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老区黑龙江省延寿县，提起抗日志士李秋岳，上一点年纪的人都能讲出几个她在延寿开展抗日活动的故事。

    李秋岳，原名金锦珠，化名张一志，朝鲜平安南道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七岁时，其父亲不幸病故，只留下了寡母弱女，苦度光阴。

    1919年，她与伴侣杨林，原名金勋，化名毕士悌，参加了朝鲜“三一”起义。因起义失败，杨林遭日本侵略者通缉，于1920年来到中国，在云南讲武堂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黄埔军校学习。1924年，李秋岳追随丈夫来到中国，1925年2月，李秋岳参加了广东国民革命军第一次东征，在宣传队工作。后参加了平定滇、桂军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斗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李秋岳已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李秋岳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中央为了保护李秋岳和杨林，派他们夫妇到前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杨林任满州省委军委书记，李秋岳任妇女部部长。

    1932年，杨林奉调中央苏区任红一方面军补充师师长，而李秋岳则被调往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工作。李秋岳来到珠河后，把出生不久的儿子委托一个农户照料，自己则活动在河东、侯林乡、黑龙宫、乌吉密、石头河子及三股流等地。她先后任县委委员、妇女部部长、铁北区委书记等职。在珠河游击区，李秋岳率铁北区的群众支援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她组织抗日群众为哈东支队送子弹、送鞋子、送粮食，做衣服，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在艰苦的环境里她年幼的孩子因疏于照料不幸夭折，丈夫又不在身边，劳累和悲伤令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即便如此，这位坚强的女性仍旧坚持在对敌斗争的前沿。1934年1月，中共中央准备将李秋岳调回中央苏区。当李秋岳得知消息后她犹豫了，她说：“我一家团聚不会长久，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赶走日本侵略者，让千千万万的家庭团聚。”最后决定不去中央苏区，留在珠河中心县委继续工作。

    1934年春，东北抗日游击区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李秋岳离开珠河中心县委，来到延寿县中和镇天台山一带为抗日斗争奔波。8月，李秋岳担任了中共延方特支书记，开始了更为艰险的浴血奋战。她到任后，便着手成立组织，发展党员，积极为部队传递情报、筹措弹药、枪支和给养。

    李秋岳当时三十三、四岁，个子不高，一身朝鲜族服装打扮，因她皮肤有点黑，待人亲切和善，当地的百姓都叫她“小黑李子”。她的公开身份是来中国寻找在朝鲜离散的母亲，为了渡日和生存才落脚佣工，之所以落脚在中和镇天台山，是因为日伪军烧房并屯无人收留才流浪到此。不久，她在马鞍山沟里（今延寿县寿山乡）一个叫新开道的小屯子（今寿山乡民志村）住了下来。

    自1934年冬天开始的日伪军所谓的“联合讨伐”持续到1935年春，这期间李秋岳率领中共延方特支，配合赵尚志领导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侦探敌情、筹措物质、掩护救治伤员。她只身深入广大群众中，宣传抗日道理、动员青年参军、发动妇女姐妹做军衣军鞋，并在天台山的深山密林里建起了军用秘密营地和战地医院，接收治疗养护伤病员。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军械的使用率，李秋岳不惜跑出几十里路，到当时的加信镇凤山村，动员一位有开烘炉经验的老铁匠师傅，到深山密林中建了个简易的军械修造所，为军队修理各种枪支武器。在她们舍生忘死的努力奋斗下，不仅粉碎了敌人的讨伐，保护了抗日游击区，还使“红地盘”有了较大的发展，从延寿的天台山到珠河抗日游击区连成一片，比原来扩大了两三倍。

    1935年9月，李秋岳接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在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基础上必须加紧建立民主政府的工作，十月底完成双城、珠河、延寿三个县政府成立工作。”李秋岳马上率领中共延方特支的所有同志深入到群众中开展政权建设的准备工作。她首先在自己居住的村屯成立了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又在青壮年中成立了反日模范队、农民自卫军、反日青年义勇军等武装组织，并动员大批青年参军参战，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延寿县至今还流传着“小黑李子”配合刘海涛大队长大败日本指导官哲力的故事。1935年3月，李秋岳在延寿县寿山乡一带为抗日军队筹集物资。有一天，她的行踪被混进群众组织里伪装积极的刘会卿得知，立刻向日伪军通报了消息。日本指导官哲力，以日本军人曹高木为先锋，亲自率骑兵前去偷袭。可李秋岳早已从群众处得知了消息，迅速联系了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七大队刘海涛大队长，在寿山乡腰岭子密林中设下埋伏，待日军赶到双方发生激战。日军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十余人，大排队长李清毙命，曹高木身负重伤，敌人以马拖尸，狼狈逃窜，曹高木回城后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