇谈。

    姑姑晚年记性依然极好。杨子江和王行娟要写她的书，采访她，杨子江1948年采访过她，凭印象写了一份履历表，向姑姑求证。我跟海峰两个人做翻译，没想到哪一年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姑姑都记得清清楚楚，她还提笔写下入党介绍人的名字。

    1984年4月，姑姑高烧不退，华东医院用了点青霉素，别无其他抢救措施。市委招待处祝副处长14日问我和海峰，姑姑喜欢穿什么羊毛衫，盖什么颜色的被子？我一听火冒三丈，人还没死呢，这么快考虑后事了？退一万步说，姑姑是女战士，又不是家庭妇女，她的遗体难道不盖党旗吗，盖什么被子？

    15日我爸从福建赶回来，提议医生用“安宫牛黄丸”，鼻饲打进去之后17日上午姑姑体温降下来，能和医生打招呼了。不知为何，17日下午起，医院不许我们亲属进病房。19日下午，姑姑弥留之际，我妈向院方提出我们亲属不进去但是得让李敏他们直系亲属进去，他们还是不同意，说会影响抢救。直到姑姑咽气，市委书记陈国栋进去看过离开后才放我们进去，遗憾的是姑姑临终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已无法得知了。

    遗物仅有两个皮箱

    当时我爸妈、娇娇一家都住在东湖招待所。有一天市委组织部来了两个人，再三强调中央决定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我想到姑姑一辈子所受的委屈、冷落、不公，冲口说：“我们拥护丧事从简，但不同的人应该不同对待。姑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她隐姓埋名几十年，最后一次，要给她恢复名誉！”他们又问姑姑的悼词是否由家属来写？我说：“悼词怎么家属写？应该是组织写，家属过目。”组织部的人却说，悼词写不出来，因为没有她的档案。

    市委和我们商量骨灰放在龙华烈士陵园，我们都不同意，提出两点理由：一、姑姑是属于中央管的干部，上海只是代管；二、她唯一的女儿在北京。有关负责人说，你们一定要放八宝山那也就是最后一厅。我爸爸说第几厅无所谓。在我们的坚持下，上海只好上报中央，最后北京回音来了，邓小平拍板：一、骨灰放八宝山第一厅；二、政治局委员以上干部全部送花圈。姑姑去世后终于得到了她生前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1968年，贺家第三代表姐妹（左起）贺海峰、李敏、贺小平在上海合影

    追悼会定于4月25日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前一天，娇娇打电话给毛远志，问他来不来参加追悼会，毛远志说没有收到讣告。我们这才发现为了控制参会人数和影响力，姑姑的讣告全都没发。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市委机要员连夜送讣告，外地就实在鞭长莫及了。追悼会当日，祝副处长和徐护士嚎啕大哭。悼词的内容果然没有重点，草草了事。

    姑姑病房的遗物一开始是华东医院保管，后来就是市委保管，湖南路居所一概禁绝出入。市委运了两个水果篓子到东湖招待所交给娇娇，说贺子珍的东西都在那儿。其中皮箱有两个，姑姑从苏联回来就带了这两个皮箱，去世还是两个皮箱，这么多年可谓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此事做得太绝，上海是娇娇的伤心地，她二十年都没有回来。

1987年4月两会期间，贺敏学、贺小平父女在北京空军招待所

    “领袖家风——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大型巡回展”2004年2月在上海举办（此前已经在福建、浙江、广东等地举办，上海之后最后一站是韶山），我们陪娇娇到湖南路招待所看了一次。她一上楼，没敢先进姑姑的房子，先到她自己的房间以及主席去世时我和海峰住的房间，再回到走廊里，要下楼时才进入姑姑房间。二十年了，人心底最柔软的情感还是会被勾起。

    关于姑姑的骨灰安置，2010年娇娇来看世博会，我给她提过建议。我说娇姐，现在放在八宝山没有什么问题，若干年以后呢，我们都走了呢？为长远计，我建议姑姑的骨灰还是放回井冈山吧，我爸的骨灰就在江西茅坪，江西人对我们贺家是没话说的。娇娇姐回答道，你讲得有道理，我考虑一下。

    我是我爸唯一的孩子，他很疼我，但他调动去外地工作几十年而始终将我留在上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读懂了爸爸。姑姑的前半生，巾帼英雄，意气风发；后半生，忍辱负重，凄苦孤寂。爸爸希望我能留在她身边照顾她，给她家的氛围和一点暖意。而我，有幸陪着姑姑走完了这不甚愉快却还算从容的半生，与她结下这段深厚的半生缘。

2016年6月，采访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飞德（左），整理者杨之立与贺小平女士（中）在其家中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