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沟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红军广场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旧址

    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以自我革命重要特点之一的南下北上之争，起于甘牧、阿坝，终于雅安芦山，并最终以芦山县召开的任家坝会议为标志取得了胜利。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南下北上所作的艰苦斗争，统一了南下红军思想，结束南下错误，重新北上抗日的历史，是一段中共党史上不可或缺的自我革命的典型案例。而朱德的一面讲团结，一面讲斗争的“转寰”艺术成为我党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朱德南下芦山的党内自我革命过程可分为“三步曲”。

    一、南下过程中朱德同张国焘即讲团结又讲斗争赢得了说服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机会

    大家对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大肃反”的历史的残酷性应当清楚，如果朱德对张国焘的态度“冷硬甚至对立”，激怒了张国焘，那么很有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朱德了。这一点，从朱德后来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去同中央会合时，他对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全师以后，张国焘凭借军事实力，大肆向党要权争权甚至另立中央的紧要时期，朱德尽管意识到张国焘的行为性质恶劣，但他始终坚持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四方面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因此采用了既讲团结，又讲斗争的自我革命的斗争方式。徐向前回忆道：“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不敢把事情做绝。

    正是朱德这种“转寰”的艺术斗争，使朱德获得了机会和时间，深入做广大四方面军指战的思想工作。

    二、“釜底抽薪”无动声色地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的工作为最终胜利奠定基础

    最初，朱德通过康克清等身边人员向南下红军广大指战员传递信息，艰难地做四方面军的工作，张国焘察觉后，把朱德身边工作人员逐渐进行更换，甚至就连康克清都被调到省委党校工作，每周才能与朱德见一次面。到了芦山以后，随着战局形式势的改变，朱德的工作条件、环境了改变了不少。据傅钟《征途集》回忆，当时，被扣押的廖承志也获得了一些自由，可以参与工作，他们利用在芦山飞仙关打下的敌人飞机零件组装成收音机，廖承志懂10多个国家的语言，他们收听其他国家的节目，知道了北上红军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大大鼓舞了南下红军士气，通过收音机，他们也知道了国际反法斯的战争形势，知道了中国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这些信息通过小报或口讯迅速在四方面军传播，使广大四方面军逐渐意识到张国焘南下的错误和中央红军北上的正确，为下一步任家坝会议统一思想作好了铺垫。

    斗争中，朱德还始终和党中央保持联系，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有效地开展对张国焘的斗争和对四方面军的思想工作。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作战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这样，也为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