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特殊的殡仪照，初步确定拍摄于1933年4月23日。照片凝固的不是一次普通出殡的瞬间，而是见证了一段悲壮历史——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壮烈捐躯六年后才得以举行葬礼。尽管照片及画面一些细节尚需继续考证，但这幅照片的背后故事激荡人心、感人肺腑。

    近年，被埋没80年的中国战地记者的先驱、“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方大曾得到摄影界、新闻界、史学界关注，特别是央视导演冯雪松先生为此出版多部著作。

    方大曾，1912年7月13日出生于北平，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取“谦逊与刚正”之意。“九•一八”事变后，小方以中外新闻社记者身份，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吁。卢沟桥事变爆发，小方发出中国新闻界第一声全民族抗战的呐喊，从此进入战时采访状态。1937年9月18日，小方从河北蠡县寄出《平汉线北段的变化》一文后神秘地失踪了，时年25岁。

    在央视导演冯雪松先生最新出版的《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一书中，考证出方大曾1933年曾拍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烈士的出殡照。当时，方大曾正在中法大学经济系读书，同学称“他是共青团的活动分子”。李大钊壮烈捐躯六年后的葬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近日，笔者多方查阅考证，并采访了李大钊的孙子李建生先生、为李大钊送葬的族侄李海涛的女儿李幼华女士，了解到李大钊葬礼详细过程，揭开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学生时代的方大曾

    央视导演考证方大曾拍摄李大钊出殡照

    《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书中写到：“在方大曾妹妹方澄敏的遗物中，保存着一张用照片翻拍的底片，是方大曾的朋友在新中国成立后转来的，据称是方大曾拍摄的李大钊先生的出殡队伍。”

    《方大曾遗落与重拾》一书介绍，照片上前面几个人身披重孝，相互搀扶，缓步在市井当中，似向摄影者的方向投来一瞥，在街边和酒肆上有人驻足观看。礼毕起灵，覆盖着绣有蓝色花朵棺罩的烈士灵柩，在群众的簇拥下，缓缓被抬出长椿寺。有人扶着李大钊的小儿子，同李夫人及其亲属紧随灵柩一起走，后面跟随着数百名送葬的群众，大家胸带白花，臂缠黑纱，一些同志抬着李大钊的画像，扛着花圈、挽联和挽词，边走边向路边行人撒传单并高呼口号……

    方大曾如何得到李大钊葬礼消息？冯雪松指出：小方有多种可能参加了这次葬礼。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老师王思华（慎明），曾受到李大钊启蒙，又是同乡，或许两个人一道前往。其次，这次行动是红色互济会出面组织的，方大曾因参与互济会的事被捕。再者，李大钊之女李星华是小方中法大学的校友，获得消息应该更直接。

    李幼华指出，文中叙述“李时雨扶着李大钊的小儿子”，实际不是小儿子，是次子李光华，当时10岁。“前些年，我看望二叔李光华时，他说‘是我摔的盆，你爸振华打的幡’……”

李建生父亲为李大钊次子李光华，他是研究爷爷李大钊的学者，李建生称是自己父亲摔盆、李幼华父亲李海涛打幡为李大钊送葬。李建生指出：“这张照片比较模糊，看不到打幡者，似乎只能看到我爸爸……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确认。如果认定是爷爷的出殡照，则是新发现，很有价值。”

    李大钊壮烈捐躯，亲友为李大钊换棺，停放浙寺六年

    综合有关史料记载及当事人回忆。

    1927年4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联合控制了北京政权。奉军进占北京后，下令通缉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大钊毫不畏惧，仍然坚守战斗岗位。1927年4月6日， 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惯例，悍然调动大批军警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60人。李大钊被捕入狱后，敌人对他酷刑拷打，他坚贞不屈。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和世界进步人士的谴责，公然组织特别法庭判处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绞刑，并于当日在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杀害。当时，在北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的何隽曾亲历现场，据他回忆，在受刑之前，指挥行刑官曾询问过李大钊对家属如何处分？李大钊说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份也，何函为？”没有为家属留下任何遗言。当天下午2时，李大钊第一个走向绞刑架，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李大钊等牺牲后，被警方装殓在薄棺之中，寄厝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派警察看守。李大钊同乡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并到长椿寺准备领出李大钊棺木。大家在征求了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意见后，决定为李大钊换棺，并募捐办理后事。李凌斗找到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讲明要购买棺材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伊寿山推荐了一口标价260块大洋的柏木棺材，因为价格太高，李凌斗说明情况，请求伊寿山降价。伊寿山“生平不识李先生，并绝对反对共产主义，因连日看报，对于其个人人格确有相当钦佩，只索银一百四十元，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也”。李凌斗走后，伊寿山又请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十几斤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给棺木上了五道漆。5月1日上午，伊寿山带领16名工人扛着棺材到达宣武门外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遗体。杠房用药水洗擦遗体，穿上九层寿衣，头戴帽子，脚穿鞋，安置妥帖，转入新棺，又用漆封上口。11时左右，又由24人抬着李大钊的新棺到妙光阁街浙寺，暂厝浙寺南院，安放祭拜。寺主人因李大钊为政府绞刑不愿收留，经多方疏通，才允许暂时停放。可没想到的是，由于政府迫害，加上时局变幻，这一放就是六年。就连帮忙入殓的伊寿山也被警察逮捕，后经保释才得出狱。

    李大钊族侄李海涛（李振华）为其送葬

    1933年，李大钊的灵柩已在浙寺停放了整整六年。为了让逝者入土为安，赵纫兰找到了周作人、沈尹默、蒋梦麟、胡适等北大同仁，恳求帮助，时任校长蒋梦麟慨然允诺。4月10日，由北大校长蒋梦麟领衔北大同仁13人联合发起，共担公葬重任。13位发起人向社会广泛地发起了捐款活动，并费劲周折购置万安公墓墓地。

    此时，中共北平地下党也秘密筹办李大钊葬礼。当时李大钊长子李葆华是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正被敌人通缉，为了保护他，不能让他出面。长女李星华22岁，但按习俗女性不能直接出面。次子光华只有10岁。李大钊族侄李振华21岁，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所以，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派李乐光与李振华联系，让李海涛以“长子”的名义出面办理为李大钊下葬的有关手续。

    李海涛原名李振华（曾用名李友堂、李华、高继祖、黎文），1912年9月出生于乐亭县胡家坨乡大黑坨村。李大钊壮烈捐躯后，李振华才知道自己的大钊叔是个了不起的革命者，他非常钦佩大叔的伟大人格和英勇献身精神，决心继承革命先烈未竟的事业。1929年春，李振华在天津中日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杨景起（李大钊的外甥）等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参加革命活动。接到通知后，李振华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为李大钊办理后事的任务。

    1933年4月，李大钊的祭日临近，在北平志诚中学高三毕业的李振华返回老家大黑坨村，把李大钊的多位遗属接到北平，安顿在铁匠胡同一个公寓内。

    1933年4月22日，在妙光阁浙寺内举行公祭。1933年4月23日清晨，蒋梦麟、马裕藻等北大同仁及教育界人士，各大中学青年学生，工人及军人700多人，陆续赶到李大钊灵前致祭，参加出殡仪式。

    李光华摔盆后，为李大钊送葬的队伍从妙光阁浙寺出发了。李振华以李大钊“长子”身份穿着孝袍，打着灵幡，走在灵柩前边。赵纫兰等乘坐一辆马车跟在灵柩后面。送葬队伍由浙寺出发，一路之上，人们高喊着口号，散发着传单，不断地有人加入，不久，人群便堵塞了马路，致使交通一度中断。虽处白色恐怖高压环境，一路上仍有许多群众团体不畏强暴地为李大钊路祭送行，祭桌上摆满了水果、糕点和醇酒。不一会儿，由教师、学生、工人和市民组成浩浩荡荡的送葬洪流，从宣武门一直到西单。人们时而高呼“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时而又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群众对反动派互相勾结惨杀李大钊及多年来不准许亲属安葬烈士遗骨愤愤不平，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卖国投降、一方面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行动，群众已经怒不可遏。加入送葬的队伍实际变成了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抗议行动。有些送葬的群众边走边撒“纸钱”，这些所谓的“纸钱”上印的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革命口号。

    在西四牌楼，送葬队伍遭遇国民党政府布置的大批军警、宪兵、特务，他们用大刀和水龙驱逐示威群众，当场抓捕数十人。后经一番努力，找回杠夫，李星华姐弟及李振华收拾起被冲散踩碎在地下的花圈、挽联和鲜花等，护送灵柩起程，直到黄昏时分才到达香山万安公墓墓地，由北大同仁扶灵下葬。

    当李大钊灵柩刚进入万安公墓时，便见一辆骡子车疾驰赶来。车上用棉袄和花圈覆盖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大字，碑额上镶刻着镰刀斧头图案。因当时的残酷环境，中共北方党组织没有公开出面，而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的名义全程参与，并以北平互济会的名义为李大钊书刻制此墓碑。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墓碑无法公开树立在李大钊墓前，这块珍贵的墓碑只能同李大钊烈士同葬于地下。北大教授、语言学家刘半农撰写了另一块纪念碑的碑文。

    李大钊灵柩下葬时，在场的人们失声痛哭。有人主动帮助亲属铲土培墓，没要一文工钱。葬礼结束后，大家强忍悲痛默默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