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8月毛主席在南巡过程中，与林彪一伙的这场斗争，从战略上来讲，是正义与非正义、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的斗争；从战术上来讲，是斗智斗勇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大获全胜，林彪一伙则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纵观我国我党的历史，毛主席带领我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有多少艰难险阻难住了这位审时度势，足智多谋，机动灵活的军事家呢！蒋介石纵有数百万大军，在井冈山没有围剿的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没有围追堵截住红军，在延安也没有封锁住只有几万人的八路军，反而使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日益壮大，越战越勇，最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也推翻了蒋家王朝。在我党的历史上，历经十余次党内的路线斗争，又有几人能胜过毛主席呢！因为，毛主席历来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以光明正大的无私无畏精神面对一切挑战。所以，任何以搞阴谋诡计为手段，以谋取私利为目的对手总是会以失败而告终。

    应该说，林彪等人还是惧怕毛主席的，也知道自己不是毛主席的对手，但权力的诱惑又使他跃跃欲试，本性决定了他最终失败的结局。

    从1969年10月“第一个号令”开始，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明目张胆地国家权力之争，就使林彪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这就叫做一步走错，步步走错，最后只能是孤注一掷，自寻死路。1971年9月13日这一步，实际上是他惧怕毛主席的集中表现。假如林彪没有走错前面的几步棋或是悬崖勒马，回到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来，其结果就不一定是“9·13事件”的结果了。

    在党的九大前后，毛主席考虑到“文革”初期实行的“三支两军”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能出现枪指挥党的不正常现象。毛主席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注1）所以，毛主席在这次南巡时说：现在有个口号，叫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要加一条，人民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后来，报刊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公布了。毛主席在扭转军队过多干预地方党委工作的局面。

    可是，林彪没有正确认识毛主席的意图，反而采取搞阴谋诡计，靠谋杀夺权的不正当手段，岂有不败之理。

    当林彪一伙知道了毛主席南巡的消息以后，总以为是天赐良机。他们害人的本性也就暴露无遗了。特别是李作鹏从刘丰那里得到了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和周宇驰9月5日探听到广州传达了主席南巡谈话的消息后，立即将“谈话纪录”整理好，将消息转给在北戴河的林彪。

    据一些资料记载：了解到毛主席的南巡讲话，使林彪及其党羽大惊失色，惊恐不一，几近疯狂。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写下了他的一道手令：‘盼照立国、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注2）

    这时，毛主席还在杭州。也就是在林彪下达“手令”的当天深夜，闻到了火药味的毛主席神秘莫测地将他的专列从笕桥机场附近的支线调到了绍兴附近。这一举动，使窥视着毛主席一举一动的林彪党羽，就摸不着了头脑。

    “9月9日，叶群在北戴河频繁地与在北京的黄、吴、李、邱打电话，并要吴法宪准备好三叉戟。

    自9月8日下达政变手令以后，林彪和叶群紧张的注视着武装政变的进展情况。但一直到9月10日晚，林立果的“联合舰队”还没有最后确定谋害毛主席的具体办法。叶群决定向政变队伍“抽鞭子”。9月11日，叶群先给林立果打电话，发了一通火，紧接着又打电话给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飞，又是威胁又是利诱：“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们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

    王飞见叶群火气不小，急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没有想到活到快50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听出了王飞的心虚，进一步打气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紧接着又胁迫说：“你们忙乎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好不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

    王飞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又不满地说：“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指毛主席）到了我们的根据地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叶群在抽了一顿鞭子之后，又装出一副体贴下属的腔调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

    来自北戴河叶群抽鞭子的电话，把林立果一伙抽的鸡飞狗跳，政变工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王飞立即赶到西郊机场，同早在那里的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等人密谋了在沪宁铁路谋杀毛主席的计划：

    一、用火焰喷射器和40火箭筒打毛主席的专列或用一00高炮平射打火车；
    二、把专列附近虹桥机场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际动手；
    三、让王维国戴上手枪，乘毛主席接见时，在火车上动手；
    四、让鲁珉开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或是在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上安放炸药，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炸掉毛主席的专列。

    林立果还规定：只要上海一打响，就用暗语通知北京，由王飞在北京带人攻打钓鱼台等中央领导住地。（注3）
就在林彪一伙到处“抽鞭子，鼓劲打气”，加紧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加快武装政变步伐的同时。毛主席在杭州及从杭州到上海的沿途也在谋划着对策。他要用睿智再一次战胜邪恶。

    到了上海，专列仍然直接驶进了以往常去的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线。乍看起来，与以往南巡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尽管当地有关部门去了很多的车辆（当时，我从列车窗子里看到站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型号的车辆，比以往的接站车辆多了许多）去接主席下车。可是，主席就是不下车，而是在列车上找有关人员谈话。九月十日晚上，毛主席在专列上会见了马天水、王洪文和王维国。

    王维国当时是空四军政委，林彪的死党。张耀祠回忆说：毛主席并没有要求我们对王维国进行检查，因此无法证实王维国是否带枪上专列。不过，王维国看到我们这些荷枪实弹、训练有素的警卫战士，他也做贼心虚，更明白他刺杀毛主席后当替罪羊的后果。从时间上推算，也可能他还没有接到林立果的指令，最终，他没有动手。而且，九月十一日第二次会见时，毛主席没有再让王维国上专列，只是在专列上会见了许世友、王洪文。

    论起毛主席与许世友相互信任的关系，很多人都比较了解，从长征过后毛主席给许世友改名字起，两人就逐渐建立起了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革命友情和依存关系。建国后，每当革命的历史关头，两人的这种关系就会加深一层，到关键时刻，有时主席还会把许世友请到中南海里住一段时间。

    1971年9月10日，在毛主席到上海前，又一次想到了许世友，他决定把自己最可以信赖的徐世友从南京调来。这天上午，主席让身边的人员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并让他通知许世友，立即到上海主席的专列上来。毛主席从10日22点左右等到1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才来。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

    8月31日毛主席到达南昌后，曾把徐世友叫去，进行过二次谈话，仅隔11天，再次约许世友到上海。毛主席这两次约见许世友，不仅时间、地点不同，谈话的内容和目的也不尽相同。

    据说，当时许世友到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过了很久才找到他。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这是毛主席在提醒许世友要提高警惕。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得对，内疚地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

    许世友爱打猎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他经常随身携带着猎枪。十天前在南昌时，毛主席第二次要找他谈话，结果他出去打猎了，工作人员颇费周折才找到他打猎的地方。这次，听到毛主席叫他，仍然是扛着猎枪、穿着草鞋，坐飞机来到了上海。

    他在停靠主席专列的站台外边下了吉普车，由警卫员扛着猎枪就向主席的车厢走去，刚到站台毛主席列车的跟前,就被我们一中队的外围哨兵给拦住了,因为许世友是带着猎枪来的。经请示后才放过去。当然，许世友是不可能带猎枪进主席车厢的，上车前我们就安排他的警卫员带枪在其它地方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