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挚爱英才，桃李芳菲

    抗战学院是冀中根据地初创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革命学府,共办了两期,每期3个月,共6个月。第一期1400人,第二期1300人,共2700人。武汉失守后,日寇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其进攻重点,对冀中平原连续发动五次围攻,形势日益疲酷,于是第二期就提前结业。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全体师生转移到饶阳安平边界集合,大部分分配到冀中5个分区工作,一部分参加了一二0师教导团,还有一部分由邢仁杰带队提前去了冀南。当时大家满腔抗日热情,不管分配做什么工作,不管分配到什么地方,都不计较个人利益,背起背包来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抗战学院虽是短期训练班,但成果是显著的、为当时党、政、军、群众团体培养了大批中下层领导骨干。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干部已遍布全国各地和各条战线上。解放前他们参加了革命战争,建国后又积极地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担负着各方面的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也有不少同志在战场上光荣牺牲了。

    吴立人任冀中九分区党委书记、分区游击大队总政委，他所在的九分区吸纳了200余名的抗战学员，学员们都称吴立人为书记老师，吴立人对他们也委以重任，使他们把学到的知识灵活运用在抗战实践中。   

    吴立人针对每个学员的特点，分别让他们担任了班、排、连长，有的担任了除奸科长和首长秘书，还有的担任了县委书记、县长游击大队队长。对这些学员他始终关心，没有放弃“继续教育”。更重要的是吴立人把他们扶上马后还要送一程。这些抗战学院的学员有不少成为优秀的指战员和党在各级组织中的领导者，为坚持敌后平原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日寇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十几万人的肃宁小县戳起了40多处据点炮楼，对抗日居民昼夜清剿，120人的肃宁县大队损失严重，仅幸存了十几人，六个区小队只剩下了2个，法西斯恐怖笼罩着肃宁县城。   

    吴立人面对险恶的形势，任命抗战学院的学员李伯宁（时任冀中九分区任丘县担任游击大队参谋）任肃宁县县长，兼县游击大队队长。李伯宁虽然有勇有谋，英勇善战，吴立人还是放心不下。   

    1942年11月，吴立人找到李伯宁和县委书记王耐林，在徐庄村地洞里开会，当面授命肃宁县委书记王耐林兼任县游击大队政委，研究加强县区武装和加强敌伪军工作等问题。并要求中共肃宁县委和全县人民生死与共，紧紧抓住重建抗日武装和进一步瓦解敌伪军这两个克敌制胜的环节，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机智灵活的斗争。李伯宁上任后肃宁县从1942年下半年的“单打一”(单个铲除铁杆汉奸)开始，到1943年3月，县大队受损失后的十几人恢复到100余人，各小区恢复到50人左右，村游击小组也相继活跃起来。到1944年8月，肃宁的县区武装与活动在本县的34区队(约相当独立营)密切配合，不断打伏击、拔据点，共歼敌900余人，攻克逼退敌据点39处，迫使敌人只能困守县城、梁村、玉皇庙3个孤点炮楼，敌伪士气颓丧，斗争态势根本改观。   

    与此同时，吴立人指示李伯宁带领游击大队机智巧妙的瓦解敌伪军工作有卓越成效。通过政策攻心、示警告诫、派遣打入、释放俘虏等多种方式使很多伪军警转变了思想，到克城前已有百分之四十与我内线保持联系。   

    吴立人为使肃宁县城尽快解放。1944年9月，吴立人给冀中军区34区队和肃宁县委下达攻城命令，并派军分区参谋长李健来肃宁指挥作战。参战部队有34区队、肃宁县大队和各区小队，并部署博野、高阳、蠡县三个县大队打援。   

    9月29日上午，李伯宁组织了攻城指挥部召开动员大会布置作战任务：34区队一连和肃宁县大队由区队长贾桂荣等指挥攻东门。区队2、3、4连由区队政委杨栋梁指挥攻西门(肃宁城无南北门)。黄昏后攻城部队按时运动到冲锋出发地，指挥部设在南城附近的寨南村，由李伯宁和李健等组织整个战斗。   

    学员李伯宁从担任县长、游击大队长直至到肃宁全程解放这3年的时间里，吴立人非常关注他，使他灵活利用了在抗战学院学到的知识战绩卓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纪》记载：肃宁县1944年中秋节前夕，全歼了县内的日伪武装，使肃宁成为冀中区第一个完全解放的县份。   

    在1942年“五一扫荡”的“清剿”中，县区有些干部成为汉奸叛徒，为日寇办事或提供情况，冀中九分区各县的抗日组织遭到严重损失，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吴立人在恢复抗日武装和党的组织，首先开展了锄奸工作，选派抗战学院学员孟庆章担任冀中区锄奸科科长。孟庆章，安平县谷家左村人，1937年参加安平县自卫大队，1938年8月考入抗战学院，结业后吴立人先是安排他在冀中九分区警卫营担任班长、排长。开展全区的锄奸工作后，吴立人首先想到的是孟庆章，在学习期间学习认真，战斗勇猛，遇事肯动脑筋，方式方法多。委以重任后集中了十天的时间对全区罪大恶极的汉奸、叛徒进行了严厉打击，先后处决了13名民族败类，震慑了敌人，为进一步恢复敌后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吴立人常对人们讲，抗战学院的学生们是我在抗战期间生死与共的战友和同志，据原新疆建设兵团王寿臣的女儿王卡佳《我的父亲王寿臣》一书中写到：1938年，不满15岁的王寿臣参加革命后，被分配到冀中九分区担任吴立人的警卫员。父亲当年的名字就叫王群增。因父亲年幼聪颖，组织上送他到专区办的“民主革命中学”，学习文化知识，抗战学院成立后又派去军政院学习。入学后，日本鬼子开始疯狂的分割扫荡，第二年学校被迫解散。1941年下半年父亲再度被调回到吴立人身边工作，担任排级警卫员。吴立人此时是冀中军区九分区政委、地委书记。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冀中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天下午，吴立人在分区无名村开会，村子突然被日本鬼子包围，情况十分危急，父亲让政委和其他人先撤，自己留下来阻击，吴立人大声命令：“大家立即疏散，我顶着！”其他人匆匆离去，父亲使劲推着政委，“你走，我留下！”就在吴立人与父亲争相不让的紧急时刻，一个村民忽然跑过来，抓住他俩的手迅速拉到牛棚的草垛中，只听见一声枪响，子弹穿过草垛，击中父亲的大腿，鲜血直流。直到深夜，枪声渐渐远去，终于化险为夷。这段故事著名抗战作家梁斌在《和吴立人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有精彩描述。解放战争时期王寿臣随华野转战南北，历任解放军团长、师长，建国后任新疆建设兵团副司令员。   

    吴立人在抗战时期注重把学员养成抗战的骨干，不断对他们进行培训和谈话，1939年10月在蠡县的莲子口村，为抗战学院的学员专门举办了地道研讨班，1940年夏吴立人带领九分区抗战学院的学员们到地雷战开展较早的冀中七分区安平县举办了“爆炸物”训练班，，让安平县的爆破大王吴兆林（曾任冀中军区爆炸厂组长）讲授制造火销、火药和地雷的方法，并让安平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王东仓介绍了安平县民兵开展地雷战的经验。让学员们首先掌握了地道战和地雷战的知识，从此地道战、地雷战在屋里人所领导的九分区广泛开展起来，成为群众游击战争的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势。吴立人亲自编写《地道战和地雷爆破》等小册子，现在珍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吴立人在《档案》中写到：我能坚持八年抗战，开创地道斗争，组建雁翎队，实施地雷战，成立敌后武工队并取得经验和成绩，与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分不开，与我授课的学员们对我的支持分不开，学员们是我一生的挚爱学生和亲密战友。他们是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坚强后盾。   

    解放后有不少学员的学员担任了省部级领导。冯佩之，原名刘金亭，1918年5月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1937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武强县委宣传部部长。1938年8月在抗战学院学习，1940年7月吴立人结合九分区的情况，根据上级指示，在所领导的九分区最早各县建立了公安局，各区村又设了治安员，九地委建立公安督察处，任命抗战学员冯佩之为公安督察员。公安局负责督查各县的锄奸反特，肃清暗藏的敌特、密探、间谍。为抗日战争扫清障碍。公安局建立后，通过镇压敌特分子，即为抗日战争扫清了障碍。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督察员冯佩之几次陪同吴立人书记以蠡县为基地，先后到清苑、高阳、博野、肃宁、白洋淀等地区视察，听取各县公安局长的汇报，部署锄奸反特工作，鼓舞士气。一天夜里，冯督察员派人把刚调任肃宁县公安局局长的李兰芳（原名齐景霖，安平人，1925年入党），在蠡县和肃宁交界的村庄相见，格外亲切，李兰芳关切地说：“吴书记和冯督察员，情况这么紧张，你还还亲自下来，多危险啊！”冯督察员说：“是啊！现在情况紧急，吴书记放心不下我一个人来，非愿意和我一起来看看你们，也了解一下各县的情况。冯督察员对李兰芳说：“今天来主要是告诉你今后怎么找我，如何联系。我们要以蠡县为据点，建立一个交通网以便和各县公安局及时取得联系。我今晚还要去博野后还要回蠡县，别等我了，明天你去蠡县找我研究肃宁的锄奸工作。”说罢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说：“蠡县再见！”吴立人和冯佩之连夜赶到蠡县听取公安局局长郭亚民的汇报，部署建立交通网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冯佩之任张家口市公安局司法科科长，宣化市公安局局长，平西地委城工部部长兼军分区敌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北京市昌平工委第一书记，北京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医学科学院兼中国首都医科大学党委书记。

    吴立人曾任名的肃宁县长、游击大队长的李伯宁，1949年参加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历任水电部司长、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4年被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党组书记。1986年任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 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主持了三峡百万移民的试点工作，经过8年的努力探索，在农村移民、城镇搬迁和人才培训上，成功地创造了“改革过去的一次性赔偿为开发性移民”的丰富经验，为移民搬得出、安得稳和发家致富创造了条件。得到中央及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许和广大移民的热烈拥护，为人大通过兴建 三峡工程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李鹏总理称他是：“呕心沥血，力排众议。”为三峡工程的上马立了大功。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后，他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

    吴立人生前回忆：解放后，抗战学院的不少学员还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学员崔月犁经常到家看他，汇报工作，请教问题，交流思想。

    据史料载：抗战学员崔月犁，1937年6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抗战学院结束后安排在冀中九分区，1943年，3月调往北平、天津地区，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为古城北平的和平解放出生入死，在建国初期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为北平的重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8年的铁窗生涯，而革命气节毫不动摇；1978年担任卫生部副部长以后，走遍全国深入调查研究，做出了“振兴中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决策，成为振兴中医药事业的一面旗帜，1982年4月，任卫生部长、党组书记，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冀中人们称誉抗战学院是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摇篮，抗战学院的校歌流传至今。

    资料来源：《深县志》、《中国共产党衡水历史》、《束鹿县党史资料汇编》、《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历史》、《吕正操回忆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肃宁县志》、《中国共产党安平县历史》、《吴立人档案资料》、《孙犁文集》、《杨秀峰同志谈抗战学院》、《我的父亲王寿臣》、《风云初记》、《烽火情—冯佩之和他的战友》。

    （作者系中共安平县委组织部部长。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