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以前封建社会时期，金寨是无县建制的。那个时候，金寨交通和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是处于封建的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工具简单，一些深山区甚至仍是刀耕火种原始生产方式，人民生产条件极其简陋，生活状况极其窘迫，就在那样艰苦环境下，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对人民群众实施残酷的经济剥削，还对人民群众进行极端的政治压迫。

    一、封建统治阶级对金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  

    雇工剥削

    雇工剥削是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常用形式。一是劳动时间长，剥削残酷。地主和工商业主（大都是地主阶级兼营）雇用无产者（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亦即雇农），常年日日为其耕种土地、饲养耕畜、加工土特产品、搬运、经商，创造的价值基本上被地主所占有，雇工得到的只是低廉的工资，有的只管简单的伙食。以淘铁砂炼铁为例，每个劳工每月淘铁砂、炼铁可创造价值25元（银币），扣除工人工资和燃料（木炭）等成本5元，其余百分之八十为雇主所剥削。又如，贫雇农帮地主耕作一年，工钱一般是2-3石稻谷（200-300公斤）。而一个农工至少要耕作1.5-2石田（12-14亩），收获量一般为20-30石稻谷，除去种子、畜力、农具等费用，地主剥削量亦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很多雇农终身为地主耕作，受尽艰辛，一家人还天天挨饿。又如，店员工人受资本家剥削也非常厉害，每个店员一年工钱大都在15-20元（技能高的如管账、采购等稍高些），一般只能维持两个人的基本生活。二是地位地下，管理苛刻。地主和资本家对雇佣的劳工视为牛马，管理十分苛刻，轻则扣发工资，不供给伙食；重则打骂、开除，甚至送官治罪。如，清末民初时的银山畈（现为汤汇镇管辖）3000多人口中，完全靠卖劳力的雇工即占百分之十五，他们终年为地主耕种土地、放牧牲畜，在地主的作坊里劳作，受尽压迫和剥削。资本家对店员监督也是极其严厉的，不准店员穿有口袋的衣服进店，营业时店员两手不准接触袖口和内衣，甚至店员存打烊后离店时还要遭受搜身检查，受到肆意凌辱。

    地租剥削

    土地租佃剥削是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主要形式。一是地主向无产者出租土地。地主土地多以押金形式出租给农民耕种，农民交付的押金一般相当于佃人田地常年收益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租佃契约在正常年景下规定有租佃时限，按规定交租，地主不得随意夺佃但也有的地主看佃农将田地种肥了、居住条件改善了，即以种种借口转庄夺佃，农民迫于无奈，只得请客送礼或加租加押金，才能维持原佃。有很多农民就是因加租、加押金、借高利贷致使家贫如洗，变为雇农，甚至行乞为生。农民除了押金租种地主田地外，还有以近似承包形式批种地主田地的。批种人大多是交不起押金的农民，定有收获量和上交收获量的包约，上交收获量一般比交租要高得多，约占总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二是地主除向佃农收取租课外，还要收取很多“小课"，即凡佃户种什么、养什么都要向地主交纳一部分租课，如鸡课、鸭课、鱼课、茶课、柴课、炭课等，逢年过节还要向地主“送节礼”。三是地主对佃户还进行劳务剥削，佃户要承受地主摊派的各种劳役，如砍柴、烧炭、搬运、抬轿等。地主家红白喜事，更是佃农们的灾难，除了送礼，大量的活计都由佃户们无偿劳作。因为金寨地区土地中八分之八十被地主、富农所有。根据1930年乡、村苏维埃政府调查，金家寨、石峡口、古碑冲、南庄畈、司马岭、响山寺等地有田地1.1万余亩，地主占有百分之五十二，富农占有百分之二十九，自耕农、半自耕农仅仅占百分之十九。汤家汇乡有田6300余亩，地主、富农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中一廖姓地主又占地主、富农占有数的三分之一），祠、庙田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自耕农、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二点二五。银山畈一带各阶层人口及其占有田地的比例是：地主人口占百分之五，占有田地百分之七十八；富农人口占百分之十，占有田地百分之十二；中农人口百分之二十，占有田地八分之八；贫农人口占八分之五十，占有田地百分之二；雇农人口占八分之十五，无地，赤贫。此外，地主、富农还拥有大部分山场和森林，由佃户育苗、栽苗、采伐，收入全归地主所有。佃户仅能在采伐过的山上套种一些旱粮，但当年即要垦复植树，3年停种还林。

    高利贷剥削

    高利贷实际是地主通过信用手段剥削农民的一种形式，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狠毒的是“印子钱”和“买青苗”。“印子钱”，即放贷者在借贷之始即向借贷者扣除百分之十的利钱，即借1000元只得900元，然后每日还40元,25天本利还清。即只有25天时间，债主得百分之十 ,250天本利翻番而且贷户每日还本，高利贷者又可继续放贷。“买青苗”，即每当青黄不接时，地主以“买青苗”方式向农民放贷，庄稼成熟时以收获物抵债。这种借贷周期短（青苗成熟前至庄稼成熟，一般在两个月以内）、利息高，农民称借这种钱为“度命钱”（因青黄不接，不借即会饿死），又称“断命钱”（把即将成熟的庄稼一部分贱卖给地主。顺了眼前命，断了秋后粮）。南溪大埠口大地主陈玉英在每年青黄不接时便屯积粮米、抬高粮价，大量放贷，向农民“卖青苗”。贫苦农民为了度命，只得“买青苗”借贷。当地有民谣唱道：“南溪大埠口，任你百里走，不欠陈玉英一石，也欠陈玉英八斗！”“笑面虎陈玉英（陈外号陈善人，义名笑面虎），年年来买青，说是为穷人，实是把人坑！”陈玉英就是通过这种残酷的剥削方式发了大财，兼并了贫苦农民大量土地。那个时代，贫苦农民每遇地主加租加押金或天灾人祸，交不起租，度不了日子时，便向地主借债。有些地主便以租转贷剥削农民，借贷利息高得惊人，有的一年过后利息即超过本金。很多农民因借贷而破产，甚至卖儿卖女，沦为乞丐。
苛捐杂税和兵丁夫役的盘剥

    旧政府当局的苛捐杂税更是农民头上一把尖刀。金寨地区有“穷人头上 3把刀：租课重、利贷高、苛捐杂税赛牛毛”的民谣。民国初期，战乱频仍，各种税赋更加繁重，除清末一些规定照收外，又增加了人头税、户口税、屠宰税、印花税、棉衣捐、猪牛税、团防捐、犒赏费、枪支子弹费、保甲经费．衙门里的差役下乡送信传话，还得送“草鞋费”，名目之多，不胜枚举。

    兵丁夫役也是农民一项沉重的负担。民国以后，政府的兵员主要靠抽丁，一般是男性青壮年兄弟中两丁抽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士兵实行法西斯统治，人民群众视抽丁如断命，因而名曰“抽”，实靠武装抓捕，所以抽壮丁又称“抓壮丁”。有权势的不抽或贿赂免抽，或出钱买丁服役，因而服役的人大多是贫苦子弟，有的穷人家青壮年怕抓丁，终年四处流落，不能安居；有的则自伤残疾，如刺伤右眼、断掉食指等，以避抓丁。被抓去的“壮丁”都像犯人似的，用绳子绑其左臂，数十人连在一起武装押送，以防逃跑，稍有反抗，即遭皮肉之苦。亲属为使亲人少受苦难，往往多方筹措，贿赂当地官绅和押送差役。1914年秋，杨店（今响洪甸水库淹没区）潘国祥因怕抓丁，终年在外帮工躲藏，潘母为了一家团聚、谋得儿子回家务农，卖了一条耕牛，所得20块银圆全数贿赂地方官员，可当潘国祥回来过年时，中途又被抓去（名曰抓“飞丁”）。在押往六安途经香火岭（现名鲜花岭）跳崖逃跑，后被抓回活活打死。

    农民承担的夫役非常沉重。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十分非常落后，国民政府和军队的物资钱粮，均靠民夫肩挑转运。每一农户一般一月一次长夫、两次短夫，长夫送到县、州或省城，每次往返都在半月左右，干粮盘费一切自备，均有武装押送。晚上歇息时集中关押，形同犯人，常有民夫中途累死、饿死。短夫一般送往县内某地，一两天即可返回，也是盘费自备。

    二、封建统治阶级对金寨人民群众极端的政治压迫

    封建的政治压迫

    系统的封建政权压迫体制。民国初年，政权机构名称有所改动，县以上称“政府”，县以下称“公所”。虽有多次变动，但基本格局无大变化，县下设区，区下设联保和保。不久，联保改为乡，乡下设保，保下设甲，形成了县、区、乡、保、甲的系统封建政权体制。这种体制，实质上就是与封建的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统治机器。出任县长、区长、乡长、保长者，都是大豪绅地主或与上层官府要人有亲朋关系的官僚客。层层设立武装加重压迫。为了管理地方事务、催索钱粮、征集兵差夫役，县、区、乡、保均设有武装组织（通称民团），县有民团大队（亦称自卫团），区有中队（亦称团防局），乡有乡警，保有保丁（亦称小保队）。比较集中的集镇，官商大贾还成立有保护他们利益的武装组织——商团。一些豪门富户借保卫身家之名，成立护庄队。这些武装团体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