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零零零年仙逝，骨灰埋葬于于底村西，中国南水北调大河西岸。他可以天天看着长江母亲的一泓碧水滋润着故土，一定是安心了。时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的崔凤鸣同志，委托石家庄铁路分局专人赴家吊唁。二十一年了，一直想写点东西来纪念老人家。

    他是石家庄铁路分局邯郸机务段“5348”机车组司机长，全国劳模，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一

    一九二零年父亲出生于获鹿县于底村。家里很穷，曾经跟着我奶奶沿街乞讨。到了上学年龄他很想上学，我爷爷只让他上到小学四年级，便让他去于底街小饭馆当小工，打烧饼、烙大饼，挣点钱补贴家用。那时于底村是获鹿县十大集镇之一，沿街南北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各种农民买卖很是繁荣。方圆几十里能言善辩、远近闻名的爷爷赫老明，其独生子竟然木讷（ne)寡言，只做事，不说话。但他内心并不安静，晚上在如豆煤油灯下，文学、历史、物理、化学无不涉猎，如饥似渴，含英咀华，汲取各方面的知识，显然是将灵气深藏于内心。有一次爷爷染衣服，口袋里一些纸币没有掏出来，一起染了色，懊悔不迭。父亲只说了一句：“给我试巴试巴吧。”爷爷给了他，瞥了他一眼。他用自学的化学知识配了药水，进行了漂洗，居然翻新了。这大大出乎爷爷的意外，少有的夸奖了两句。他知道鲁迅，看过鲁迅的书。我至今保存着他当时居然能买得起，精心读过的泛黄发黑的，三十年代出版的四卷本《三国志》，扉页上工工整整写着他的名字：“赫同春”。日军侵华后期，他到石家庄铁路机务段做司炉，开火车。我曾问他日本工头对工人怎么样，他说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短短时间，他竟能够粗说日语，阅读日文火车技术书籍。一九四七年石家庄甫一解放，就到新生的铁路机务段上班，继续开火车。

    二

    伟人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实践，从亲身体验中得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经历了一场特大事故，应该说是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他开着一列数千吨的钢铁洪流，从太原开往石家庄，经过西栗村道口前，减速，鸣笛。因为路旁建筑物造成盲区，看不见有什么人要经过路口。护路人这时应该放下栏杆，不许有人通过。突然一队全副武装满载士兵进行军事演习的车队过路，护路人早吓傻了眼，不敢放下栏杆阻拦军车。瞬间一辆军车被撞翻！一个军官满脸杀气，把枪口指向他的胸口，吓出他一身冷汗，好在没有扣动扳机。他被停职，脸色苍白，神情恍惚，在家休息。如果没有减速，如果没有鸣笛，如果……，是要上军事法庭的。经过铁路局和军方的调查，排除了司机的责任，恢复了工作。我看军方和护路人都有责任，军方更大一些，难道组织者不知道要过铁路会遇到火车吗？为什么现在军演都要提前进行公告？高速行驶的火车和飞行中的飞机有什么区别？一瞬间的疏忽就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责任真的比山大啊。

    六十年代初， 他被抽调到邯郸机务段，在“5348”号机车上先做司机，不久又做司机长。一个机组九个人，三班倒。机组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始终处于待命状态。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司炉不停地往炉膛里填煤加水，烟熏火燎，水、灰蒸腾；两边各坐一个司机，不错眼珠地进行瞭望和操作。有任务时提前通知，换上一身油污的工作服，被人们称为“煤黑子”，到值班室待命。他仍然是少言寡语，不善言辞，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就是实打实地干活，善动脑筋，总是能比别人的机车干得出色。从未见过他向人说过他的工作成绩，但从工友们赞叹的口中，佩服的眼光中知道，他的机车在段内百余辆机车中各项指标处于最优状态。他经常执行中央领导专列和军工运输任务。也是从他的同事口中听到，他们和中国铁路上的一杆旗帜——“毛泽东号”机车组，多次进行交流并合影。真不知道他这个不善言辞的司机长是怎么和毛泽东号交换意见的。但仔细一想也就理解了，那个年代主要不是靠嘴皮子，靠的就是实干。你日复一日把火车开的安全、平稳、准点，设备运转优良，能把同事们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你把石油从地下多快好省地抽上来；你把庄稼种得高产、优质，你就是优秀，得到国家的信任和尊重，给予极高的荣誉。工人阶级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工仔”，是大写的“人”。我和妈妈都未从他嘴里知道他什么时候被评为全国劳模，什么时候被选为全国党代会代表，什么时候去北京参加“九大”，也不知道开会回来有没有和在什么场合传达会议精神。倒是听说河北电台要采访他，事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个稿子，反复念了几遍。录音时到底结结巴巴，记者无奈摇头，终未播出。“5348”里曾经出了不少人物，有的去参加坦桑尼亚铁路建设，有的提拔到铁路领导岗位。从北京铁道学院老三届毕业的崔凤鸣，分配到“5348”做司炉，后来先任石铁分局党委书记，后任北京路局党委书记。

    五十年代家里曾买了一辆德国造的自行车，好骑，轻便，结实，在国内不多见。有一次在邯郸市骑车，碰到一个人非要求卖给他。父亲不卖，那人死缠烂打跟到家里，不给就不走。见他实在想要，只好卖给他，要九十元，那人要给一百元。父亲坚持说：“九十元！它只值九十元。”最终九十元给了他。至今弄不明白，他为一什么说它只值九十元？

    在邯郸工作二十年，组织上见他年纪大了，安排他从机车上下来，转为干部在办公室工作。仍然是兢兢业业，整天忙东忙西，大事小情十分热心，高度负责。快到退休年龄时，他向组织上提出要求调回石家庄。组织上说：调回可以，但要由干部转为工人，离休改为退休。这不是处分吗？简直是岂有此理！估计接待他的是个刚来没几天的小年轻人，大概也不太清楚他是谁。如果他分辨一下，不行就直接找段领导，再不行就去找分局领导，也不会提出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求。但他只说了一个字：“行！”并按要求写了个“绝不后悔”的保证书。回老家就是他的最高目标。于是被安排到石家庄正太饭店旁边、大石桥对面的铁路生活段看大门。这里是司机们待班、吃饭、洗澡、休息的地方。他仍然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和开火车、坐办公室一样，绝不出现一丝纰漏。

    三

    一九八零年他退休了，放弃市内生活，一刻不停回到于底村居住。“于底”村名的来历，是这里位于古太平河沿岸。不知从哪个洪荒年代开始，太平河到了这里分成向东和向东南两个方向的流水，于底一带自然形成了一座狭长的土堤。这堤坝形似鱼，本地人取谐音，将村子称作了“于底”。

    老家、老街、老乡亲，门前的下马石、干涸的太平河道，埋在地下多半截的古石桥，春天飞舞的榆钱花，夏日的蝉鸣蛩唱，秋天压弯枝条的大红枣，冬日皑皑白雪映衬下的炊烟，这一切深深吸引着他。

    回去干什么？修庙。于底村北有个重胜寺，初建于后周，一千多年的历史，如今叫“虚云禅林”，气势恢弘，大雄宝殿为重檐歇山绿琉璃瓦顶仿唐建筑，弥勒笑佛中间坐，微微俯视，普度众生；四大金刚列两旁，面容恬静，慈眉善目。九零年以前它可不是这样，千年古庙被荒废，古佛不知在“文革”中被哪些好心人埋在地下；五十年代是村里小学校，我在这里上到三年级；然后是生产队六小队的仓库，破败不堪。

    重胜寺南二百米，是建于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永安桥，飞架于古太平河上。桥上数百年形成的车辙、脚印，青石栏板上的雕花，有说不尽的美；桥拱正中高浮雕的巨嘴凸目、孔武有力的吸水兽，震慑着西来东去的河水；五十年代还是春有流水潺潺，夏有暴雨捲着冲下的杂物滚过；桥南有康熙年间的穿心阁、古钟楼、土地庙、娘娘庙；逢年过节鼓声咚咚响彻全村。这一切曾经组成一幅和谐的唯美画卷，现在仅存着破败的石桥、旗杆和挂钟石。

    父亲身在中国铁路产业大军几十年，自然有工人阶级的风骨，但骨子里、本质上还是一个朴实的中国农民，深深眷恋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热土。每天早、午放下饭碗，就和两个志同道合的老头去老庙里干活。在那个还没有几个人理解和在乎的年代，凭着老胳膊老腿，拿出他们所有的气力，清理残砖破瓦、枯草烂木，从地下挖出古佛，在村里挨家挨户募捐重修重胜寺，从清晨忙到天黑。居然还知道一次次跑到河北省佛教协会，诉说重胜寺历史，建议将佛协迁到重胜寺办公。在要求他将离休改为退休时，为什么不知道分辨一句呢？

    功夫不负老头们，竟然说动了佛协，真的迁来于底。2005年初，柏林禅寺主持和香港旭日集团老总杨勋来此礼佛，发愿捐资，投资数百万，新建大雄宝殿，终于迎来今日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