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县河市坝东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名曰“洗脚溪”，溪旁一农家院子，便是开国上将陈伯钧诞生的地方。陈伯钧将军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毛主席曾称赞他“红军干才”，他的革命经历和传奇故事烩炙人口。

    一、秋收起义上井冈

    少年陈伯钧就读于达县中学(今达一中)，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四哥陈国宪劝说父母让弟弟去报考设在万县的省立第四师范，在省四师，陈伯钧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揭发反动校长肖秉廉贪污公款，迫害青年学生的事实，肖秉廉恼羞成怒，宣布开除陈伯钧。他徒步回到家乡，但不敢回家，因为“武秀才”的父亲家教很严，对学校“开除”不能理解，只好躲在包谷地里，渴了接露水喝，饿了掰生包谷吃，躲了两天，四哥带他到重庆，报考黄埔军官学校，1927年2月，设在武昌两湖书院的军校六期正式开学，陈伯钧与罗瑞卿、徐彦刚、游雪程编入学生军一大队二队，四位川东老乡在军校成了密友。经过种种革命斗争的历练，陈伯钧对共产党的信仰愈加坚定，经熊修武介绍，17岁的陈伯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7·15”，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形势急转直下，编入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的学生军乘船东下，准备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船到九江，被军阀张发奎缴械，押送到陆军医院附近露营。

    陈伯钧约了6个四川学友跑了出来，一路走，一路不停地打探消息，听说起义部队已南下广州，南昌不能再去了，几经周折，6人来到高安，经高安县委介绍，到20军独立团工作，陈伯钧被任命为团部副官。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根据起义部署，毛泽东来到了铜鼓，在铜鼓肖家祠独立团团部召开排以上干部会，开会那天正是农历的中秋节，陈伯钧有幸聆听了毛泽东号召举行秋收起义的讲话，心情无比激动。过了中秋节，部队就出发了，陈伯钧担任工农革命军3团3营6连1排排长，6连代理连长，参加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二、毛委员救了他一命

    井冈山有两股土匪，王佐及袁文才，毛泽东派陈伯钧到袁文才的队伍，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在铺着稻草的地铺上，毛泽东语重心长的说：要充分认识争取改造这支武装的重要性。毛泽东是井冈星火的播火者，陈伯钧等人成为井冈星火的第一星火种。

    1927年年底，毛泽东带了几个干部赶到茶陵一个村子，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枪声，毛泽东把毛泽覃、黎献教安排在上半夜值班，他和陈伯钧下半夜站岗。在关键时刻，急速赶到茶陵县湖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由陈伯钧带几个人把住会场，逮捕了准备叛变投敌的一团团长陈皓，挽救了井冈山根据地一次严重危机。

    处理了陈皓事件后，毛泽东带着部队回到井冈山，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任命陈伯钧为工农革命军教导队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队长吕赤，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陈伯钧的亲密战友。

    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酃县城，缴获甚众，陈伯钧搞到一支手枪，虽然这支枪锈迹斑斑，板机都扣不动了，但他还是当宝贝一样，爱不释手，向吕赤炫耀。吕赤半开玩笑地说：“这哪算手枪，半斤铁，拉都拉不开”。陈伯钧哪里服气，他将弹簧撞针擦试一番，板机慢慢活动了。一天，吕赤从外面回来，刚跨进门槛，陈伯钧握住手枪喊到：“看啰，半斤铁修好了！”说着扣动板机，陈伯钧万万没有想到，手枪里还压着一颗子弹，只听“砰”的一声，吕赤应声倒地，顿时鲜血喷涌，陈伯钧目瞪口呆，等他跪地呼喊时，吕赤已停止了呼吸。

    教导队长被打死的消息迅速传开，士兵委员会的成员气愤地扭住陈伯钧，用力地推到毛委员面前，“打死人要偿命！”再三要求毛委员枪毙陈伯钧。

    对于吕赤的死和面对着激动异常的士兵委员们，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但他格外冷静，经过反复问明情况，思虑良久，终于说到：“我们商量一下好吗？按理说，杀人者偿命，可是你们看看，已经打死了一个人罗，是否还要再打死一个人呢？”这么一说，激动的人群开始平静下来，毛泽东继续讲到：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玩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两个都是军事学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还很不够哩。

    士兵委员会的同志见毛委员这么尊重他们，而且讲得确有道理，也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但又不甘心事情就这么了结，于是提出：“毛委员，这就算完事了吗？”

    毛泽东微笑地说：“没完，我们不杀，但是要罚！”“怎么罚？”大家急切地问。

    “陈伯钧误杀吕队长，罚他一百板子”，毛泽东指着身边的警卫员说：“你来执行!”

    陈伯钧自知有罪，不喊不叫，老老实实地挨板子，当打到第20板的时候，竹板上已经沾满了血迹。有人说了话：板子打得重，一板顶5板，打20算100，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同意”的回应。事实上，大家既理解警卫员，也心痛陈伯钧。当过教师的毛泽东，巧妙地采用先生罚学生的办法，平息了一场内部矛盾，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个军事人材。

    三、长征路上“铁屁股”

    陈伯钧在长征路上，处于长征部队的最后位置，沿途不断抗击追敌，掩护中央红军北上，历经艰辛，浴血奋战，顽强殿后，因此有了红军“铁屁股”的称号。

    陈伯钧担任红五军团13师师长，湘军、桂军分数路截击红军长征队伍，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紧紧追来，红13师不断抗击，掩护军委纵队向老山界方向挺进。经过10天的急行军。部队到达湘江。湘江战役，进行得十分惨烈悲壮，8万多红军战士在湘江之畔奋战7昼夜，最后只剩下3万多人，鲜血染红了湘江水，当地百姓悲痛地感叹：“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13师是我最放心的师”，时任红1军团政委的聂荣瑧元帅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13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曾三次负伤的陈伯钧，由于长征连续作战奔波，旧伤复发，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陈伯钧调九军任参谋长，这期间，他与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将领如许世友、王宏坤、洪学智等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他们共谈军事方略，共同指挥作战，和谐共事。但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拒不北上的错误行为，以致遭到迫害打击，撤销了他的职务，贬到红军大学当教员，但他坚定乐观，有时还高歌数曲，以泄胸中郁气。他想念北上的中央红军，又担心留在南方的战友。在阿坝的雪雨之夜，遂赋诗一首：“夜来北风起/大地全变色/朔方夷民居/八月就飞雪/北望奔波者/衣食现可缺/南观平夷地/捷音何时得！？”。

    1936年7月初，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陈伯钧调任红6军团军团长归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建制。26岁当军团长，毛泽东得悉后，高兴地亲笔写道：“伯钧同志，闻你在6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们都很想念，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